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科研不端行为的法律规制:从行政法到刑法

文章描述了科研不端行为涉及的法律规制问题,分析了我国现有的行政法、民法和刑法对科研不端行为规制的状况,认为当前我国对科研不端行为的刑法规制不是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定,而是缺乏意识和行动。文章指出,对于遏制严重的科研不端行为,重要的不是新增法律条款,而是在于立即采取必要的行动。     

应该由法律介入的几种科学不端行为

从某个角度讲，几乎所有的科学不端行为都会直接或间接地损害他人利益，危害社会。科学研究既已成为一种社会行为，其中的不端行为也就是社会违规行为之一。对严重的科学不端行为，应该用法律进行规制。文章列举了6种应该法律化的科学不端行为，并具体阐述了其原因。     

科研不端行为的刑法规制

刑事立法的漏洞在所难免,实现科研不端行为的刑法规制不能坐等刑事立法的完善。依托现有立法资源,加强刑法解释工作,才是科研不端行为刑法规制的最现实途径。但并非所有的科研不端行为都能经由刑法解释的办法得以规制,因此,对那些不能经由刑法解释工作予以规制的科研不端行为应适时弥补立法漏洞,严密刑事法网。科学共同体不能成为刑事司法的＂特区＂,实现科研不端行为的刑法规制,当下最为重要的是坚持刑法基本原则,做到平等适用刑法。     

论科研不端行为道德法律化、限度及民法规制

法律不能对道德伦理规范进行评价。国家通过把科研行为中的基本道德上升为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科研行为规范,完成了科研不端行为道德法律化评价过程,其界限标准为是否产生社会危害性。民法通过调整性民事法律关系对科研行为进行引导,通过保护性民事法律关系对科研不端行为进行惩处和纠正。科研不端行为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形式相对单一,有待丰富和完善。     

刑法规制科研不端行为之我见

科研评价体制不合理是导致科研不端行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刑罚不可能触动或消除这一原因。刑罚自身的局限性也决定了它在防治科研不端行为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用刑法规制科研不端行为,应该坚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只有在道德及民事、行政的法律手段不足以抑制时,才能动用刑罚的方法对其进行惩处。而且,应该用理性的刑罚观对待科研不端行为,警惕“泛刑法主义”或“泛刑罚主义”。     

科研不端行为的刑法规制

近年来,科研不端行为的泛滥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科研发达的国家也已经开始运用法律．尤其是刑事法律来处理科研不端行为。科研不端行为入罪符合我国刑法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科研不端行为符合犯罪的本质特征。科研不端行为入罪应当坚持“严而不厉、宽严适度”的刑事政策,置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中。在本类罪中,应少适用短期自由刑,由罚金刑来替代,并且要完善资格刑。     

政府介入科研不端行为的正当性及界限

科研不端行为既是一个学术道德问题,也是一个法律问题。政府对科研不端行为的处理具有法律和管理上的正当性,但政府在介入科研不端行为时,必须处理好与科研单位、科学共同体之间分工与合作的关系,既不能涉及范围过广,也不能审查过深,应该主要起政策导向的作用。     

德国科学界应对科研不端行为的措施及启示

在德国应对科研不端行为,维护科研诚信的任务主要是由大学与科研机构来承担的。因为德国科学界认为,政府的管理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是效率低下的。为预防与惩治科研不端行为德国相继出台了三个应对科研不端行为的重要法规:一是,1996.12.11德国联邦最高行政法院的判决制定的处理科学不端行为的法律规范;二是,1997.11.14马普学会的评议会通过了"质疑科研不端行为的诉讼程序";三是,1998.1.19德国研究联合会的学术自我管理委员会详细阐述的"关于提倡良好科学实践和处理涉赚科研不端行为的指南"。这三项法规的出台,使应对科研不端行为成为有法可依的活动。它们界定了科研不端行为、规定了相应的调查程序、阐明了制裁的措施,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几个著名实例说明了这一点。面对科研不端行为德国科学界重自我管理、重预防和对检举者的保护、责任划分明确等做法都是富有启示意义的。     

科研不端行为的法律分析及防控机制的构建

科研不端行为是指违反科学共同体公认的科研行为准则的行为。文章在论述科研不端行为属"法律问题"性质的同时对其表现形式进行了概括。对科研不端行为的形成从利益、道德、制度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以期找寻出产生科研不端行为的根本原因。通过对产生科研不端行为原因的分析,从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和完善国内相关制度入手,对如何防控科研不端行为进行了制度上的思考。     

学术不端行为惩戒立法论纲

我国需要建立和完善学术不端行为惩戒法律制度.为便于认定学术不端行为,立法需要明确学术不端行为的定义、分类及构成要件.我国应建立统一的专门性学术不端行为惩戒机构体系.学术不端行为的调查和处理需要经过公正的法律程序,其中应特别注意完善听证程序以保障相对人的防御权利,监督学术惩戒权力的运行.学术不端行为惩戒要由法律或行政法规统一设定.对学术不端行为惩戒规则和学术惩戒行为都应该进行必要的司法审查.     

