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土家族传统文化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意义

土家族是我国的少数民族之一，有自己独特的风俗习惯和绚丽多姿的传统文化。土家族的传统文化、宗族观念、“天人和一”的伦理精神以及传统美德对构建和谐社会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     

先秦儒家伦理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

论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战略举措,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和显著特征,有着深远的文化历史;认为充分吸收古代儒家伦理思想精髓,对于今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巨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梳理了先秦儒家“和谐”伦理中天人和谐、人际和谐、个人自身身心和谐的思想,简要论述了其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意义。     

论传统孝文化的现代转换

孝文化是中国古代伦理型文化的精神基础和核心,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当今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伦理道德正处于重构之中,传统孝文化的发展陷入一定的困境。在新的时代,对传统孝观念的扬弃和对世界优秀伦理文明成果的整合,是传统孝文化向现代转换的必然要求。因此,传承和弘扬传统孝文化的合理内涵,加强现代孝文化建设,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道教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道教是深深植根于中国古代社会、发源于中国古代文化的大型宗教,系承传华夏古代的礼乐文明,吸收百家之长而成,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髓。中国道教作为一种历久不衰的精神文化,不仅对广大信教群众的思想和行为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且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构成的基石之一。面对多变的国际形势,为了给中国经济发展营造更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国政府对外呼吁共建"和谐世界";对内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在当今的世界倡导道教博大宽容的平等精神,不仅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而且也有利于和谐世界的构建。从道教和谐社会观的理论基础、道教和谐社会观的实践基础、道教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与贡献三个方面看,道教可以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积极因素。     

传统孝文化的历史变迁及其当代困窘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孝文化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中国古代,孝文化可以说是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要伦理信条,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在社会人口老龄化迅速发展的今天,面对社会转型期频发的社会问题,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对传统的孝文化有科学的认识,发掘其时代的价值和意义,充分发挥其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     

简论中国古代宗族宗法制的演变与特征

宗族宗法制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和伦理的重要特征。本文从宏观角度,对其演变与特征进行了论述     

市民社会伦理精神与和谐伦理精神的构建——基于黑格尔、马克思和哈贝马斯市民社会伦理思想的启示

和谐社会的建设以和谐文化为基础，和谐文化以和谐精神为灵魂，而和谐伦理精神是和谐精神的价值内核。市民社会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起基础性作用，市民社会是现代性的伦理实体，塑造了现代人的交往方式和存在方式，也孕育了现代社会特有的伦理精神，市民社会伦理精神是构建和谐社会中“价值理想”、“秩序伦理”、“政治伦理”和“交往伦理”不可或缺的重要精神资源。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医患信任模式

由于缺乏相应的历史条件,在中国古代社会不存在类似于现代医学及相关社会制度条件下的"医患关系"和相应的"制度信任",但存在一种建立在中国文化传统、宗族和社区伦理秩序以及熟人关系法则之下的独特信任机制。在中国人的传统医学生活中,职业伦理、文化制度和亲缘伦理关系是建构医患信任的一般机制,地缘关系以及建立在地缘基础上的社区共同体意识和社会舆论也起到很大的作用。病人与医生都被束缚在特定的关系场域和规则之下,依从于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威和社会秩序,并在其中发展出具体的信任模式。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人际伦理反思

和谐人际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和谐的人际关系离不开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其他要素的支撑,社会是由人组成的多层次、多维度的复杂整体,人际伦理的思考是探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条路径和线索。分析我国人际伦理的发展规律及人际伦理现实问题,有助于探索社会主义和谐人际关系的伦理趋向。     

古代“礼治”的反思与当代和谐的构建

礼治是中国古代传统的治国理念和方略.从功绩角度看,礼治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工具,是蕴涵着道德伦理、和谐思想、政治民主等合理因素的社会治理方式.从过失角度看,封建礼治因灭绝人欲而使社会发展失去了原动力,导致了社会的停滞与落后;因忽视法治而使礼治走向了人治,减缓了中国政治文明的进程.今天,深入发掘礼文化中"和谐因子"的价值,实现古代礼治的现代转型,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家庭、宗族与乡里制度：中国传统社会的乡村治理

