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的民族观

先秦儒家民族思想的核心内容包括“华夷之辨”和“用夏变夷”两个方面。孔子“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主张,是“华夷之辨”思想的具体反映,它具有以华夏为中心甚至歧视夷狄民族的色彩,同时又具有反对外来干涉、侵扰的性质。孟子对儒家民族思想最重要的发展,是明确提出了“用夏变夷”的概念。而《公羊传》中的“大一统”、“尊王攘夷”和“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则反映了公羊派的民族观以及处理夷夏关系的基本原则和方针。     

何休"三世说"浅议

"三世说"是公羊学重要思想之一.董仲舒将鲁十二公按照时间远近分为所传闻世、所闻世和所见世.在董说的基础上,何休将三世发展成为社会进化的三个阶段:衰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社会由衰乱世向太平世发展的过程便是王化由鲁扩散到诸夏,再扩散至夷狄的过程.在<公羊解诂>中,何休将<春秋>众多书法纳入其三世说,如大夫卒日、大小国之别、夷夏之辨等.何休"三世说"深化了<春秋>王鲁、夷夏之辨等义理,促进了公羊学说的发展.     

论董、何的“三世异辞”说

三世异辞(即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与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三统说),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内外说),合称三科九旨,是董、何《公羊》说之总纲。惟三统与内外说重义不重辞,易为凭虚蹈空之弊;三世说则义、辞并重,是理解其余二科六旨的重要线索。董、何的三世说,含恩情、王化义;董、何的异辞说,含微辞、托辞例。由微辞、托辞,知恩情、王化之分;由恩情、王化之分,知三统与内外说之所指,则三科九旨可以相互贯通。     

论董、何的“三世异辞”说

三世异辞(即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与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三统说),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内外说),合称三科九旨,是董、何《公羊》说之总纲。惟三统与内外说重义不重辞,易为凭虚蹈空之弊;三世说则义、辞并重,是理解其余二科六旨的重要线索。董、何的三世说,含恩情、王化义;董、何的异辞说,含微辞、托辞例。由微辞、托辞,知恩情、王化之分;由恩情、王化之分,知三统与内外说之所指,则三科九旨可以相互贯通。     

宋翔凤公羊学说述微

宋翔凤以为,孔子受命为素王,述《易》、《春秋》之“微言”, “微言”著见于群经之中,更集中体现于《论语》,故宋氏借诠释《论语》而申述《公羊》之张三世、通三统诸义。其三世说在三世异辞与三世进化的基础上特重太平世,以为孔子作《春秋》是为致太平,然不同于传统公羊家“文致太平”之说,而以太平世为实际,已然背离了《公羊》张三世说的基本内涵与意义。其论通三统,虽貌似沿承旧说,但又局限在礼制上说三统,这事实上完全取消了两汉公羊家通三统说中“以《春秋》当新王”这一最核心的观念。故宋氏之公羊学虽不乏有独到创见,但从另一面讲则颇失《公羊》本意。     

公羊学派“大一统”理论与洪承畴评价

公羊学派的“大一统”理论认为 ,“中国”、“夷狄”之别在乎“尊尊” ,“尊尊”既是伦理概念 ,也是政治概念。当王室衰落 ,是“中国”而有“夷狄”行 ,如“夷狄”能匡王室而尊尊 ,则“夷狄”亦新“中国”。身为“夷狄”的满族贵族在明末入主中国 ,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而洪承畴则顺应了这一趋势。他在清统一中国的过程中有值得肯定的方面     

春秋华夷关系以及华夏族的最终形成

历代论及春秋华夷关系，都是将楚、吴、越与夷、戎、蛮、狄部族相提并论。本文突破了这种传统的研究方法和模式，分别探讨夷狄部族和楚、吴、越等夷狄诸侯与华夏诸侯的关系，认为夷狄部族与华夏是在文化对抗和对话中达到交融、同化或并存，夷狄诸侯和诸夏则在指向相同目标的斗争和交流过程中实现了同化。华夏族最终形成于春秋末年，主要标志是夷狄诸侯与诸夏实现了同化。     

