论扬雄“在夷貉则引之”的民族思想

扬雄重视民族问题,提出了“在夷貉则引之”的思想,主张向周边民族地区传播中原先进文化。他写作《方言》一书,就是出于向周边民族地区传播中原文化的需要。扬雄主张用儒家思想引导周边地区人民进入礼仪文明社会,这一思想是对儒家“大一统”思想和“华夷之辨”在其所处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在当今仍有借鉴意义。     

宋金元时期民族观念的演化

中国传统民族观念在宋金元时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宋代士人继承隋唐以来的民族观念，通过文化论述以区别华夷；金、元易代以及宋、元鼎革时期，传统纲常里的忠君思想高涨，渐渐凌驾于士人心目中的华夷大防之上；而到由元入明之际，决定士人政治抉择的主要因素已是君臣大义而非华夷之辨，华夷之间的界限，呈现出逐渐模糊的趋势。     

明成祖民族关系思想述论

明成祖在位期间与北方蒙古、东北辽东、西北藏区以及南方等少数民族都有接触,他在总结和继承前朝民族关系思想的同时,在实践中形成内容丰富的民族关系思想,主要包括“华夷一家”“厚往而薄来”“逆命者必歼除之”“因俗而治”等。明成祖的民族关系思想源于儒家“大一统”思想,也与个人的性格、经历和政治信仰有很大关系。     

华夷之辨与西方及孙中山民族主义之区别

"华夷之辨"的思想是《春秋》大义之一。所谓华夷之辨,是要辨明诸夏(华夏)与夷狄之间的不同。华夷之辨是道德之辨和文化之辨,而不是种族之辨和民族之辨,华夷之辨无种族主义色彩,华夷之辨也无民族主义色彩。孙中山之民族主义完全是来源于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民族国家思想和理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彻底背叛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华夷之辨"的思想,孙中山之民族主义异于"华夷之辨"。凡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之论者皆失之。     

论丘浚的民族思想

丘浚的民族思想包括 :“内华外夷” ,其目的是为了强化民族心理和解决民族融合问题 ;“因俗制宜” ,根据少数民族的具体情况确立的管理原则 ,目的是消除族群矛盾 ;“兼爱华夷” ,从宇宙观的高度承认各民族的生存权利 ;“以守为本” ,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上的防御性的战略方针 ;“推诚与人” ,民族交往的基本原则。     

先秦儒家的民族观

先秦儒家民族思想的核心内容包括“华夷之辨”和“用夏变夷”两个方面。孔子“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主张,是“华夷之辨”思想的具体反映,它具有以华夏为中心甚至歧视夷狄民族的色彩,同时又具有反对外来干涉、侵扰的性质。孟子对儒家民族思想最重要的发展,是明确提出了“用夏变夷”的概念。而《公羊传》中的“大一统”、“尊王攘夷”和“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则反映了公羊派的民族观以及处理夷夏关系的基本原则和方针。     

从《益部耆旧传》到《三国志》:陈寿的“天下”建构与三国文学谱系整理

从泰始五年(269)任巴西郡中正开始,直至太康三年(282)授长广太守,陈寿担任佐著作郎和著作郎达十余年。十余年中,陈寿不仅得以遍阅国家藏书和各种实录、档案,也通过从《益部耆旧传》的编纂到《诸葛亮集》的编纂,实现了史学观念与视域的转变,走出“益部”与“地方”,建构起了适应新的统一王朝的天下观,并最终通过《三国志》精心的体例设计表达出来。《三国志》于《魏书》中以《王卫二刘传》专录文学人物,成为《三国志》中事实上的《文苑传》,而于《蜀书》《吴书》中则不立文学人物专传,仅以随文指点的方式书写蜀、吴文学,呈现蜀、吴文学概貌。《三国志》以此方式整理三国文学谱系,建构出以曹魏邺下文学为主,蜀、吴文学为补充的三国文学格局。这一格局既客观反映了三国文学的历史实际,又与《三国志》宏观的“天下”体系相符合。其杰出之处体现在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对邺下文学主流地位的承认和谱系的准确建构,二是对蜀、吴文学成就的客观判断和准确书写。对“益部”或者蜀汉在其“天下”与“三国”体系中的客观定位,是陈寿完成《三国志》“天下”建构与三国文学谱系整理的重要基础,而陈寿走出“益部”、完成从“我者”到“他者”身份的转变无疑是...     

论西南方志中的民族思想——以常璩《华阳国志》为例

西南地区的方志对民族情况常有记载,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地方志《华阳国志》亦如此。文章根据《华阳国志》的相关记载,从夷夏观、民族一统观、西南民族地理观等方面分析了作者常璩的民族思想。常璩的民族思想既对儒家传统民族思想有所继承和运用,也对区域民族地理观的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华阳国志》反映的"华夷有别"、"用夏变夷"、民族一统等民族思想在以后的方志中多有体现,并一直延续至清代。     

荀子民族观初探

由于受时代背景、个人经历以及学术渊源等方面的影响,荀子形成了以文化区分华夷、重视礼乐教化、因俗而治、四海之内若一家的民族观念.虽然不能摆脱历史的局限,但其宽容开明、兼容并济、和谐一统的民族思想仍对后世民族政策的制定、民族融合的深化以及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有积极进步的意义.     

