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计资本下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分析——基于福建省三明地区48个村的调查

基于福建省三明地区12个市（县、区）48个行政村1378户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累积比数Logisitic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在表征农户自身生计属性的5个变量中,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与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行为意愿呈显著正相关,自然资本与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行为意愿呈显著负相关,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的影响不显著.此外,在控制变量中,文化程度、畜禽数量、家庭固定资产、房屋状况、家庭收入、资金资助和对周围人的信任对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劳动力与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呈“倒U型”关系;耕地面积、林地面积和亲戚数量对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关系.     

提升旅游生计资本的生态补偿机制

生态补偿是促进生态建设与经济社会协同共进的重要手段。在乡村旅游地,农户旅游生计资本的提升是评价生态补偿效果的重要指标。在构建旅游生计资本框架的基础上,对渝东南不同地区14个乡村的旅游生计资本进行统计,进而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不同生态补偿方式对农户旅游生计资本的影响。研究表明,资金补偿对农户旅游生计资本的拉动作用最为明显,物质补偿、政策补偿作用次之,技术补偿作用最不明显。因此,针对不同的农户旅游生计情况,应通过农户生计需求与生态补偿方式之间的精准对接,进行生态补偿方式的捆绑组合,进而建立生态补偿的长效机制。     

可持续生计框架下内生动力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

精神贫困是当前外部性扶贫模式难以解决的内生性困境,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制约因素。根据六盘山区等6大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942户农户调研数据,重点考察了贫困成因的精神与经济二元属性,并将内生动力量化后纳入可持续生计框架,通过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不同收入水平下内生动力及生计资本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内生动力的培育能有效提高贫困农户的家庭收入,增收效应约为1.916%。(2)在不同分位数下的各项生计资本对农户的增收效应差异明显,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及社会资本均呈现出边际效应递减特征,而金融资本则呈现出边际效应递增特征。(3)对于贫困农户而言,内生动力与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及社会资本存在显著的替代效应;对于高收入农户而言,内生动力与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及金融资本存在显著的互补效应。     

基于CVM意愿调查的农业生态环境补偿研究——以甘肃静宁县为例

研究贫困地区农户对农业生态环境的补偿意愿,对培育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和生态脱贫新动能具有重要意义。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VM)调查研究区农户对农业生态环境补偿的接受意愿(WTA)。研究结果发现:农户对农业生态环境有正确的感知认识,认知度也较高;研究区农户对公共产品(生态环境)存在"搭便车"现象;单边界二分式的农业生态环境补偿的平均WTA为61.604元/亩·年,双边界二分式的农业生态环境补偿的平均WTA为132.154元/亩·年,结果证明双边界二分式CVM模型评估结果更符合实际;生态补偿认知度、家庭劳动力数、家庭年纯收入、耕地面积、主要收入来源和生态补偿参与度是影响农户对农业生态环境补偿WTA的显著因素。     

西部生态补偿理论解释与法律机制构造研究

西部作为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区、生态脆弱区、资源输出区和国家重大生态建设工程实施区，建立和实施西部生态补偿机制，是加强西部生态建设和强化西部生态功能专业化服务的必由之路。西部生态补偿理论基础有生态功能区划理论、自然资本理论、生态系统服务理论和自然正义理论等，包括国家补偿、区域和流域补偿、自力补偿三个层次。西部生态补偿利益关系内在联系的理性分析是西部生态补偿法律机制构建的基础，三层次协同发展是西部生态补偿法律机制的基本内容。     

基于治理视角的生态保护红线、生态补偿与农户生计困境

生态保护红线是保护区域生态功能、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度安排。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短期冲突、生态红线区生态空间与农户生活空间的重叠、生态脆弱与贫困的交织等问题对生态红线的划定与落地提出了挑战。基于此，笔者以重庆市生态保护红线管控面积占区域总面积较大的城口县和酉阳县为例，分析现行生态红线区生态政策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以及生态补偿对这种冲突的缓解作用。研究发现：（1）现行生态红线区的生态政策确实对区域经济发展、农户生计造成了影响，使农户感觉到利益被"剥夺"，降低了生态权益的获得感；（2）市场化、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是有效改善红线区农户生计现状的重要手段，并据此提出相应的政府治理建议。     

北京山区生态公益林补偿政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2004年财政部正式建立中央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制度,标志着我国开始进入有偿使用森林生态效益的新阶段。全国各地相继出台了生态公益林补偿政策办法。北京市在2004年底开始实施山区生态公益林补偿政策。从北京市山区生态林补偿政策实施现状出发,在对涉及生态林补偿政策8个区(县)的农户进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运用回归方法分析并评价了生态林补偿政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并据此从提高补偿标准、健全护林员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绩效考核体系、合理配置生态公益林管护人员及提高生态公益林管护队伍素质等方面提出建议,为进一步完善北京市山区生态公益林补偿政策及其配套措施提供理论支持。     

