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感觉派文本的"尤物叙事"

新感觉派作家借助以物化修辞和妖魔化倾向为特征的"尤物叙事",拟想出一批具有现代品质的女性形象,通过这些女性形象构筑了充满悖论的两性关系,她们既是作者笔下被物化、魔化的对象,又对文本中的男性构成支配性力量。形成这种悖论关系的深层原因来自"尤物叙事"中"女性-城市"潜在的互为隐喻。其中不但体现了叙述人的性别身分,更体现出特定历史环境中作家对都市现代化的复杂心态。     

当代家族小说的性别审视

在家族小说创作中,当代作家以现代意识与人道同情表现出对女性命运与妇女解放问题关注的热情,但由于受到男权社会文化传统与性别立场的影响,他们对女性不幸命运的同情之中又存在着性别上的隔膜,无论是对女性躯体的描写,男女两性关系模式的建构,叙述者与人物的性别话语,还是在性际关系价值评判中的厚此薄彼,都从不同的侧面流露出作家男权意识的传统积淀,都是男性对女性一厢情愿的想象性书写。     

论宁肯小说中的两性关系

作为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男性作家,宁肯小说以“超性别”的视角,对两性关系进行了深入探索与思考,展现了各种形式的性革命给婚姻制度带来的冲击以及当代社会两性关系的多样化发展态势。从传统婚姻对女性的桎梏,权力对女性身体的强行侵占,女性对男权制社会中不平等的两性关系之反抗,具有探索性质的“拜访式同居”,对最本质的两性关系的追寻,到对理想的两性关系模式的探索,宁肯写出了变动中的两性关系,几乎囊括了当代社会各种两性关系模式,展现了转型期中国社会两性关系的多元化与复杂性。其中,宁肯既自觉地克服了男权意识,超越了性别壁垒,又在文本中努力践行他的性别观。     

麦家小说的性别政治——基于叙事学的考察

用后经典叙事学理论考察麦家小说,可见其叙事话语中体现出较鲜明的男性性别模式,主要表现在：一,塑造男性威权形象,强化男性叙事权威;二,将女性叙事设置为男性主体叙事的补充,使女性叙事边缘化,弱化女性叙事权威;三,用男性叙事解构女性叙事,降低女性叙事的可靠性。另外,麦家小说中女性的叙事声音总是表现出情绪化、非理性、个人性、私密性的特征;而男性叙事声音则更多与宏大叙事相关联,体现出社会性、公共性色彩,并且对与男权社会规范不相符的女性进行批判。通过这种男性中心的叙事策略,麦家小说中的男性形象多沉稳、理性、智慧、伟岸,而女性形象则基本与之相反,从而或隐或显地传达出麦家男性至上的性别观念。     

性别视角下的新时期女性文学母性叙事

在意识形态中心话语霸权逐渐消失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降的女性文学母性叙事开始回归女性性别主体,逐渐剥落母亲神圣的面纱而显示出其凡俗而驳杂的内心世界,在文化策略上解构了父权文化关于母亲神话的定位和角色认同,然而也有一些女性文学叙事不惜以牺牲母亲的自然属性和天性来颠覆传统母亲形象,在解构男性期待目光下的那些忠贞隐忍、逆来顺受的"闺阁天使"母亲形象的同时,使女性文学母性叙事陷入了自我伤害的写作误区。随着母亲形象被极端丑化,一些女性作家开始致力于寻找理想母亲的写作尝试,呼唤与渴望"新母性"的回归。     

内聚焦在女性小说中的运用及其文化意味探析

对叙事模式的探讨是把握小说审美特征的有效途径之一。考察中国女性小说的发展史可以发现,女性小说惯于采用内聚焦尤其是第一人称内聚焦的叙事模式,现、当代的女性小说代表作很多都如此。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除文学形式发展的内在规律之外,女性性别在历史文化中的从属地位是更深层次的原因。女性作家更依赖于自己的经验世界,女性小说常常呈现出自传化色彩。应该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给女性小说以公允的评价。     

双重边缘中的身份确认--汤亭亭《女勇士》的叙事意蕴

汤亭亭的成名作<女勇士>以"华裔"为背景,以"女性"为主题,体现出鲜明的华裔女性主义叙事立场.作者有意营造出依托特有的中国女性传统的叙事空间,表现出华裔女性主体意识发展的不同阶段,凸现出处于种族和性别双重边缘的华裔妇女构建新型的性别身份的艰难历程.     

