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福与郑和

徐福与郑和田连谟中华民族古老文明，无数风流人物名垂青史，徐福和郑和便是其中重要的两位。他们不仅是世界上伟大的航海家，而且是中外友好交往的先驱者。他们一个去东洋，一个下西洋，开国际文化交流之先河，奠亚非各国友好交往之宏基，为人类的进步事业做出了贡献。他...     

波斯：伊朗古老的灵魂

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古代波斯帝国后，将之付之一炬，其都城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遗迹现位于伊朗南部。令人惊讶的是，残垣断壁上的雕像中竟然没有任何有关战争杀戮的暴力场面：雕刻中有士兵，但他们不是在作战；有武器，但剑未出鞘。大部分石刻表现的是各国人民和平共处、互赠礼物、友好交谈。在那个以野蛮著称的时代，波斯波利斯可谓是一个文明的大都市。     

越南汉文学中的东南亚新世界——以1830年代初期为考察对象

从越南阮朝(1802～1883)使节出使外国的第一手汉文学资料中可以看到,19世纪初叶起,越南文人与中国和东南亚各国有许多交流.彼时西方文化亦透过海外殖民势力大举传至东方.在这传统与现代交替的重要时刻,越南与东亚各国一样也都面临东西方文化交会与冲突的新处境,越南阮朝使节于此扮演着关键且艰巨的角色,他们的所见所闻、所作所为正是我们认识东亚人文传统与文化动力不可或缺的一环.1830年代初期越南使节李文馥、邓文启、何宗权、潘清简及其与南洋有关的汉文学作品,为我们认识他们为何奉派到南洋、认识他们当年笔下所记录的东南亚新世界提供了生动的史料.     

传教士：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以裨治文为个案

受时局所迫,裨治文等早期来华传教士无法直接传教,致力于各项文化活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出版、印刷和医学等各项事业的发展,但他们的终极目标都是为了传播基督教,在传播的过程中流露出西方文明优于中国文明的心态.     

丝绸之路与蒙古族社会伦理

在中外交流的丝绸路上 ,蒙古族人民在长久的草原生活及通过丝绸之路与域外交往、征战过程中 ,形成了父慈子孝、忠顺其主、重义守信以及对外交往等方面独特的社会论理。这种社会伦理大都得益于通过丝绸之路与各民族尤其是域外民族长期友好交流。丝绸之路是中外经济文化友好交流之路 ,也是中外民族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增强友好合作之路。     

新时代中外文明交流的内在意蕴、时代价值与实践进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世界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复杂国际环境滋生了一些西方国家主张的文化"排异"反应，"中国威胁论"等错误论调时有发生。对此，应积极进行深入的对外文明交流。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通过求同存异，加强沟通了解，互相吸收各文明的优秀成果，挖掘中华优秀文明的现代性基因让其"走出去"，把外国优秀文明"迎进来"，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于新时代中外文明交流，应深刻认识"各美其美：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美人之美：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美美与共：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之内在意蕴。极力彰显新时代"现实之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题中之义：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之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时代价值。积极推进新时代"加强文化传播促进文明交融；发展共性文化，促进文化相通；践行‘一带一路’，构建文明之路；开展人文合作促进多元交流；坚持政府主导，拓宽传播渠道并处理好中央‘顶层设计’与地方‘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之实践进路。在相互平等、开放包容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与世界各国文化交流互鉴，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持续深化与他国的人文交流与合作，促使中外文明以交流实现互鉴、以互鉴促进发展，促进中华文明"走出去"、世界优秀文明"迎进来"，推进世界各国文明深度交流交融，让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世界各国落地生根，为中外文明交流构筑坚实的民意和社会基础。     

中国文化的接受者和传播者

十六─十八世纪来华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有其特殊的作用，他们既充当了西方文化的传播者，又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中国文化的接受者．继而他们又成为向欧洲传播中国文化的传播者．他们被称为“近代文明的哥伦布”，因为他们发现了文化意义上的新大陆。来华耶稣会士都是博学之士，他们以异域人的敏锐眼光吸取了中国文化的精华，同时，他们又以文化比较的目光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保守、自封的一面，至今仍能发人深思。     

明清两朝来华使节的花山诗篇

从《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整理出关于花山岩画的古代16篇诗歌以及部分相关记录,这些从明万历二十五年至光绪六年越南来华使节的作品,可以弥补花山岩画没有古诗的空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本文依时序辑录诗篇,并有所发挥,作了简要的笺注。     

佛教与中古中外交通

中国古代对外交通路线的形成和发展与佛教文化交流的关系十分密切.特别是在中古时期(汉-唐),佛教僧侣西行求法,东来传教,或陆路,或海路,往返于中国本土与域外诸国之间,是古代东、西方交通往来的重要内容.中外僧侣东来西往主观上是为了弘扬佛法,他们或逾越流沙,或泛漾洪波,着其先鞭,导夫先路,客观上促进了中古中国对外交通路线的开拓和发展.佛教僧人西行求法亲见亲闻的纪行之作,不仅大大充实了中外交通史的内容,而且可以与正史文献参照比勘,成为我们研究中古中外交通史的珍贵资料.     