陕南生态移民政策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

利用农户收入函数模型对陕西省安康市256户家庭的调研数据进行分析,分别从农户的资本要素、经营结构与地理因素三方面研究了移民政策下农户的收入情况。通过分位数回归分析法得出结论:资产要素禀赋方面,物质资产与农户收入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人力资本对高收入水平家庭起显著正作用,社会资本对低收入家庭作用较明显;农户的经营结构方面,通过减少农业劳动时间比例和增加外出打工时间能够提高农户收入;地理因素方面,距离城镇远近对农户家庭收入作用不明显。研究最后得出了移民政策对农户的收入起到正的作用的结论。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鄱阳湖湿地生态补偿标准研究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综合考虑农户受偿意愿、人口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构建生态补偿标准转化模型,对鄱阳湖湿地生态补偿标准及其分区特征进行测算。研究结果表明: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约为365.64亿元/年,湿地农户受偿意愿总值约为82.96亿元/年,鄱阳湖湿地行政区内部和外部生态补偿标准总值分别约为86.88亿元/年和84.91亿元/年;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了湿地生态补偿标准的实施对策建议。     

乡村振兴背景下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及机制分析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推动了农村数字化的发展，互联网已然成为影响农户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工具。利用2015年中国综合状况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显著提高了农户家庭总收入，采用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及利用倾向值匹配纠正样本选择偏差后，互联网使用的增收效应依然存在。同时，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随着农户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互联网所发挥的正向作用呈现出U型走势。异质性检验发现，青壮年与中等教育阶层家庭收入对互联网使用更敏感，互联网使用对其家庭收入的积极效应更大。影响机制发现，互联网使用通过增加农户人力资本与拓展社会资本作用于农户家庭收入。因此，不断推进农村数字化建设与提高农户互联网普及率，有助于农户家庭增收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     

公平视角下四川民族地区水电开发生态资源有偿使用研究

四川既是我国水电资源富集区,又是我国西部国土空间规划生态屏障区。在国家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政策指引下,四川民族地区发展水电产业、建立绿色能源基地,对全国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文章以公平理论为指导,从公平视角出发探索包括社会公平、区域公平、代际公平的四川民族地区水电开发生态资源有偿使用之路。提出了建立公平、系统的四川民族地区水电开发生态环境保护与补偿制度,对建设生态屏障区,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建议。     

生态认知、生计资本及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实证研究

基于渭河流域586户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生态认知、生计资本及渭河流域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之间的相互影响,并对比生计资本影响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直接路径和间接路径之间的差异.结果表明:(1)生态认知和生计资本均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且生计资本对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直接影响效应显著高于生态认知;(2)生态认知在生计资本与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之间存在着中介效应,即生计资本可以通过直接正向影响生态认知,进而间接影响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3)生计资本对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直接影响(生计资本→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远大于间接影响(生计资本→生态认知→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4)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提高会显著提高其生态认知水平,降低其生计资本水平.基于此,提出提高渭河流域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相关政策启示.     

生态认知、生计资本及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实证研究

基于渭河流域586户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生态认知、生计资本及渭河流域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之间的相互影响,并对比生计资本影响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直接路径和间接路径之间的差异.结果表明:(1)生态认知和生计资本均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且生计资本对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直接影响效应显著高于生态认知;(2)生态认知在生计资本与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之间存在着中介效应,即生计资本可以通过直接正向影响生态认知,进而间接影响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3)生计资本对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直接影响(生计资本→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远大于间接影响(生计资本→生态认知→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4)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提高会显著提高其生态认知水平,降低其生计资本水平.基于此,提出提高渭河流域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相关政策启示.     

湿地保护背景下禁渔政策农户响应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鄱阳湖区的样本数据

利用江西省鄱阳湖区11个县(区)的1 009份农户微观调查数据,运用描述性统计、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农户对禁渔政策的响应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户参加技能培训情况、农户类型、家庭收入水平、家庭耕地面积、农户对湿地生态功能了解程度、接受湿地补偿政策意愿、农户对村干部的信赖程度等因素对农户响应禁渔政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所在村距离乡镇政府远近、纯农业户数、是否获得过湿地补偿及重新获得满意工作的可能性等因素对农户响应禁渔政策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生态补偿扶贫背景下农户生计资本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生态补偿脱贫一批”的提出,生态补偿被赋予了扶贫解困的新使命。量化研究生态补偿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有利于揭示现有生态补偿政策的实际扶贫效果。基于英国国际发展部提出的可持续生计框架,构建测度指标测算了贵州省3个贫困县432个农户样本的生计资本,通过似不相关估计分析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参与生态补偿政策农户的总体生计资本水平低于未参与政策农户,其中参与政策农户的自然资本高于未参与政策农户,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低于未参与政策农户。不同类型的补偿方式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差异明显,现金型直接补偿侧重于增加农户用于发展的物质条件、改善农户生产生活的脆弱性背景,而公益岗位型间接补偿则有利于提升农户的内生发展能力,两者在促进农户的生计资本建设上具有一定的互补性。为此,在贫困地区需要进一步加大生态补偿的公共财政投入,并充分发挥不同补偿项目的协同作用,让农户真正从生态保护中获益。     

