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重要的社会治理视角:协商民主

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新型的民主形态,也是一种民主治理形式。从协商民主和社会治理的各自特征可以看出,两者有着共同的价值旨趣和话语平台。由此,在创新社会治理的时代要求下,协商民主对创新社会治理有着极大的价值。要通过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的主渠道作用、不断拓展开发基层协商民主以及健全协商民主制度等路径全方位开发挖掘协商民主的空间和功能,以推动社会治理的创新。     

作为嵌入性治理资源的协商民主——现代城市治理中的政府与社会互动规则

现代民主与现代城市治理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共生关系.对于后发国家而言,民主实践采取了治理的取向与路径,形成一个普遍的制度建构行动.当下中国民主发展呈现出以提升治理和解决民生为中轴,以整合多元社会主体为取向的实践结构,使得社会发展通过协商民主实现了内生性的政府与社会互动.协商民主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把民主作为一种治理资源嵌入到现代城市治理当中,而不是单纯地建构一个具有民主形式的外在约束制度,其发展路径化解了民主与发展互为前提或者结果的外生困境,为中国民主的发展提供了具体的实践形式.     

从熟人社会到现代治理：民族地区互助共同体的表现形式及目标走向

中华民族的互助行为源远流长,为了应对社会风险,人们逐步建立了家庭、家族、民族内和民族间自发共同体,这些共同体在加强熟人社会团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现代社会的风险冲击下适应性明显削弱,需要建立现代互助共同体以提升民族地区的治理能力。现代共同体的构成要素包括政府积极介入、共同价值观、制度理性、立足传统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现代互助共同体走向生人互助模式,在拓展资源共享、增进民族团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应将互助共同体融入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并引导居民自治、发展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注重乡村互助文化的创新发展。     

当前我国基层协商民主机制创新之理性审视

当前我国基层协商民主机制在治理模式、社会治理创新、新兴基层社会组织、村(居)民自治等实践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效、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加以完善和提高.为此,需从完善党群合作协商共治的互动机制;完善利益整合与矛盾协调机制;健全和践行平等对话机制;完善和创新基层协商民主的参与决策机制;进一步创新与完善基层协商民主的协同合作机制;注重创新和实践,建立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稳定和法治保障方面的机制,推动基层协商民主机制创新,促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健康发展.     

民族地区传统社区组织参与农村治理研究——基于广西瑶族石牌组织的个案

历史上民族地区传统社区组织对于维护民族地区社会秩序起了重要的作用。由于传统石牌组织与现代石牌组织存在不同的政治取向、民主取向、职能取向和管理取向,其参与社区政治治理、经济治理和社会治理也有所不同。现代石牌组织是以国家法律政策为依据治理社区,是对国家法律的一种完善和补充,是全体村民共同管理社区的一种体现,以实现社区治理的公平、公正和公开,对于农村社区治理和村民自治有一定的现实价值和意义。     

论我国社会协商民主历史形态的逻辑演进

我国社会协商民主伴随着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转折开始,又随着改革开放推动经济体制转轨而发展,进一步随着21世纪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转换而走向成熟。由此推进了我国社会协商民主形态实现了三次重要转变,这就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政策制定为重心的自上而下开展的社会协商民主形态的开端、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的自下而上推动的社会协商民主形态的发展,以及21世纪以来以公共治理为重心的政府与社会上下合力推进的社会协商民主形态的成熟。我国社会协商民主历史形态的三次演变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从实际出发的自觉选择和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展开和中国化发展,不仅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国家治理现代化,而且为世界协商民主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中国经验和中国启示。     

地方政府推进基层民主参与式治理的实践探索

以公民参与理论为核心的民主参与式治理,强调政府与公民在基层自治组织平台下协商管理社会事务,促进基层政府的开放性和民主化,对于推动地方治理创新和公众参与均有重要意义。通过选取两个地方政府基层民主参与式治理创新的案例,分别分析“民主恳谈”和“议事会”对基层民主治理的启示。应加大政府向社会赋权力度,建构多层次的基层民主参与结构;推进基层民主组织监督平台的发展,赋权公民参与的动力原点;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基层民主治理,发挥其他组织的积极作用,以期实现地方政府基层民主参与式治理的程序化和常态化。     

协商民主的广州实践及其经验启示

近年来,广州市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在协商民主的不同渠道开展了一系列丰富的探索和实践,积累了宝贵的地方经验。协商民主的"广州模式"丰富了协商民主的理论和实践,增强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制度自信,也为当前中国地方城市治理提供了一条重要思路。     

协商民主视域下的中国社会治理机制创新

转型时期的中国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协商民主理论对创新社会治理机制有独特的吸引力。协商民主的主体间性与交往行动理论有助于社会矛盾冲突双方互信合作机制的创新;协商民主中的公共精神有助于社会主体偏好的转变机制的创新;而协商民主的开放性与动态性对社会治理中共识优化机制的创新有重要启示。     

新时代城乡社区协商若干问题的思考——理论考察与实践探索

社区协商是基层群众自治的生动实践,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效实现形式.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推进城乡社区协商也具备了较多有利条件,一些地区立足当地实际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如启东市社区协商的"三明确"和"三结合"、威海市的分层次社区多元协商制度.当然,社区协商依然面临着一些关键挑战,比如"乡土中国"向"城市中国"迈进带来的挑战、"合乡并村"加大了农村社区的管理强度和复杂性.可从以下几方面加强城乡社区建设:重视社会治理的区域异质性,提升后发地区协商水平,缩小社会建设的地区差距;重视历史文化因素,尊重各地区各民族的风俗习惯;要有底线思维,因势利导,尽可能达成协商预期;一切从实际出发,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建设,培育"社区领袖";改变传统社区治理方式,因地制宜引入"智慧社区".     