早期美国来华传教士笔下的“中国形象”

美国对华传教工作始于1829年.美国来华传教士雅裨理和卫三畏分别于1830年与1833年来华.鸦片战争之前,由于清政府严格限制对外交往,来华传教士的活动范围受到限制,因此他们对中国的理解是比较肤浅的.在他们眼中,中国是个奇风异俗盛行的异教国度,是个等待西方"先进"文明与宗教拯救的民族.他们用文字记录了来华美国人对中国的最初印象,这些印象也成为此后美国人中国观的最初依据.     

中国古代涉海小说叙事流变

涉海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的重要类型, 从六朝至明清时期均有诸多相关作品。根据小说中海洋叙事元素的发展变化,可以将中国古代涉海小说的发展历程划分为孕育期、发轫期、发展期和成熟期四个时期,其中先秦至两汉时期为孕育期,魏晋南北朝时期为发轫期,唐宋元时期为发展期,明清时期为成熟期。通过梳理中国古代小说海洋书写发展脉络,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涉海小说经历了从想象之辞到可信知识,从神话到传说到纪实到自觉文学虚构的叙事流变。     

陇南北部方言称谓词考释举隅

方言古词具有语言"活化石"的特性,陇南北部方言称谓词分布在秦先祖早期生活区域,源头多可追溯至秦汉,古文化意蕴有着很好的代表性,遵选其中的一些标本进行研究,很有必要,可以揭示方言古词所承载的超越时空的文化意义.     

先秦鲁国与希腊雅典教育比较研究

古代中国和古代希腊都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它们分别成为东西方文明的源头。雅典和鲁国又分别是古典时期希腊和中国文化的优秀代表 ,双方虽然相隔遥远 ,但其文化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创造的 ,无论是哲学、史学 ,还是教育和艺术都达到了一个高峰 ,这引起了人们的思考     

南朝遣使巡行初探

南朝时期的"遣使巡行"颇为盛行。从出巡使臣的职责范围看,南朝较之汉晋有不断扩大的趋向,其职权范围逐步扩大到诸如考课、监察、赈恤、举贤、教化等重要领域;从巡行形式上看,此时的遣使巡行一分为二,正式分张为中央和地方两大系统,逐步形成中央系统主导、地方系统辅助和补充的格局。这一制度对于维护南朝的统治秩序起到了积极作用。     

越南北使汉诗与中国湖湘文化

14至19世纪间北上出使中国的越南使臣创作的汉诗成就斐然。湖南是绝大多数越南北使往返必经之地,湖南境内的湘江和洞庭湖为越南北使天然地提供了舟行之便,越南北使行舟于湘江和洞庭湖之上创作了大量＂湖湘诗＂,这些诗叙景、抒怀、记事兼备,很多是同湖湘文士相与酬唱,其中那些以＂潇湘八景＂为直接对象或者灵感触媒的诗歌,与日本、韩国的同类诗歌一道,构成了中古、近代东亚文化圈内引人注目的审美-艺术景观。     

浅论姓氏研究的意义

姓氏研究在中国源远流长。“姓”最早来源于远古时代的各种图腾和地名 ,“氏”为“姓”的分支 ,“姓”以别婚姻 ,“氏”以分贵贱。秦汉以后 ,姓氏合一 ,数量大增 ,值得一提的是胡姓的汉化和汉姓的胡化。南北朝以来 ,由姓氏而产生了谱牒学。姓氏学的研究可以满足人们探讨个人来源 ,了解自己祖先的要求 ,增强海内外华人的民族意识与团结     

侠的变迁

早在春秋时代,侠已有零星活动,但以团体的自觉的方式出现的侠则源于战国墨侠。纵观中国古代侠的变迁,从先秦而两汉,而唐宋、而明清,渗透于侠的意识当中的仍是封建的纲常观念、实际上,侠的所有外在言行无不植根于传统的伦理道德模式。一部侠的历史,就是侠从“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一世”的慷慨气度走向依附关系和奴性意识增强,并最终异化和堕落的过程。     

汉族女娲神话与南方少数民族女始祖神话比较浅析

汉族的女娲神话与南方少数民族女始祖神话都体现了我国各民族对远古时代生活的记忆,展示了早期人类对世界起源、人类起源以及人类生产、生活的幻想性认识,呈现了不少共同点,然而二者之间也存在着诸多明显的差异。这种情形既反映出汉族文化与南方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凸显了南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独特性。     

《喻世明言》中的关中方言词语举要解析

周秦时代的雅言、西汉时期的通语、隋唐时候的官话,都是以当时都城的所在地关中地区的语音、语汇、语法为标准的。而雅言、通语、官话是当时的共同语。关中方言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周、秦、汉、唐等几个朝代的准普通话。所以中国古代的许多典籍都是用关中方言撰写的。因此,中国的古典文学中保留了大量的关中方言的语音、词语、语法。明代小说《喻世明言》也不例外,对《喻世明言》里所能够见到的关中方言词语予以解析,以说明关中方言对古代汉语词语的传承特点。     

论湘君、湘夫人形象演化及其文化意蕴

秦汉时期,在儒家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背景下,二湘的身份被确立为尧女舜妻、儒家圣母;魏晋以后,人们从人性的角度出发来关注二湘,淡化了其圣母的形象,从而使二湘的形象向先秦时代的"哀怨悲伤、柔情万种"复归。湘君、湘夫人形象演化的过程体现了政治、文化对文学形象造成的影响,体现了中原文化对地方文化的统领与地方文化对中原文化的认同与接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