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基层困境与现实悖论

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既是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也是农民和农村发展的内在需求。农村集体经济在实践中面临产业发展的经济制约和政治考核的行政制约,容易出现实践运作与制度目标脱节、集体经济名实分离的发展悖论。具体表现为：发展集体经济被“任务化、指标化”,行政压力加剧基层的形式主义;集体经济外部依赖性强,自我持续发展能力不足;集体经济“有收入、无带动”,农民参与感、获得感不强。学界在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进行政策解读和制度诠释的同时,更应正视基层现实中的难点问题,在对现实的理解和反思中完善政策设计与实践路径,适度、客观地引导集体经济稳步发展。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及其金融支持模式研究

在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中,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基于北京大学和中国农业银行联合课题组于2017年暑期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实地调查以及相关文献研究,对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若干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探讨。论证了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必要性和重大战略意义,对农村集体经济的概念进行了清晰的界定,深入探析了农村集体经济的不同类型及其属性,并对农村集体经济面临的若干挑战进行了具体分析。着重对农村集体经济的金融服务和金融创新进行了深入讨论,提出了差异化金融服务、建立征信系统、创建增信机制和进行多维度金融创新等切实有效的政策框架。     

农村双层经营体制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该文分析了农村双层经营体制运行中存在“分”之有余，“统”之不足和缺乏土地流转法律机制等主要问题，提出改组、发展集体经济组织，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组织“统”的功能，正确把握“统”与“分”的尺度和稳定承包关系，建立土地流转机制等发展、完善双层经营体制若干对策，旨在为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农业经营制度提供有益建议。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制度困境与治理之道——基于制度经济学分析视角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制度协调、交易成本和经营风险等三方面对"三农"问题的解决和发展有着极大意义,但因组织内成员异质性引起的利益背离问题、产权问题、成员权问题以及政治职能与经济职能混同问题造成了当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面临着制度困境。实现新时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治理转型升级,应明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产权,实现公共职能和经济职能分离;规范成员权,实现集体经济组织的稳定;认可组织权,巩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地位。     

集体经济有效实现的地租制度研究

我国现阶段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不平衡,大部分农村集体缺乏发展资金,有必要通过收取地租完成集体经济的资金积累,再将其主要用于发展性项目,促进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并最终完成集体经济有效实现的目标.地租不同于农业税、“三提五统”和“一事一议”筹资款.收取地租不仅是土地所有权等理论的内在要求,而且调研显示能够得到大部分农民的支持.农民集体地租法律制度应当在坚持“分步走”、民主性、低额度、保障性、发展性等五大立法原则的基础上,展开具体法律规则的构建.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权关系的创新——以社区型股份合作制法人组织的构建为研究对象

［摘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权关系的构建问题事实上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制度瓶颈。尊重农村客观经济环境和基本国情，挖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自身的制度潜力，分析现行实践模式的优劣，构建一条既符合普适性要求同时又兼具制度特殊性标准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权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将新型社区型股份合作制作为创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权关系的选择路径无疑是最为合理也是最为可行的方案。为此应在立法上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殊法人的民事主体地位；同时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结构治理，理顺内部的利益分配机制，健全内部的权利运行程序；在保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社区性质的基础上，协调好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社区公共服务职能与社员利益最大化的关系，做到效率与公平并举，让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充分公平地分享制度改革的成果。     

农村集体经济中的委托—代理问题与系统性制度创新

农村集体经济代理人经营者和村委会成员身份的叠加,引发了大量委托—代理问题和机会主义行为,同时也使得农村集体经济经营与集体资产处置的效率与风险控制受到了极大影响。通过建立理论模型,系统探讨降低农村集体经济中代理人机会主义行为的机制设计问题,并就未来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系统性制度创新,提出了建立代理人和委托人之间的利益平衡机制、建立多层次的监督机制、着力构建现代经理人制度、不断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形态进行多方面探索和创新等的政策建议。     

供销合作社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机制和路径

供销合作社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是政府推动、市场驱动和供销合作社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协同发展的结果,通过服务带动、联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入股组建市场主体、承接政府扶持集体经济发展 专项资金、捐赠帮扶等路径,实现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农民增收致富和供销合作事业发展的多方共赢。 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建议政府将供销合作社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协同发展作为壮大农村集 体经济的一项重要举措纳入“三农”工作总体布局,各级供销合作社要积极探索多种方式推动农村集体 经济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要积极主动与供销合作社建立合作关系并构建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共同 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对农村集体经济的新认识

文章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着重分析农村集体经济的特征,集体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生产力、实现“第二个飞跃”中的积极作用。同时指出新旧集体经济的区别,发展集体经济应注意的问题。     

影响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的倾向性问题及建议

党的十八大把“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作为我国新阶段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但当前我国社会思潮及一些倾向性地方政策,正在削弱和动摇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运行的根基。要“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一方面要坚定“三个自信”,从政策宣传、舆论引导和观念转变上夯实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运行基础;另一方面,应按照“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思路和“长久不变”的原则,着手构建长久不变的制度体系;同时,处理好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和培育现代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与支持农民创业创新和发展农户经济的关系。     

重新找回村落集体经济

作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一种新形态,村落集体经济是农民基于集体产权、成员身份和村落边界而形成的共同体经济,强调经济嵌入社区关系结构,突出经济的社会品格。正是这种品格,使其同乡村精英经济、乡村合作经济、农村集体经济存在明显区别。改革开放后农村产权经营方式的变革与实践后果,农业税费全面取消后乡村社会的衰败困境、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施和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背景下的社会现实,为重新找回村落集体经济提供了时空背景。党的十七大以来,国家就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再造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探索集体经济的多元化实现方式与路径、推进集体经济组织与法制化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明确的制度政策表述,这为村落集体经济的复兴创造了良好的政策与制度环境。重新找回村落集体经济,是新时代部分地区缓解村落或农民终结,重建村落共同体的重要实现路径。     