莎剧中的性别意识与性政治

莎士比亚的性别意识包含对女性的否定,视女性为身体和精神有缺陷的性别,认同两性关系上的统治逻辑,且在剧中有女性内化为自我否定的因素;对女性的贬斥和赞誉在思想上同源于男权支配女性的意识;认同对女性身体施加的否定的文化意涵,张扬自然性别之外的文化性别状态,并导向对女性主体性的否定。莎氏这种性别意识承袭了西方的性政治传统,并经由戏剧文本呈现出性别统治的权力本质。     

论女性创作的地缘情结

女性作家与地域文化有着天然的脐带关系,积淀着浓厚的地缘情结.与男性创作的地域文化特征不同,女作家的地缘情结呈现出明显的性别特征,这些具有性别特征的地域文化创作在使人们感受到传统文化背景下女性苦难和压抑的同时,又对女性创作的纤小、琐细和庸俗化起到一定的匡正作用.同时,女性创作的"地域性"也是一把"双刃剑",女作家在表现地域文化时不能仅仅局限于某一特定区域,而应在物理空间和精神空间上超越地域的局限达到与人类精神的共通.     

现代女性文化诗学的范畴及思想理路

本文从文化研究的视阈中提出了"现代女性文化诗学"的中心论题,并从性别与性别权力关系、时空与女性文化时空、叙事与性别叙事、传统与女性文学传统四个方面阐释了女性文化诗学的范畴和思想理路。     

肺病隐喻与性别文化象征——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肺病”意象探析

肺病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典型的疾病意象之一。肺病隐喻的叙事与性别文化象征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联，它有一种性别化倾向，体现为不同的男女两性身体叙事。肺病隐喻的男性叙事在男女两性病患者身上的隐喻变体明显不同，一者主要关注其道德内涵和社会化倾向，一者则主要体现为审美化取向，并从中可以发现性别政治在女性身体上的权力痕迹；肺病隐喻的女性叙事割断了肺病与女性身体之间的审美想象，以丑怪身体呈现了女性在性别政治中的真实处境。     

寓言中的女性困境——评铁凝的小说创作

铁凝是新时期以来一直保持着旺盛创作力的女作家,也是一位有着自觉女性意识的作家.她的小说以独特的方式书写女性,呈现出在历史和现实情境中,在男权意志操纵下女性的真实生命本相和生存图景.这些小说里的女性所遭遇的悲剧,不仅来源于畸形的社会变革和政治动乱,更来源于男权社会深层文化、心理结构对她们的戕害.同时,铁凝对两性关系的悲剧性书写,显现出当下女性生活的真实情境,而这种对爱情神话的颠覆无疑构成了对宏大叙事、男性权威话语的冲击和消解.     

中西方竞技体育中女性的差异化叙事

女性体育研究是推动性别平等重要而必要的手段.以体育为载体,女性走出"身体即命运"的本质主义牢笼,逃离了传统文化规训的藩篱,走向了竞技前台,开创了女性的新时代.然而,中西方场景中的女性由于所处社会、历史、文化的差异,经历了迥异的成长路径.通过文献研究,运用归纳与演绎、对比与分析的方法与手段,基于身体、性别、权力与体制视角,围绕女性参与竞技体育情况、女性面临的性别关系以及女性与国家权力关系几个维度,讲述不同文化与体制影响下差异化的女性体育叙事.竞技体育场域的女性经历是女性追求平等、寻求自我的奋斗过程,不同的成长境遇铸就了女性区别性的成长轨迹,呈现出不同风格的女性叙事.     

论多部“晚餐”题材小说中的性别图景?