制度自信与治理现代化: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实现中国梦的坚强政治保障,不容动摇。坚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自信在于:它符合中国国情,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指导下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国情族情的结合;它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既不是"民族自治",也不是民族一体化;它拥有符合现代国家建构要求的政治优势,既充分保证国家主权统一,又符合现代社会正义与公正的价值理念。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需要从培育公民身份认同和中华民族国族认同、建立健全民族利益协调机制和积极推进协商民主三方面入手。     

论我国农村协商民主中的主体培育

农村协商民主的推进需要协商主体具备现代公民应该具备的政治德性、提出理由论证自己权益要求及进行理性探讨的参与能力。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基层政府、村民社会组织以及村民个人在政治德性和参与能力方面的欠缺已经成为制约农村协商民主发展的瓶颈。要突破这一瓶颈,需要政府转变观念,树立善治和共治思维,同时对村民社会组织进行法律、政策、资金方面的支持,鼓励和支持村民社会组织的发展,积极培育合格的农村协商民主的协商主体。     

基层群众自治中的协商民主探讨

协商民主在乡村治理中的实践,创新了我国乡村群众自治制度。它用于乡村治理中的动力来自于村民的民主参政意识和维权意识,并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我国乡村治理中政府与村民互动机制的要求,同时也有利于解决乡村治理中的民主困境。近年来,协商民主在基层民主发展的过程中展现出了鲜明的实践特色,但也暴露出许多问题,如乡村社会的经济压力导致对协商式治理方式的冷漠,相关制度的缺失,协商主体参与能力的差异等。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完善乡村治理中的协商民主,首先应该健全相关制度,其次要规范协商程序,最后需要培育村民的民主意识。     

论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

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两种民主类型,但它们并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民主的不同表现,是互相兼容的,二者的合作建构和共生发展既是践行我国民主理念的内在要求,也是建立新型现代民主的必然路径。二者的合作建构与共生发展尤其在促进我国基层民主建设和政治现代化、提高基层治理绩效方面意义重大。我国民主政治的未来走向将是以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为核心推进四个民主的协调发展。     

论协商民主的政治基础及社会条件——兼论中国协商民主的进路

协商民主可以说是对西方传统民主模式的反思和修正.协商民主的当代复兴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超越既有政治模式的意义及多维价值.政治平等、能力平等和社会自由仅仅是协商民主论者站在西方现实民主的基础上,从公民个体进入协商的视角得出的协商得以有效进行并取得实质性结果的必不可少的前提.而在根本意义上,有效运行的宪政和积极负责的公民社会才是协商民主的政治基础(制度性保障)和社会条件(社会支撑).中西协商民主发展的不同理路决定了中国协商民主的进路只能是:通过社会主义宪政建设和协作型公民社会的培育不断夯实民主基础,为协商民主的发展拓展新领域,创建新形式.     

我国的政党政治与协商民主:共生历程与契合维度——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被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它需要政党政治与协商民主的共同发展。社会主义的政党政治和协商民主在民主革命时期、建国初期和改革开放时期有着共生共进的历程,民主发展、政治认同和科学治理分别构成了协商民主与政党政治有效契合的现代化、合法化及科学化维度。     

中国基层协商民主发展的内外逻辑

协商是民主的最原始、最基础、也是最普遍的要素,民主的任何形式和内容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其最初的根源。中国基层的协商民主思想最远可以追溯到古代尧舜时代,中国古代"和合"思想为其奠定了思想渊源。但是,就中国传统社会而言是没有民主传统的,本文论述了协商民主在本世纪初又跨越千年得以兴起和发展的原因、必要性、可行性和推动力,以及中国基层协商民主发展的内外逻辑。在内外逻辑的共同驱动下,推进了基层协商民主的发展。     

论中国共产党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创新

民族大熔炉的整合式社会治理模式和多元文化包容发展的社会治理模式是当今人们比较认可的两种国外社会治理模式。中国共产党自执政以来,通过民族区域自治的方式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符合国情的社会治理创新探索。不论是从当代社会治理理论的共识还是从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实践成效来看,这种创新路径选择对于中国的现实国情而言都更具现代社会治理理性。     

协商民主视阈下我国现代政治人格的塑造

20世纪后期,协商民主成为西方民主理论的一种新转向,代表西方民主的最新发展。我国协商民主在民主价值、目标追求和政治文化背景上与西方有本质区别,但西方协商民主所强调的公平、公开、包容、理性、协商等原则和理念,则与我国协商民主的政治诉求相契合。以此为切入点,采用历史研究法和比较分析法,在协商民主视阈下探讨我国政治民主发展所需要的现代政治人格的塑造问题。以西方协商民主与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政治诉求的趋同为着眼点,力陈现代政治人格所具有的特点,提出从制度、文化、社会以及公民自身等方面着手塑造现代政治人格,以促进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西方治理理论的价值取向与理论困境

西方治理理论建立在对传统等级官僚制模式和自发市场模式的反思基础上,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扩展和信息社会的到来而产生。治理理论的价值取向在于它试图消解传统民族国家主权的绝对性,明确主张多中心治理,打破传统民族国家与国际社会、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市场与计划之间的二元对立思维,倡导社会各行为体间通过谈判、协商式程序技术以治理社会公共事物,运用合作、互惠与信任的社会资本而最终形成一种自主的合作网络,尊重多样性在良好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表现出明显的后现代主义色彩。治理理论面临诸多内在的理论困境:它偏重直接民主,却仍然需要间接民主;提倡多中心治理,但官僚制作为一种有效的组织方式在其后官僚制前景中仍然发挥重要作用;在重构合法性的同时使责任的归属困难重重;可行性与有效性的困境则可能导致"治理失败";"全球治理"的追求并未改变强权政治的本质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