科研不端行为入罪路径探析

探寻一条科学的入罪路径是对科研不端行为进行刑事规制的前提。我国刑法的入罪路径包括司法入罪化和立法入罪化。在立法时机成熟之前,应充分利用现有立法资源,先行实现部分科研不端行为的司法入罪化。但是,科研不端行为的司法入罪化很难实现法益的全面保护,并且,某些特殊的科研不端行为无法通过司法入罪化的方式来追究其刑事责任。因而,走立法入罪化的路径,通过创设新罪来规制科研不端行为,才应是最终的选择。科研不端行为的立法入罪化不宜采用刑法修正案的立法模式,而应采用单行刑法的立法模式,并以此为将来刑法典的全面修订积累经验。     

“985”高校科研不端行为的“立法”研究

研究＂985＂高校科研不端行为＂立法＂具有重要意义。对内来说,关系到它们作为＂软法＂能否对本校的科研不端现象发挥有效的治理作用。对外来讲,关系到它们对国内其它一千多所高校以及高校之外的众多科研机构制定科研不端＂立法＂发挥积极还是消极的＂榜样＂作用。统计研究表明：＂985＂高校＂立法＂之间对科研不端的各项表现的共识度除少数外,普遍比较低;在＂立法＂用语上＂科研不端＂与＂学术不端＂并无严格区别;在＂立法＂细化程度上清华大学最高,华南理工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最低;在科研不端＂立法＂模式上存在两种模式,两者各有优劣。     

法治视野下的科研不端：成因与对策

我国科研不端的法治成因在于科研立法的短缺、执法上的失利烈及司法审查能力的缺失。科研幂端道德治理的脆弱所带来的道德失灵决定了科研不端法律治理的必要性。在科研不端法律治理方面,国外的一些做法值得我国借鉴。在我国科研不端法律治理中,应加强科研规范立法,强化科研执法,并提升科研不端之司法审查能力。     

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的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制度——以《澳大利亚负责任研究行为准则》为核心的探讨

作为澳大利亚国内最重要的国家科学基金机构,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ARC）已经构建起一套关于科研不端行为的应对处理机制．包含一系列实体性法律标准及程序规定,涉及科研不端行为调查处理的一般性程序、法律责任、违法者权利保护、程序公平等问题,其中包含着可为我国有关立法所借鉴的有益经验。     

我国大学科研不端行为的类型、诱因及后果

大学科研不端行为的类型主要有权力寻租型、弄虚作假型、重复泡沫型和追名逐利型等。科研个体主观上的科研价值认识模糊、科研规范意识淡薄、科研荣辱之情缺乏,以及高校管理体制的政学合一、高校学术职称评定的集权操作和科研纠错机制的被动无力等客观原因是诱发科研不端行为发生的重要因素。科研不端行为既践踏了科研的尊严、毁坏了大学声誉,也阻碍了科技强国,需要我们予以深切的关注。     

高校教师科研不端行为的民法分析

科研不端行为可能会引发民法上的法律后果,因此从民法视角对此类行为加以分析具有必要性。科研不端行为涉及的调整性民事关系主要包括知识产权关系与合同关系。科研不端行为所引发的保护性民事关系主要包括侵权关系、违约关系与缔约过失关系。科研不端行为所侵害的客体主要是著作权和商业秘密,能够引发违约与缔约过失的具体科研不端行为主要包括刺窃、伪造、一稿多投,可能引发的民事责任形式体现为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教、赔偿损失。     

我国科研不端行为惩戒制度缺失论析

我国科研不端行为惩戒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惩戒制度没有遵循平衡的理念;科研不端行为界定不统一、构成要件欠缺、没有区分道德和法律两个规则体系中相同用语的不同含义;缺少对惩戒组织相互配合协作、相互监督制衡及案件管辖的规定;缺少统一的正当的科研不端行为惩戒程序;惩戒责任的立法没有搞清法律主体之间的不同法律关系;应该建立具有法定效力的科研人员行政申诉制度并对科研不端行为人予以司法救济。未来的科研不端行为惩戒立法应该以国务院制定专门的《科研诚信监督管理条例》为重点,构建行政法律、民事法律、刑事法律为一体,与科研共同体的内部规范相协调的惩戒规则体系。     

利用计算机技术防范学报学术不端行为

对于学术不端行为防范问题,多数专家学者都是从作者不端行为防范入手,防范策略也多从制度层面、道德约束、编辑策略等方面进行探讨。本文在探讨作者学术不端行为及其防范的基础上,试从编辑学术不端行为及其防范展开研究,重在探讨利用计算机技术防范学报学术不端行为。     

瑞士科研不端治理机制及启示

瑞士的科研不端治理模式是以科学界自我管理为主导的单层管理模式,科研资助机构与科研承担机构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并成立独立的执行机构对本部门的科研不端事件展开调查。其中,国家科技基金会的做法是在借鉴国际标准与德国经验以及瑞士科学院做法的基础上形成的,对全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具有引导和示范作用。瑞士科学院在治理科研不端问题上强调基层自治、程序的客观性与独立性、程序流程的层次性与动态性等特征对我国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