中国当代女作家鲁敏长篇小说《六人晚餐》、迟子建中篇小说《第三地晚餐》、英国当代作家麦克·盖尔长篇小说《双人晚餐》共同描写了“晚餐”这一日常生活事件,体现出一种互文性的对话关系。这三部小说呈现出不同时空背景下的错综复杂的性别图景,探讨了制约男女两性关系和谐发展的障碍性因素,如爱情对现实的屈从、夫妻一方发生不忠行为、夫妻间缺乏信任等,进而揭示出促进男女两性关系和谐发展的因素,如爱、忠诚、信任、独立空间等。     

女性欲望与男性权威的建构——张资平恋爱小说的叙事模式及其文化阐释

张资平的恋爱小说可以拆解归纳为三种叙事话语模式:一是“花瓶”模式;二是“处子”追逐;三是“破鞋”原型.这三种叙事话语模式都是典型的男性中心主义话语,它是私有制下的产物,其本质是对女人独立的生命价值和意义的否定.张资平的恋爱小说,无论从文本策略、叙事姿态,还是从话语方式等方面看,都是典型的男权文化文本,体现出男权文化的价值立场.小说以各种女性在爱情、婚姻上的坎坷经历和不平命运,显示出男权文化话语霸权的巨大张力:女人在两性关系上意欲反抗和颠覆男性权威的主动出击的姿态,其最终结果却是走向事物的反面——更加有力地建构和强化了男性权威,揭示出男性本位主义价值立场之下女性生存处境的尴尬、荒诞及其悲剧性的命运.因此,张资平笔下的“新女性”充其量只是“伪新女性”,其小说的反封建意义就此被彻底消解.     

男权的焦虑——论菲茨杰拉德小说《夜色温柔》中的婚姻困境

20世纪初的美国小说家菲茨杰拉德是较早在文学领域内展示男性在女权运动兴起时面临新危机和新挑战的作家之一。与传统小说不同,菲茨杰拉德的《夜色温柔》表现了世纪初两性关系的新格局。通过分析菲茨杰拉德小说《夜色温柔》中的两性关系,特别是男主人公在婚恋中所处的劣势、遭遇到的困境,探讨了男权白日梦的破灭。菲茨杰拉德采用了两性叙事视角并用的方式,精确地表现了20世纪初社会变迁所引起的男权的焦虑。     

言说与倾听──从《罗亭》看权力话语下文本中的两性关系模式

“言说”与“倾听”是传统文本中典型的两性关系模式。男性言说,女性倾听是父权体制下的话语结构。这一权力话语在文学作品中构建了以男性为文本创造者和文本中心的叙事结构,体现了主流文化将男性作为创作主体、把女性作为文学作品中附属物的角色规范。对《罗亭》的重新解读,旨在揭示女性在文本中的倾听姿态是由于她们在历史中的被迫“缄默”和“匮乏”;女性的“语言拜物教”倾向是“没有自己的语言”的结果。     

现代作家性别与女性形象审美创造

作家性别主体差异对女性审美形象创造有着深刻影响。从一些现代作家的创作实践中可以看出 ,由于男性本位的文化传统在作家身上的不同积淀和由性别差异带来的审美心理的不同 ,使男性作家和女性作家对女性描写产生不同的文化内蕴和审美风貌     

走不出的“围城”:女性解放的困惑——丁玲小说创作中女性文化空间的再解读

丁玲的小说在描写女性时运用了大量的空间形式,从小说发表顺序来看,其空间形式呈现出个人封闭向社会开放的特点,丁玲试图通过这种女性文化空间的位移来表达其女性主体意识。但是,不论是个人化的狭小空间还是社会化的宽广空间,丁玲笔下的女性始终走不出男性所建构的"围城"——权力话语空间,这也是丁玲关注女性解放的困惑所在。     

身体叙事及色情文学的性别倾向批判

身体是性别文化的载体,男作家关于女性的身体叙事往往呈现了男性对女性肉身的"窥视",情色意味较浓.而女作家的身体叙事则往往与女性自身的整体存在密切相关,强调的是一种复杂的情感与意义的表达,呈示了审美体验的身体性,是一种非"私人化"的"集体型叙述声音";传统色情文学基本上是男性创作的,主要是为了满足男性读者的"窥视欲",呈现了明显的男性中心主义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