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世纪美国的食品立法

美国国会1906年通过的《联邦食品与药品法》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美国食品监管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然而,在此之前的19世纪,部分州议会就已针对食品掺假问题进行相关立法,国会也试图颁行全国性食品监管法律。某种程度上,19世纪美国州议会和国会的食品立法为1906年联邦法律的最终出台奠定了法理基础。两者具有内在连贯性,体现了美国食品监管的权力重心由地方转移至中央的"联邦化"趋势。此外,食品立法的艰难和曲折也凸显了美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各方利益之间的激烈博弈。     

美国州际协定法律背景的变迁

州际协定是美国各州自主解决地区乃至全国性问题时最常用的手段之一,它的合法性由《联邦宪法》第一条第十款第三项赋予。在联邦体制的不同阶段,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该条款的解释是不一样的:在1893年的“弗吉尼亚州诉田纳西州”以前,所有的州际协定都需要国会的批准;此后,只有那些触及到联邦权利或可能改变联邦体制内力量平衡的政治性协定仍须国会批准,而其它的非政治性协定则不再需要国会明示批准。在放松对各州缔结协定的限制的同时,联邦最高法院对成员州及其公民遵守协定的约束却越来越加强,使州际协定的法律地位愈加巩固。     

论伦奎斯特法院对美国公民权利的抑制——以联邦宪法第14条修正案第5款的解释为例

联邦宪法第14条修正案生效后的一个世纪中.美国公民权利通过两个途径获得长足发展:一个是联邦最高法院逐步将<权利法案>中的个人权利纳入14条修正案的保护之下,使原本只针对联邦的据14条修正案第5款颁布相关的法律.然而,到伦奎斯特法院时,这两条途径都被堵<权利法案>也适用于各州;另一个是国会依住了.伦奎斯特法院不仅在解释宪法时趋于保守,而且借助司法审查权废除了国会颁布的部分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律.伦奎斯特法院的保守性并不是孤立的,它与时代背景密切相关.伦奎斯特法院谢幕后,美国的政治气候有所变化,美国公民权利的发展因此又出现了转机.     

略论19世纪美国的食品立法及其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长期以来,19世纪中叶以后美国严重的食品掺假问题被认为是联邦政府自由放任、缺乏有效监管的结果。因而1906年通过的《联邦食品与药品法》也就被顺势看作美国食品监管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然而,在此之前的19世纪,部分州政府就已针对食品掺假问题进行相关立法,国会也试图颁行全国性法律。某种程度上,19世纪美国州政府和国会的食品立法为1906年联邦法律的出台奠定了法理基础。两者其实是内在连贯发展的关系,体现了美国食品监管的重心由地方而至中央的显著＂联邦化＂趋势。同时,食品立法的艰难和曲折也凸显了美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机制。     

中国特许经营法律规制初探

入世后为了促进特许经营在中国的全面发展 ,我们急需建立、健全符合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的相关法律制度。在立法过程中应结合欧盟国家的相关立法经验 ,并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特许经营应纳入我国反垄断法律规制的范畴 ;通过制定特许经营条例或实施细则完成特许经营的政府规制 ;采取政府推进模式促进特许经营的发展     

美国西部土地制度建立的政治基础

美国西部开发中,美国各州在西部土地所有权确立中存在较大的分歧、矛盾.但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与文化条件,社会、公民和政府在西部土地所有权问题上很快达成了一致.以<西北条例>的制定为契机,它除了奠定联邦在西部土地产权上的法律地位,大大促进西部地区的发展外,还为其后美国宪法的出台、完善奠定了基础,对联邦政府建立新兴民族国家的政治与法律、财政、军事等权力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论美国商业秘密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

美国作为联邦制国家，无统一的联邦商业秘密法，商业秘密保护属于各州法律规制的范围。由于各州商业秘密法存在冲突，在跨州商业秘密侵权诉讼中，法院必须确定案件的准据法。通过几个典型商业秘密侵权案例，比较了“侵权行为地法规则”、“最密切联系原则”与“利益分析方法”等准据法选择的方法，认为中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借鉴美国政策定向法律选择方法。     

美国主权理论之司法适用：以州主权豁免为分析点

1793年,美国司法领域的一个无经验的组织—合众国最高法院对奇泽姆诉佐治亚案做出判决。就奇泽姆案而言,它只是涉及到司法的技术性问题,即联邦法院是否有权受理他州公民因合同之债而对州提起的诉讼。随后国会迅即制定宪法第11修正案,各州立即批准。宪法第11修正案的批准在美国国内引起了重大争论,且对宪法第11修正案的争论进而转为对有关联邦主义和州主权的大讨论。由于此争论关涉到州法律地位的界定和联邦法律至上等问题,因而在美国宪政和政治发展史上具有基础性地位。     