司马迁之民族观及其根源与价值

以华夏民族中心说为基础 ,既承认四海之内各民族皆为兄弟民族 ,又主张华夷有别、尊卑不同 ,内诸夏而外夷狄 ,这是司马迁民族观的基本内容。这一民族观既是对传统儒家民族观的继承与发展 ,又适应了汉代大一统政治学说的时代要求 ,证明了大汉王朝一统天下的合理性与广泛性。司马迁民族观对于中华民族的生成及其与生俱来的凝聚力起到了积极的向心作用 ,同时也对后世史家著述史书时对民族问题的考察起到了负面的影响 ,并最终使这一民族观成为中国古代封建正统民族观的基础     

宋元之际─—异质文化流感与交孕的温床─—元曲盛因新探之一

戏曲何以独兴于元代，堪称中国戏剧史上的斯芬克斯之谜。对此明代论坛即已联噪不绝，王骥德说：“至元而始有剧戏，如今之所搬演者是。此窍由天地开辟以来，不知越几百千万年，俟夷狄主中华，而于是诸词人一时林立。始称作者之圣，呜呼异哉！”（《曲律·杂议上》）王氏对宋元社会接样都的独异性投去惊异的一瞥，终因站在正统的“夷贱我贵”“尊夏攘夷”的立场上，不免捉襟见肘，吴牛喘月。“夷狄主中华”，绝非历史循环论者所指的通常意义上的“以暴易暴”式的改朝换代，元朝的建立，打破了“内诸夏外夷狄”的时空秩序系统，突破了汉人传统…     

论汉代公羊学的大一统思想

“大一统”作为一种政治历史秩序论,是汉代公羊学的一种重要学说。公羊学的奠基之作《公羊传》,最先从《春秋》“王正月”推论出“大一统”之义;西汉公羊先师董仲舒沿袭《公羊传》的思维路径,宣扬了立元正始和王者独尊的思想;东汉公羊巨子何休则不但对蕴含“大一统”之义的公羊学“五始”说作了系统阐发,而且还别开生面地将公羊学“张三世”说与“异内外”说相结合,从而提出了“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的民族一统思想。     

孙复对《公羊》学的继承与发展

有关孙复的研究多集中于舍传求经的方面,忽略了继承三传的方面。其实,孙复的《春秋》学与《公羊》关系密切。他认为孔子作六经为万世立法,且推崇董仲舒、批评刘歆。他的《春秋尊王发微》在方法上继承了《公羊》学重义略事、属辞比事、以例言经的思路;思想上继承了《公羊》尊王、恶盟、天人感应、讥世卿等思想,改造了《公羊》君臣之分与三世说。孙复对《公羊》学的继承与发展,启发对宋代《春秋》学、历代《公羊》学书写的进一步思考。     

为“制英夷”而“筹夷情”——魏源“师夷”思想性质问题初探

魏源是近代杰出的爱国主义思想家,鸦片战争时期“开眼看世界”思潮的“前驱先路”。他所提倡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开思想界先河,领时代风骚,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师夷”思想的内含是什么?史学界见仁见智。有的同志认为,魏源除了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以外,其思想中还包含了对西方政治制度的倾慕与向往。认为他对于科技的进步和资本主义制度优于封建制度都有一定的认识,“对美国民主制度做肯定性介绍的本身就表明了他对这种制度的向往”;“他不仅重视工商业,且由经济扩展到政     

司马迁的民族一统思想试探

司马迁的民族一统思想,是他的进步历史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古代史上独放异彩。然而,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很不够。对此作一些探索,显然是件很有意义的工作。一、司马迁首创民族史传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包括汉族及各个少数民族人民的历史。但是,儒家的正统思想却一再宣扬“夷夏之辨”,以中原华夏民族为冠带之国,贬称周边少数民族为夷狄之邦,以区分种族贵贱。因此,四方各族被贬称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视为荒服之地。孔子修《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孟子在论     

