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夷之辨”的错误及其危害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长期盛行着"华夷之辨"的思想观念."华夷之辨"要求严格区分华夏族和少数族,夸大了二者的差别和对立.尽管"华夷之辨"的提出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这一命题本身是错误的,其危害也是严重的."华夷之辨"观念的错误在于否认民族的平等性、民族的融合性和民族间经济文化的交融性.它助长了大汉族主义,肇始了闭关自守政策,直接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落后挨打.     

17世纪以降中日“脱夷”思想的形成与影响

明清鼎革之后，中日两国围绕着“华夷之辨”而展开“脱夷”思想的建构。一方面，清统治阶层通过构建“华夷一家”而消弭“华夷之辨”的紧张性，为其统治中国提供了学理依据；一方面，日本江户学人则视中国大陆发生了“华夷变态”,并由此塑造“日本为中华”的优越论。这两种似同实异的“脱夷”思想更间接影响了西方“民族观”在近代中日的传播与演变。换言之，近代中日两国对西方“民族”观念的不同接受历程，正是明清鼎革后中日“脱夷”思想在近代的回响。     

从唐代边塞诗看唐代的民族政策--唐代边塞诗系列研究之二

唐代统治者较少歧视少数民族,实行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华夷一家、全国一体的观念,羁縻制度、和亲政策的实施,有力地促进了唐代多民族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唐代边塞诗是唐代民族关系、民族政策的形象记录,它生动反映了唐代统治者处理民族矛盾、解决民族冲突、实行民族统治的政策,真实再现了唐代化干戈为玉帛的民族关系.     

荀子民族观初探

由于受时代背景、个人经历以及学术渊源等方面的影响,荀子形成了以文化区分华夷、重视礼乐教化、因俗而治、四海之内若一家的民族观念.虽然不能摆脱历史的局限,但其宽容开明、兼容并济、和谐一统的民族思想仍对后世民族政策的制定、民族融合的深化以及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有积极进步的意义.     

元代史学领域的"华夷"、"正统"观念

在对元代史学领域的"华夷"、"正统"观念进行梳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华夷一家"观念在元代中后期于思想领域所获取的主流地位,并分析了这种转变的原因。     

“华夷之辨”对民族融合的影响——兼与刘锋焘先生商榷

“华夷之辨”的核心是文化之辨,强调保卫先进的华夏文化以求发展,反对屈从落后的夷狄习俗而倒退苟安。这一观念,促成了一种凝重执著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促使了各少数民族向汉文化靠拢而融合为一个民族。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建立政权时,它成为排斥落后文化,保证中华文化传承、延续的思想武器。因此,“‘华夷之辨’对中华民族史的负面影响”之说需要商榷。     

宋金元时期民族观念的演化

中国传统民族观念在宋金元时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宋代士人继承隋唐以来的民族观念，通过文化论述以区别华夷；金、元易代以及宋、元鼎革时期，传统纲常里的忠君思想高涨，渐渐凌驾于士人心目中的华夷大防之上；而到由元入明之际，决定士人政治抉择的主要因素已是君臣大义而非华夷之辨，华夷之间的界限，呈现出逐渐模糊的趋势。     

论传统华夷观对晚明辽东民族关系的影响

华夷观念是基于华夏文化优越感而产生的一种“华尊夷卑”的思想偏见。传统华夷观下的晚明统治者,对辽东蒙古、女真等少数民族施行政治歧视、经济垄断、军事打击和文化输出等一系列民族政策,致使辽东地区民族关系持续紧张,民族矛盾日趋激化,对辽东民族关系的影响深远。     

“九一八”后“民族复兴”话语下“中华民族意识”的讨论

"九一八"后,中国面临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知识界在讨论"中华民族能否复兴"和"中华民族如何复兴"的问题时,一些人把目光聚焦于"中华民族意识",认为只有培养和提高国民的民族意识,才能挽救民族危亡,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并提出了种种培养和提高国民民族意识的建议和主张。尤其是针对当时存在的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或地方)民族主义两种错误的民族意识,他们强调加强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团结,培养和提高整个中华民族而非某一民族的民族认同和民族意识的重要性,并接受了"中华民族是整个的"思想。这是"九一八"后知识界认识上的一大进步,它不仅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团结,有利于揭露和挫败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分裂中华民族的阴谋,而且在"中华民族"观念及其内涵的发展与演变历程中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思想意义。     

论清朝统一新疆对新疆民族关系的影响

清朝统一新疆以后,逐渐以民族“大一统”观念取代了以往的“华夷之辨”。同时在吸收借鉴历代封建王朝统治众多少数民族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元明以来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的同时,又因地制宜地采取了一系列具有当地当时特点的民族政策,使其深入人心。虽然其民族政策具有以满族统治者的民族利益为最根本、在维吾尔族聚集的南疆地区实行汉回隔离政策等局限性,但从总的方面来讲,是加强了新疆诸族与内地以汉族为主的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密切了新疆各族人民之间的关系,以及有效地抵御了外来侵略。     

论清初西北边疆民族政策的指导思想

清朝重新统一西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以后,出于稳定边疆形势、维护领土完整的施政目的,制定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其中,大一统观念是清朝制定民族政策的思想基础,极力淡化华夷观念是清朝民族政策的指导方针,"德足绥怀,威足临治"是清朝处理民族问题的总方针,因俗而治是清朝制定和实施边疆少数民族政策的基本手段.     