邦联国会争取商贸管理权的努力及意义

美国《邦联条例》没有授予当时的国家政府——邦联国会管理国家商贸的权力,为了应对外国尤其是英国的商贸政策,协调和发展合众国商业贸易,各商业利益群体、外交大使以及各州,普遍呼吁赋予邦联国会部分或全面管理商贸的权力。为此,邦联国会也进行了不懈努力,希望各州能够授予它部分或全面管理商贸的权力。由于《邦联条例》体制的制约、各州利益的分化等因素的阻碍,这一努力终未能获得成功。但邦联国会争取商贸管理权的实践,为《联邦宪法》将管理商贸的权力授予国会奠定了思想舆论基础。通过这样一场运动,人们日益意识到不摆脱《邦联条例》的修宪框架,任何形式的宪政改革都不可能获得成功。因此,必须采取某种办法绕过邦联体制,去赋予全国性政府必要的权力,进而完善联盟国家。     

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规制

地方政府债务资金弥补了地方财力不足,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但是,如果出现违约,这不但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而且可能引发地方政府债务危机.通过对地方政府债务的成因进行法经济学分析,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规制的制度体系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重构:首先,建立地方政府所有权制度,构建中央与地方相匹配的事权和财权制度;其次,完善政府投资法律制度,规范地方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最后,完善问责制与公众参与制度,进一步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理性回归：约束地方政府经济调控行为的法治径路

地方政府的经济调控行为是我国宏观调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依照现行中央与地方的分权体制,地方政府具有相对独立的经济事权,在追求本地区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因其主观偏好而发生经济调控行为的短期性倾向。文章提出,应通过立法监控、程序监控和司法监督,即通过法治约束达到地方政府经济调控行为实现理性回归。     

建设回应型政府——和谐社会背景下政府改革的重要目标

政府回应性是当代政府改革普遍追求的重要目标，政府回应性与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与总要求以及社会管理新格局等相互契合，突出政府回应性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因此，和谐社会背景下的政府改革有必要将建设回应型政府作为目标之一。而我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有关法制安排和近几年政府改革的的实践，使得建设回应型政府具备一定的理论思想、法制和实践基础，现代电子技术、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络的发展及其在公共管理中的应用——电子政务的发展，也为建设回应型政府提供了相应的物质技术条件，建设回应型政府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人大制度民主集中制原则解析

民主集中制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一项原则，它不仅表现在建立、组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上。而且体现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运行过程之中。民主集中制原则要求政府在推行重大的政策时应当拟定决策执行方案并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在通过之后再执行，既使政策获得足够的民意基础，也能充分反映民众的要求，有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关于完善我国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分担体制的探讨

实施义务教育是政府的职责。国家决定实施义务教育需要研究各级政府对义务教育经费的分担问题。我国义务教育投入存在着各级政府分担的法律职责不清、投入重心下移、比较基层的政府承担的投入责任过重的问题。我国人大和政府在新的形势下修订“义务教育法”的决策为重构我国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体制提供了契机。总的原则是要各级政府分担。首先要明确中央的投入责任,其次是加强省级政府的统筹作用,明确省及省以下各级政府的分担职责。关于中央和地方政府对义务教育经费的分担,当前有按比例、按事项和按转移支付分担的方案建议。     

我国政府部门间协调机制的探讨

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通过分析我国政府部门间协调机制的现状、成因和存在问题,提出完善和健全我国政府部门间协调机制的途径和方法。     

国外药品参考定价研究综述

对国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以参考定价系统的规制结构和规制结果为线索,对参考组分组原则、补偿价格设定,以及参考定价对市场参与者行为和最终市场价格影响等问题的研究概况进行综述。     

建党90周年之际对党的“八大”的理性透*视

从党代会常任制的视角看,应该有"两个八大",分别是1956年9月的八大一次会议和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在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上,八大一次会议制定了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政策方针,取得了一定成效;八大二次会议却制定了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路线政策,并轻率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在短时间内呈现出"两重天地"。基于历史经验可知,执政党的执政必须始终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必须正确进行矛盾分析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必须确立执政党思维、树立执政党意识;必须尊重价值规律、生产规律、建设规律、发展规律,按照客观规律办事。     

人大代表专职化及其他

在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完善的各种见解中,人大代表专职化是近年来流行的一种观点。这一见解是不符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要求的。人大代表专职化将改变现行的人民代表大会与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之间的权力与责任关系,将直接动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完善应当本着制宪者的原意和有利于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来进行,即延长人大常委会会期;实现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专职化;改进执政党人大代表候选人提名方式,推出能够反映选民要求、维护选民利益的人大代表候选人。     

渔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研究——以浙江省舟山市为例

完善渔农民利益表达机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工作，具有保持国家政治稳定、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和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意义。现行渔农民利益表达机制上存在着国家政治体制内渠道不畅通、效率滞后，体制外表达无序和负面效应等问题。应以国家基本政治制度规定的各级人大为主体，以渔农村新型社区为平台，通过建立社区人大代表工作站、把信访纳入人大职能、实行基层信访代理制等等措施，使渔农民的利益表达通过体制内渠道顺畅地进入国家法律和政府的公共政策。     

加强党的制度建设是防治腐败尤为重要的环节——中共“十八大”关于加强党的制度建设 深化反腐倡廉建设思想论析

中共"十八大"十分重视反腐倡廉工作,明确提出了反腐倡廉的任务,并且把制度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强调"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中共"十八大"提出的这些观点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制度不健全确是产生各种腐败现象的重要原因,制度建设对于克服各种腐败现象、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我们必须加强制度建设,用更加科学的制度推动反腐倡廉建设的进一步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