甘肃省人口城镇化与生态城镇化互动发展研究——基于扶贫开发协同发展视角

甘肃作为西北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和战略通道,在推进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综合试验区建设进程中,应重视省域城镇化水平、城镇化区域差异以及城镇化均衡发展,更应关注全省人口城镇化、区域城镇化和生态城镇化之间的互动影响,构建生态城镇化建设与扶贫开发协同发展模式和机制。应坚持全省两大区域和四个分区生态城镇化一体建设,以新型城镇化推动生态城镇化和贫困人口城镇化,通过构建生态城镇化建设综合支撑体系和保护补偿机制,健全全省城镇化建设生态评估体系,重点推进兰白榆生态经济一体化进程,实现人口城镇化、生态城镇化与精准扶贫目标趋同发展效应,最终推进省域新型城镇化与城乡均衡、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寿险业助力生态产业发展实现乡村生态振兴

通过构建包含实体部门和金融部门的生态产业体系理论模型,基于2004年至2019年全国农村和保险业相关数据,使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构造了生态产业发展综合评价指数,通过OLS回归实证研究了寿险业资金运用创新对乡村生态产业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政策引导寿险业保险资金配置有利于提高生态产业发展水平;寿险业将保险资金余额投资于银行存款既可以保障资金安全,也可以通过银行对生态产业的支持,有效促进乡村生态产业发展;相反,寿险业将资金配置于债券投资对生态产业的促进效率较低,不利于生态产业发展。因此要加大力度研究寿险业助力生态产业发展的资金余额配置方式,提高寿险业资金对生态产业的投资规模,丰富和完善其投资结构,针对生态产业发展实施精准服务和精准补偿,为实现乡村生态振兴、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     

我国生态补偿法律制度

生态补偿是当前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对生态补偿的法学研究处于起步阶段。结合国内外已有的生态补偿理论,对我国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作了基本考察,介绍了我国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基本现状、指出了我国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不足之处,并提出了完善方向,以此推动我国生态补偿法律法规尽早出台,使生态补偿法律制度成为我国环境保护的一道坚实法律屏障。     

低碳视角下农业生态补偿的激励有效性

运用多任务委托代理理论模型,从低碳视角分析了农业生态补偿契约中的激励关系,进而采用调研获取的微观农户数据对这一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政府主导的低碳农业生态补偿机制呈现出弱激励特性,主要原因在于农户进行低碳生产努力的经济价值未能显化,以及现行生态补偿机制所呈现的刚性特征。通过运用农业碳计量模型核算碳产品产量后发现,并非所有农业项目的经营都实现了碳汇量盈余,部分农户在低碳农业生产过程中出现了“搭便车”的现象,如此长期来看,农户逆向选择风险较大;因子得分结果显示农户在碳产品生产任务上的努力程度不高,代理人农户以低碳为目标的生产性努力缺乏有效激励,进而导致农户低碳生产态度与低碳生产行为发生了背离;农户低碳生产意识、态度、行为是农户低碳生产努力程度的显著影响因素,以低碳生产态度影响的重要程度最高。实现农业净碳汇效益经济价值的显化、提升农户低碳生产的积极性是强化农业生态补偿机制激励有效性的两条重要措施。     

基于分位数和OLS回归的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甘肃省的333份农户调查问卷,通过OLS回归法和分位数回归法,从外部环境和农户资源禀赋两方面分析影响农户家庭收入的相关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同一影响因素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户主性别、家庭人口规模和劳动力负担系数对农民收入有着显著的影响,特别是对中低收入的农户;而职业培训和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只对中等以上收入的农户才会产生增收效益;耕地面积的增加会提高农户收入,但在农户家庭耕地面积偏小的情况下,农作物种植种类的多样化会对农民收入的提高产生抑制作用;亲戚朋友的数量只会对中等收入的农户家庭产生显著的影响;户籍制度和惠农政策对农民收入的提高效果显著,特别是对中低收入的农户;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和提高家庭外出务工的人员比例能有效地提高农户家庭收入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