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文学理论批评文体的演进

近代以降,中国古代文论文体逐步向近代化、正规化发展.其演进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这四个时期的界限划分虽然有模糊之处,各个时期之间有所交错,但文学理论批评文体发展的轨迹是很清晰的.经过这四个时期,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时,文学理论批评文体以白话文为突破口,全面突破旧的形式,迅速向现代文学理论批评文体转变.     

新鲜·犀利·灵动─—谈李健吾的文学批评个性

李健吾，是现代中国风格别致、个性鲜活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在社会学批评曾几成为现代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主导思维与文本形式的背景下，李健吾文学批评呈现出：敏锐的艺术触觉的直观印象式批评，用生命与情感去温热作品的“灵魂探险”式文学批评，真诚亲切、飞动灵异的批评文体三项文艺批评个性。由是，李健吾文艺批评构成现代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又一道“风景线”。     

《文心雕龙》的文章分类学"系统论"

《文心雕龙》是一部体大思精的文学理论著作,其对南北朝及以前的重要文学作品和文章做了系统科学的分析和评价.从学术传承的角度上看,刘勰吸收了挚虞等前人"文体论"的学术成果,继承了向、歆、班固的"目录学"思想;从系统论的角度看,《文心雕龙》以文章分类学和文体论为理论基础,构建了以"圣言"为第一层次,以经书、纬书、骚体为第二层次,以明诗、乐府、诠赋、颂赞等二十余种文类文体为第三层次的"金字塔"式分类系统;从方法论上看,其通过"以本统末"、体用合一的"体用论"等研究方法揭示各类文类文体生成、发展、流变的内在机制.     

论雅各布森"诗歌语法"批评

雅各布森的语言学诗学批评一直是文学理论的难点。本文通过对其诗学理论中几个重要概念的探讨分析,展示了雅各布森诗歌批评的思维逻辑和“诗歌语法”批评的操作方法。     

魏晋"自传"简论

魏晋时代,中国古典传记文学中的自传摆脱了传统史传文学的巨大压力,以独立的文体形式出现在文学创作的舞台上.论文本着文本研究的基本方法,以文体观念为基本出发点,在文中首先对中国古典传记文学分类作以梳理,明确了中国古典自传的内涵及外延;其次对"自传"这一概念作以历史的追溯,分析了魏晋自传的文体特征及发展状况;最后对魏晋自传的文体文风两方面作以深入剖析,确定了魏晋自传的文学价值与历史价值.总之魏晋"自传"在文体上已经独立,并趋向统一;魏晋"自传"是后世自传文学的典范,他规定着中国古典自传的民族特色.     

“关系结构”中的文学价值论——茅盾早期文学理论与批评的特色

当我们扫描五四时期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园地时,无论我们的视线向哪一方面展开,我们都不能不对茅盾的文学理论与批评给予特别重视·茅盾的文学理论与批评,不仅与新文学前进的脚印密切吻合,而且具有鲜明的理论内涵和理论格局。其理论内涵为:以文学的本质论为起点,以文学的价值论为核心     

"论诗诗":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诗性批评文体

“论诗诗”是中国古代一种重要而独特的诗性批评文体,这种批评文体由于借用诗的文体形式和比兴象征等艺术表现方法来品评诗人诗作,因而在点破诗学要妙、总结诗学规律的同时,具有浓郁的诗性意味。但是,从根本上决定“论诗诗”之诗性特质的则是诗论家有意择取的与逻辑推论、抽象言说相悖的直觉象征型思维方式。“论诗诗”的形成,从客观上看,是中国古代批评文体之“文学”化的历史进程和发展趋势使然;从主观上看,则是中国古代诗评家一身二任的特殊身分所致。在理论界普遍不满中国文论“失语”的今天,“论诗诗”这种富有民族特色的诗性批评文体理应经过更新和重铸而整合到我们当今的文学批评体系中来。     

2001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年度综述

本文就2001年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态势作了一个宏观的扫描。文章认为,2001年度儿童文学理论批评虽不丰厚但也有可观的收获,认为对当下儿童文学创作思潮与整体现象的关注、批评,是2001年度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话题之一;对当代儿童文学作家作品的研究,也取得了颇有价值的成果;在儿童文学文体研究方面,对幻想性文学中的童话研究有所突破。     

汉大赋欲"风"反"劝"成因探析

汉赋欲“风”反“劝”的成因,一是铺叙奢靡豪华本有文学传统;二是欲“风”之物本有可歌颂的一面,汉赋“风谏”的不是奢靡豪华而应该是法度;三是赋这一文体的写作特征就是要求夸耀“竞于使人不能加也”;四是人们认为赋这一文体的撰作目的就是“颂”;五是汉代批评家是以屈赋为标准、以诗歌批评为标准批评汉赋的。此后汉赋即转向为“颂”。     

别具风格的批评文体——简析朱光潜的“谈”理文章

十年来,我们的文学理论批评在方法上变革很大,可借批评文体差不多还是多年的老面孔。严肃规范的“论”成了我们习惯的通用文体,理论批评家们不写文章则已,一动笔就好象上台讲课,抱定那种“独抒己见,单刀独进,只求自圆其说”的说理方式,一条路走下去。这样的说理方式固然是必要的,甚至是主要的,却不应该是唯一的。对于当前理论批评文体的单一化和程式化,早就有人并且一直不断有人表示不满,并且呼唤“把文学批评的文体解放一下”。近来又有人提出,文学创作上有“俗文学”,理论批评方面也应     