对农村集体经济积累与发展问题的思考

农村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极大地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但在新体制下,村组社区集体经济如何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实现形式如何,一直是农村改革与发展的重大课题。从庄河市农村改革的实践看,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建立集体经济积累与发展新机制应包括的主要内容有：建立明晰的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建立有效的集体经济实现形式：建立完备的集体经济管理制度;因地制宜建立健全集体经济组织。这些基本经验在今后的工作中应进一步充实和完善。     

制度缺陷与利益博弈——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制困境

鉴于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制度缺陷所引发的诸多问题,许多人基于促进农业发展和保护农民利益等理由,提出应从根本上改变现行农村土地制度,以土地国有化或者土地私有化取代农村集体所有权制度。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的改革涉及到农民、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乡村权势阶层等多方利益,所有制的缺陷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但却对其他利益相关群体有利,作为政策主导的政府和权势阶层在利益博弈的过程中不可能改变现有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     

我国农地产权的法律主体与实践载体的变迁

本文从法律、政策及实践的角度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土地产权的法律主体及实践载体进行了考察。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经历了"私有私用""私有公用""公有公用"和"公有私用"4个时期,不同时期土地产权的所有权、占有权、经营权、受益权及处置权的归属和配置不尽相同,产权的法律主体和实践载体也屡有变化。改革前的人民公社时期,基本核算单位及集体产权主体从公社所有到生产大队所有再到生产队所有不断下沉;在废除人民公社过程中,不同省市和地区在乡镇、村委会及村民小组的建置及各级集体经济组织的设置方式上不尽相同,对原有集体土地的产权归属做出不尽相同的制度安排。但从法律、历史及实践来看,村民委员会作为村民自治组织本身并不是集体经济及集体土地产权的主体,绝大多数地区村民小组(原生产队)及其集体单位是集体土地产权的真正主体和载体。为此,当前必须正本清源,进一步清理、明晰和固化集体产权主体,推进村级"经社分开""村社分离",在确认和保障农民及农民集体完整的土地产权的同时,让农村土地等集体资产和资源真正流动起来,促进农村及整个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我国乡村旅游开发的经济与社会价值及对策探讨

乡村旅游已成为我国旅游业新的增长点和亮点。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无论是对旅游业本身,还是对农业经济的发展,解决"三农"问题,促进新农村建设,都具有极大的经济与社会价值。分析了我国开发乡村旅游的经济与社会价值,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对策。     

论集体经济式微对村民自治的钳制

村级集体经济是村民自治的重要基础。在“去集体化”的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相当部分村庄的集体经济式微,无力为村民自治提供有力的财政支撑,形成了独特的钳制作用。在村级集体经济薄弱的背景下,村民自治在其发展过程中遭遇了民主管理变形、自我教育无力、自我服务缺位等一系列问题。增强村级集体经济建设,建构有效的村民自治财政支持新机制,成为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创新面临的重要课题。     

新农村建设视角下中国基层县乡村治理结构

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基层政权普遍陷入财政困境,新形势下农村基层治理结构面临重新调整的压力。过去关于基层治理结构改革的观点大多没有认识到乡村建设的一体性,忽略了农村基层治理体制在城乡一体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由于县、乡、村的资源和优势有所不同,在县域经济发展中存在较强的互补效应,应从发展县域经济的角度来调整目前的农村治理结构。新的治理模式应该是“强县政、精乡镇、村合作”,在县域经济一体的思路下,利用三者之间的经济协同作用,发挥落后农村的后发优势,推动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式发展趋势研究

基于各种原因,农村集体经济尤其是一些新型的集体经济组织在我国尚未得到全面普及和广泛运用。通过对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形式发展现状的分析,对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集体经济形式发展和演变特点进行规律性总结,结合近年来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形式发展的新形势和新特点,探讨未来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形式的发展趋势：那些超越了村级范围、具有较大包容性与开放性的集体经济形式或发展模式,最有可能成为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的主要实现形式。     

重庆市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路径研究——基于制度变迁视角

农村公共产品是促进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重庆市集大城市、大农村为一体,城乡二元结构突出,目前重庆市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存在的制度困境已经成为制约农民收入增长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因此,在统筹城乡发展和建设＂五个重庆＂的背景下,完善重庆市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路径既具有必要性,更具有迫切性。从制度变迁及路径依赖的视角对重庆市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为创新重庆市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提出建议。     

县域信用体系建设的现实探讨

县域经济是全国经济的基础,是连接城市现代文明与乡村综合发展的纽带和桥梁。县域信用体系是一系列信用制度安排的综合体现,对于促进县乡中小企业诚信经营、改善＂融资难＂局面、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构建和谐新农村都是一个任务重、意义大的时代课题,且已成为突破县域制度瓶颈,维系并促进县域经济社会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保障。其建设的现实思路和基本构架包括：领导机构组成、征信数据库构建、信用产品生产、信用市场培育、失信惩戒机制形成、信用运行模式与建设路径的选择。此外,农村信用文化、企业信用互助担保联合体、融资信用保险制度等也成为县域信用体系的有机组成内容。县域信用体系的成熟运行,将为建设省域乃至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