试析班固的民族观

班固民族观是其民族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对传统民族观的继承和发展。以他对民族较为深入的认识为基础,以民族关系的状况为转移,班固民族观有贬斥“夷狄”、主张对其实行武力征伐的一面,但以承认少数民族已有的地位、主张对其实行怀柔羁縻政策为主要方面。     

刘克庄诗歌“情性说”批评

刘克庄以“吟咏情性”为诗歌本质，但受先秦儒家诗教观念和宋代理学思潮的影响，他的诗歌观念存在着重性轻情的严重倾向。具体表现为：以“世教说”为核心，把有益世教作为诗歌的基本职能；虽然不完全排斥诗歌抒写个人情怀，但主张加以儒家道德礼教的限制和约束；主张以诗歌颂美时政，反对讽刺现实和抒写个人的穷愁牢骚。这一切使得他的“情性说”没能突破传统思想的牢笼，给他的诗学理论和创作实践以极大的不良影响。     

戊戌时期梁启超民权话语的思想逻辑

戊戌政变前,梁启超的民权思想从问题意识到话语逻辑,都与政变后判然有别。就问题意识而言,梁启超的民权思想所要解决的是当时中国君民相隔、上下“两无权”的政治病症,这与早期维新派的认识一脉相承。以此问题切入,梁启超的民权话语在“复古意,采西法”的思路下建构起来,主要思想资源不是西学,而是传统儒家思想中的“公羊”学。其中,“讥世卿” “三世”说又是梁启超民权话语的核心资源。这是梁启超依托自身的学术传统与国情认知对西方民权进行的中国化理解,与其政变后主要依托西学、以限制君权为鹄的建构起来的民权思想,截然不同;也与此时深谙西学的严复对民权的阐发有本质的差别。     

胡安国《春秋传》之华夷观

胡安国为《春秋》作传，主张对夷狄乱华要膺惩，妥协投降得不到真正意义上的和平，背华即夷更是不可饶恕的罪过。在华夷之辨中，胡安国强调的不是地域与族群的差别，而是华夏和夷狄在文化上的差别。所以，他又以是否坚持儒家的君臣父子大义为标准来评判华夏与夷狄，体现的是胡安国动态的华夷观。     

儒家民族观的形成与发展

夏商周三代的内外服官制度,形成了诸夏与四夷不同的臣服和纳贡关系,并由此产生了民族观念和夷夏有别思想。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民族观以性相近论为基础,以仁爱为指导,以是否符合礼义来作为区别华夷的标准,主张用夏变夷,修文德来远人。之后的儒家坚持先儒大一统思想,反对夷夏大防,主张兼容并包、民族融合,并通过理论实践和学术讨论,对儒家的民族观作出了重大的发展。     

清末地主阶级改革派"借法自强"的主张及其实践

清末地主阶级改革派倡导的“借法自强”主张是对传统封建旧法的否定和对西方列强挑战的积极回应。它在鸦片战争后最初二十年 ,表现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主要内容是了解西方、学习西方和抵御西方 ;在 19世纪 6 0年以后体现为“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即是以传统的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的伦理道德为主 ,以资本主义的科技发明为辅。地主阶级改革派将“借法自强”主张付诸实践经历了三个阶段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了解、介绍和宣传西方阶段 ;19世纪 6 0年代初至 70年代创办军事工业以求“自强”阶段 ;19世纪 70年代至 90年代大力兴办民用工业以“求富”阶段。     

有心杀贼 无力回天──戊戌维新人物小传

康有为（1858—1927）广东南海人。初受业于名儒朱次椅，博通经史，1879年游香港，接触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以为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应以古旧之夷狄观念对待。1882年过上海，欲究西方国家进步原因，他精心研读各种西书译文及报纸。1888年10月，鉴于民族危机深重，第一次上书清帝，指出列强有瓜分中国的野心，建议“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事，以图中国的富强，较系统地提出了改良政治的主张。1890年至1893年间，康有为在广州聚徒讲学，阐发今文经学以议政。5月29日又上书清帝，阐述中国必须尽快变法的道理和步骤，提出自强雪耻四策，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