“感情的批评”与“理智的硬性” ——李长之文学批评论

作为现代著名的文学批评家,李长之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是一笔丰厚的遗产。他极力张扬批评精神,追求批评的独立品格,其批评理论具有强烈的整体意识,充溢着现代气息。而感情的批评、理智的硬性、比较的批评,是他文学批评的突出特点。这使他的文学批评既具有浓烈的情感,又有着理性的自觉,既有印象鉴赏,又有分析判断,呈现出十分独特的风貌。     

“传统”包裹着的“现代”——周作人的“启蒙”文艺批评

周作人的文艺批评一直以来都是一种独特的存在，它是那么“传统”却又如此“现代”，因而分析周作人1927年以前的文艺批评及批评思想，尝试探求它既“传统”又“现代”的缘由就显得尤其必要。周作人的文艺批评可在较为外在的形式、韵味层面和较为内在的思想内容两个层面上考查。他的文艺批评在文体形式、语言韵味及审美情调上更多地汲取了传统的养分，而在批评的内容和思想上由于对“人”的发掘和关注而更多地体现了其现代特征。此时周作人的基本批评心理和态度是指向社会与人的“启蒙”，而且从启蒙的角度看周作人的观点至今都发人深省。     

古典批评文体的现代复活——以三位京派批评家为例

该文以三位京派批评家(李长之、沈从文和李健吾)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学批评实绩为例,探讨中国古代文论的批评文体能否以及如何"活"在现代,"活"在当下。李长之标举"传记体批评",沈从文选择"印象式批评",李健吾践行"随笔式批评",表面上是模拟式地学习现代西方的文学批评方法,实质上是创造性地承续古代中国的文学批评文体,他们的"西就"之路实为"东归"之途。三位批评家在中与西、古与今之间的游走,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古代文论的出路和走向有着重要启示意义和典范价值。     

论宋代文体学承前启后的地位和意义

宋代文体学介于汉魏六朝和明代两个文体集大成的历史时段中间,在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史上占据着承前启后的关键地位,这可以从文体学史、文体分类、文体批评、文体纂述体例等很多方面反映出来。总集编纂与文体分类密切相关,宋代四大文章总集中,有三部继承《文选》体例,《文章正宗》虽也以《文选》为参照系,但另开门径,创立了真氏四分法。这种文体分类方法不但在理论上普遍为人们所认可,在实践中也影响深远,历宋元明清不乏效仿者。宋代文体学的最大贡献是其文体纂述体例上的承上启下,这主要表现在类书中“文部”的纂述体例上。而宋代发达的文体批评则成为古代辨体理论的先声。     

论刘勰文学批评的“文本”精神

刘勰的文学批评有别于先秦两汉时期的“以德为本”的文学批评。贯穿刘勰文学批评始终的是“以文为本”的精神,“文”是刘勰文学批评理论的核心,也是刘勰文学批评方法论依据。刘勰文学批评中的“文本”精神是我国文学批评走向自觉的重要标志。     

从"文本"走向"生活"——消费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建设刍议

消费时代的来临改变了文艺活动的范围、性质和方式,马克思主义文论只有对此做出相应的调整才能适应文艺的新变化,保持理论的有效性。这一调整将涉及到很多方面:就思维方式而言,面临从二元对立向多元中和的转换;就知识立场而言,需要加强反思,从绝对主体走向情境主体;就批评对象而言,需要进一步拓展,从"文本"走向"生活";至于批评平台,则有着一个从文学期刊走向大众传媒的内在要求。以上几个方面仅是消费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的一小部分,要想实现理论在新世纪的更大发展,还需要更多理论家的关心和努力。     

宋代文论视野中的"趣"

"趣",作为我国古代文论的重要审美范畴,在宋代文学批评与理论视野中,首次得到大量运用与集中阐说,表现为在诗评中开始广泛出现;在诗论中得到阐说和提升;在词评中也得以引入.这标示出了"趣"作为古代文论审美范畴的成型.     

借镜西方与本来面目——朱自清的中国文学批评研究

在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中国文学批评学科建立过程中,一直面临着如何处理西方文学理论与中国诗文评传统的关系问题。这种关系,朱自清称之为"借镜西方"与"本来面目"的关系。朱自清主张借鉴西方文学理论清理中国传统的诗文评,认清其理论性质,梳理其理论系统,但也认为,在借鉴西方的同时,应该不忘中国文学批评的本来面目,要还原中国文学批评的理论问题、范畴及其历史脉络,用中国的理论间架来论述中国文学批评,而不用西方间架。他的《诗言志辨》等著作正体现了借鉴西方与本来面目的统一。     

论辩：现代汉语文论话语的重要方式

胡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点燃了围绕白话与文言展开的文学论争,论争的思维与言说方式凝结成现 代汉语文论至关重要的话语方式:论辩。论辩话语方式具有对话性、针对性、极端性三个显著特征。现代汉语语法的 系统性、词汇的口语化,以及梁启超的新文体、章士钊的逻辑文体、维新派与革命派进行的报刊大论战等多种因素, 共同培育了论辩话语方式。随着现代文学批评的展开与深入,论辩话语方式被煅造成一把典型的文论双刃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