我国古代由种植文明所形成的家庭宗族结构,形成了以血缘为纽带,以孝为核心的宗法思想,经儒家的宣扬和主张,横向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纵向延续几千年,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封建国家看到了乡村政治文化的这种特点,充分利用宗法意识与宗族结构,建构出官民共治的乡里制度,充分利用宗族巨大的内聚力,将国家权力渗透到乡村社会,从而达到对乡里社会和乡里百姓的严密控制,实现有效的乡村治理。     

论民间的民事习惯法--宗族法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由于宗族法对婚姻、家庭、人身财产等法律关系进行了全面而又广泛的调整,而婚姻、人身、财产等关系正是民事法律的主要内容,因而宗族法成为宗族内的民事习惯法。它与国家制定法中的有关民事法律规范相辅相成,互相配合成为中国传统民法的一大特征。文章从宗族法的定位、宗族法成为民间民事法的缘由背景以及宗族法作为民间民事法的具体表现这三个方面说明、论证及深化这一特征。     

摩梭人母系氏族社会新探

青海省“三河”地区是古西羌的发祥地,也是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通过对青海省柳湾等地古西羌人的考古新发现和历史文献记载,以及羌人在大迁徙中与土著“东女国”等母系文化的关系进行比较研究。文章认为,摩梭女儿国母系氏族社会是在特殊的社会地理环境之下,如同昙花再现,这种返祖现象的存在不过1500年左右,与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社会已有本质的区别,是封建私有制的产物。     

环境伦理与构建和谐社会

从环境伦理的角度进行思考,阐述了环境伦理的由来与发展,指出要构建和谐社会,就需要特别注意人与自然和谐的问题。提出要加强环境伦理教育,树立科学的环境伦理观;注重养成符合环境伦理的行为习惯;完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推动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论宋濂的族治思想——从“定规聚族”的层面来论述

宋濂宗族思想丰富,其中以聚族为重点,他认为定规聚族是睦族之本,作用在宗谱之上。该文从三个部分对其聚族思想进行论述:一是总体规划;二是定规聚族;三是小结。宋濂固然重视宗谱的重要性,但更重视定规范,认为它是睦族的最佳途径。     

宗族与汉人社会——弗里德曼的中国宗族理论管窥

宗族是理解中国汉人社会的一个重要视角。莫里斯·弗里德曼的中国宗族理论模式探讨了中国东南部宗族的结构与功能及宗族与国家关系的内容，并提出宗族发达的“边陲社会论”和非对称的宗族分支结构等理论模型。这些宗族理论模型对我们思考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等问题有很大的启发。     

古羌宗法文化论

本文认为 ,羌族宗法文化的存续与中原王朝宗法文化的渗透和传播有关 ,氏族血缘组织与初期国家行政、军事组织“三位一体”相结合的宗法统治 ,在古代羌族阶级社会亦有所表现。     

家谱:补充订正史实的特殊档案

中国的家谱、宗谱,古代称之为谱牒,今也称作家谱档案。家谱档案资料对于研究历史具有重要的价值,应该重视家谱档案的修篡、保护和利用。但从目前的状况看,这方面做得还不够。通过对宁波史氏、楼氏两大家族的研究,就利用家谱档案解释这两大家族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提出一点自己的认识。     

清代以来宁波史氏、陆氏宗谱编纂活动

宁波东乡下应街道的史氏、陆氏,乾嘉时期开创了家谱的编纂。开创家谱编纂的是族中读书人,如秀才,甚至举人,尤其是塾师。两村开始由族内人员承担编纂工作,晚清始聘请职业谱师或著名学人来主持宗谱编纂工作。史氏、陆氏家谱开始多为稿本、抄本,晚清以后开始有印本,印刷数量有限,这是保密意识所致。两族形成家谱编修传统后,坚持续修达六次。民国后期的家谱编纂,在外经商的村人参与了编纂,体现出中国由农耕社会向工商社会转型的新趋势。     

试论中国古建筑和谐理念的形成轨迹

中国古建筑和谐理念在其形成、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中,从朴素自然的建筑实用意识到尊卑有序的建筑伦理观念至融汇升华的建筑理想理念,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本文沿着中国古建筑和谐理念形成的轨迹,分析了中国古建筑和谐理念形成的三个阶段：人与自然和谐关系阶段、人与人和谐关系阶段及人自身和谐关系阶段,探讨了传统文化和中国古建筑的内在联系,试图解析中国古建筑的深刻文化内涵,及对中国现代建筑生态化的启发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