儒家民族观的形成与发展

夏商周三代的内外服官制度,形成了诸夏与四夷不同的臣服和纳贡关系,并由此产生了民族观念和夷夏有别思想。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民族观以性相近论为基础,以仁爱为指导,以是否符合礼义来作为区别华夷的标准,主张用夏变夷,修文德来远人。之后的儒家坚持先儒大一统思想,反对夷夏大防,主张兼容并包、民族融合,并通过理论实践和学术讨论,对儒家的民族观作出了重大的发展。     

清朝多民族“一体论”及其政策实践研究

[提要]有清一代,清朝统治者面临以“夷狄”统治“华夏”、以“少数”统治“多数”的现实,为了实现对全国各族人民的统治,他们采取了兼顾利益和平衡关系的策略,一面反复强调“满洲根本”“首崇满洲”的基本国策,一面又不断强化“满蒙一家”“满蒙一体”“满汉一家”“满汉一体”的民族观念。在推进“一统中国”的进程中,清朝统治者提出了多民族“一体论”,从思想文化、用人制度、经济生活、民族关系诸多方面制定政策并付诸实施,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社会矛盾、巩固了政治统治,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满、蒙、汉等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推动了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从“自在”走向“自觉”的历史进程。     

“一带一路”中民族教育的开放式发展:使命担当与路径构建

"一带一路"是造福沿线人民共同福祉的筑梦空间,在为民族教育发展带来大契机的同时也赋予其开放式发展的新主题。因此,深入探讨民族教育的使命与路径是这个时代民族教育研究的一大任务。开放的民族教育包容民族差异、讲求协调发展,能够促进民心相通。民族教育厚植并反哺于"一带一路",担负起成就民心相通、跨国人才培养、资源共享和民族福祉的新使命。新的历史使命决定了民族教育自身开放式发展的特质,打造民族教育发展新联盟、共享民族教育新资源、共创民族教育新前景等路径将精准服务于"一带一路",彰显民族教育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潜能。     

明成祖民族关系思想述论

明成祖在位期间与北方蒙古、东北辽东、西北藏区以及南方等少数民族都有接触,他在总结和继承前朝民族关系思想的同时,在实践中形成内容丰富的民族关系思想,主要包括“华夷一家”“厚往而薄来”“逆命者必歼除之”“因俗而治”等。明成祖的民族关系思想源于儒家“大一统”思想,也与个人的性格、经历和政治信仰有很大关系。     

中国古代“三代”“四代”历史意识溯源

《尚书》在中国学术史上,最早按照虞、夏、商、周四代的顺序编纂,这种"四代"观念多见于先秦古籍,应是春秋战国时代才形成,是反向构筑起来的华夏历史系统,即由周、商、夏依次上溯而至尧、舜时代,体现了华夏历史意识。这种历史意识的内涵是:历史是在"天下一统"的情形下运行的,历史的主体是"一统"的华夏民族文化共同体,而不是分裂的各个小族群。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华夏历史意识也是一种"大一统"政治观,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华夏历史意识还与"华夷之辨"密切相关。《尚书》"华夷"思想以文化为根本标准,并没有绝对的血缘界限和地域区隔,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灵活性,与现代民族意识有很大不同,这是王道史观最重要的体现之一。     

西汉前中期的夷狄观与民族政策之演变

西汉前中期,在对待民族关系的问题上,存在不同的意见。或以各民族为平等的政治实体,或坚持“华夷之辨”,或主张建立以“五服制度”为核心的册封体制。此几种思想观念随着历史的发展互相作用,逐步演变,并深刻影响了这一时期民族政策的制定与调整。     

《三国志》民族书写与陈寿民族思想的双重性

《三国志》的民族书写与陈寿的民族思想密不可分。《三国志》设立《乌丸鲜卑东夷传》的民族传记书写、体现少数民族独特文化及汉化过程的民族文化书写、反映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民族关系书写均体现了陈寿民族思想既有华夷之辨意识又有华夷一体倾向的双重性。复杂的历史环境、深厚的学术思想渊源、自身的学习经历共同造就了陈寿的复杂民族思想。陈寿的民族思想既有其时代局限性,又有较高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人民性”与“人民国家”主体想象——中国当代文学“人民性”话语历史考察之一

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中心话语,"人民性"不仅是一种文学立场或观念,也是对于"人民共和国"主体的想象,并参与和支配着20世纪5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的建制与生产。从"国民性"的知识分子启蒙叙事到"人民性"的国家论述,表征着20世纪中国新文学主体想象发生了深层的衍变,也表征着作为"普遍现代性"的"民族国家"观念在近现代中国社会变革中的另种可能性。     

论西南方志中的民族思想——以常璩《华阳国志》为例

西南地区的方志对民族情况常有记载,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地方志《华阳国志》亦如此。文章根据《华阳国志》的相关记载,从夷夏观、民族一统观、西南民族地理观等方面分析了作者常璩的民族思想。常璩的民族思想既对儒家传统民族思想有所继承和运用,也对区域民族地理观的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华阳国志》反映的"华夷有别"、"用夏变夷"、民族一统等民族思想在以后的方志中多有体现,并一直延续至清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