《三国志补义》的内容与特色

康发祥的《三国志补义》是清朝学者众多《三国志》注中很有特色的一种,它打破了《三国志》诸多注本注重增补事实而轻视阐发义理的做法,在校勘文字、解析事实的同时,表达自己对三国历史、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三国志注》的见解,拓展了三国文化研究的领域。     

《三国演义》(毛宗岗本)中的曹操也是正面人物形象

曹操是我国历史上一位具有雄才大略、颇有作为的地主阶级的杰出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对当时社会和民族的发展、文化的发展,都是有贡献的。这在史学界大概已成定论。但《三国演义》里的曹操,却还在被误认为是个“粉面奸臣”,这实在冤屈他了。其实,我们细读《三国演义》,再和陈寿的《三国志》以及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对照来看,可以发现,《三国演义》中的曹操也并不是个反面人物,而是基本上属于功过并存,功大于过的正面人物。 如众所知,《三国演义》材料的主要来源,是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的注引。我们细读《三国演义》,不难发现,有关曹操的叙述与描写,在许多重大事件和情节上,甚至包括某些细节,是基本上忠实于《三国志·武帝纪》和裴松之注引的史实的。陈寿     

从《三国志》史评看陈寿的政治思想

根据《三国志》卷后的陈寿“评曰” ,对陈寿的政治思想进行梳理 ,提出在陈寿的政治思想中有较明显的复古倾向 ,诸葛亮的治国为其理想的社会政治秩序 ,他还提出了从皇帝到各级官吏的行为规范及天下唯有德者居之的思想 ,最后对其政治思想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作了分析     

略论《三国志》裴松之注的史料价值

陈寿《三国志》叙事过于简略 ,对所据旧史删削失当 ,以致三国史实不明之处甚多。刘宋时期 ,裴松之参考群籍而为《三国志》作注 ,补充记载了大量的关于魏、蜀、吴三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民族融合等方面的珍贵史料 ,从而完善了陈寿《三国志》的史料体系     

“包容”与“局限”——论雍正帝民族观念的双重性

入主中原并统一全国的满清政权为了缓和满汉矛盾,逐渐形成了"天下一统、华夷一家"的民族观念。雍正帝在《大义觉迷录》中对这一观念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主张"摒弃华夷之辨,合中外为一家",与前朝相比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与包容性。同时,受限于雍正帝自身所处位置与当时政局形势,这种貌似极具"包容"的民族观念并非提倡各民族完全平等,具有一定的前提性与局限性。因此,雍正帝的民族观念展现出"包容"与"局限"的双重性,并在其用人标准与改土归流等执政对策上均有体现。     

谯周与陈寿

文章对蜀中同时出现的两大史学家谯周与陈寿进行了研究 ,对谯周的史学思想与政治见解作了客观评价 ,尤其对劝降主张和归晋见解予以历史评析 ,作出公允判断。陈寿是谯周的学生 ,文章对陈寿修《三国志》的成就给予高度肯定的同时 ,也对所谓的“正统”观念和“曲笔”“回护”予以辨析 ,指出《三国志》的信史价值     

巩固与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关系

民族关系是民族间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生活诸方面的社会联系,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民族关系受社会制度的制约,又反作用于社会制度。我国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是由我国的国情所决定的,既有现阶段的历史,也有古代的渊源,因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观念现代化与民族地区现代化——民族地区经济落后的原因及对策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既有历史上的原因 ,又有自然环境的原因 ;既有旧制度的原因 ,又有观念落后的原因。在新的历史时期 ,观念落后是制约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因素。要改变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落后状况须政策扶持 ,更须观念更新 ;要“治标” ,更要“治本”。     

林则徐华夷思想浅析

林则徐是鸦片战争时期中外交往事务的重要参与者,他的华夷思想在其处理对外交往事务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概括来说,林则徐的华夷思想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即"天朝上国"思想、"柔夷"思想、"夷分良莠"思想和"师夷以制夷"思想.林则徐的华夷思想相较于传统华夷观念已经有了变化,但他对西方的认识始终未能摆脱中国传统思想的束缚.这使他的华夷思想既具有开放性,又具有保守性.     

民族地区村落家族的特性分析

民族地区的村落家族作为一种传统的非正式的组织力量,既有与汉族家族相同的一面,即血缘纽带是它们的生物逻辑,亲属关系是它们的社会逻辑;又因其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背景,而在组织形态、内部治理和文化表征上体现出少数民族的文化基因。     

台湾百年话剧中的民族寓言

民族寓言是民族叙事的一种独特形式,台湾百年话剧的民族寓言包括原型叙事、历史叙事和乌托邦叙事等。原型叙事作为文化记忆与集体潜意识的民族寓言,体现在《琴韵千秋》《楚汉风云》《和氏璧》等剧目中,知音、君子、英雄等“原型”意象隐藏着文化特质和人格,以新型话剧形式,延续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和文化精魂。历史叙事作为历史记忆与现代转型的民族寓言,体现在《国姓爷》《阉鸡》《胜利进行曲》《光复进行曲》《牛犁分家》等剧目中,以个人和家庭的故事展现台湾人民在荷占和日据时期集体的反抗斗争和后殖民论述,也展现台湾人民和祖国血脉相连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乌托邦叙事作为社会理想与现实指涉的民族寓言,体现在《猪八戒做和尚》《武陵人》《暗恋桃花源》等剧目中,“桃花源”作为中国人理想世界的象征,在台湾剧场重生,创造乌托邦叙事的民族寓言。民族寓言使台湾话剧激活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蕴含集体无意识能量,焕发出更加璀璨的理想色彩和艺术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