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政论文的主题演进与风格嬗变

两汉政论文的发展颇为迅速。政论文的功利性和时效性,决定了它与时代需要、社会风气,特别是与士人心态有着直接紧密的联系。汉初文人喜借题发挥,以史为鉴而述治国方略,文风疏直激切;西汉后期和东汉前期,儒士多本经立义,婉曲作论而谈理政之宜,文风雍容温润;东汉后期文人常径遂直陈,横议朝政以痛斥时弊,文风刚劲质朴。汉代政论文的巨大成就,对后世文人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元代文人刘岳申的文章理论与风格

元代江西庐陵文人刘岳申文章成就颇著。他的文章中有大量论文的言论,从中可看出他主张文章要有新变而不同流俗,尚耿介直言与情真辞切,提倡厚积薄发和师古人文章之简约,推尚外简约而内遒上老成的峻洁文风。他的文风和文章理论虽然继元初庐陵文人刘辰翁、赵文而来,基本不离个性奇崛路数,然已有很大的新变,开始向元代中期的盛世文风靠近。     

民族融合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刚健之风

入主中土的北方游牧民族在较长时期内保持本民族遗风，它的作家多以刚直果敢著称。汉族文人在民族融合大潮中，也形成了豪爽粗犷的性格，只是在表现方式上和少数民族文人有所不同。民族融合时期众多各族文人具有刚直之性，由此形成崇尚刚健的文风走向，并对柔弱文风提出尖锐的批评     

明代科举与文人结社

  明代科举与文人结社的关系极其复杂。科举对文人结社的影响巨大,而文人结社发展到一定规模和水平的时候,也会反作用于科举。科举对文人结社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登科士子的结社促进了结社风气的形成,科举制度直接催生文社并推动文社发展,三年一次的科考为士子结社提供了契机,而科考的内容和方式对文人结社也有很大的影响。文人结社对科举的反作用直接体现在科举考试的录取上,间接体现则是在八股作文的文风上。     

北朝散文质朴之气原因的再阐释

向来论者以为北朝文风质朴、比南朝文风相对落后的原因是与地理环境和大批文人南迁有关,但这只是原因的一个方面,也不是最为重要的原因。北朝文风质朴最重要的原因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提倡儒家文化,以稳定统治。而儒家文化的核心在于使知识分子把自己的生命价值锁定在社会群体利益之上———生命的价值在于个体生命对群体社会的贡献。这只要对南北朝作家对待儒家经典的态度及其追求的人生目标加以比较即可一目了然。     

论《殷芸小说》的独立意识与大国心态

《殷芸小说》的编选,全面体现了南梁士族文人高扬的人格独立,而这种独立意识的真实写照,也正表现了其时士族文人群体独特而复杂的大国心态,即:政治观念淡漠、主体创作意识增强和个体因素彰显。而统治阶级对文学的提倡、文风的转变和创作者主体意识的影响,则促使了这种独立意识与大国心态的形成。     

论清初文禁对杜诗学的直接影响

清初日益严酷的文禁对文化摧残严重,对杜诗学亦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一方面是对学者人身迫害及其著作的禁毁,另一方面文化禁令使得清初形成的文人广泛交流的学术氛围得到压制,日渐残酷文字狱摧残了士人的文化品格,让知识分子在高压政治面前噤若寒蝉,对杜诗的阐释也随之由明末的自由活跃而一归于古板正统。     

繁钦与建安文风的嬗变

建安文风经历了借鉴并改创《诗经》、《楚辞》及两汉以来乐府歌辞的阶段后,逐步向文人雅化方面发展。繁钦是这一转变期的代表人物,他早年流寓荆州时期的诗赋风格苍凉沉郁,与当时“梗概而多气”的文风契合,并初步体现出文人化的创作趋向;归入邺下后,其创作风格渐趋成熟,体现出繁丽、俳趣、绮艳、内敛的特色,既与建安文风的主体风貌一致,又对其多样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宋代公文的说理性特征

宋朝文书传递制度的变化、优渥文人的政策以及宋人的政治热情,加之古文运动对文风的矫枉过正,使得北宋公文呈现强烈的说理议论色彩,具体显现在引经、举史、录事等方面。过于偏重说理议论的文风,背离了公文写作的本质,对公文效力影响较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古文运动的成就。     

因言何以获罪? ———“谋大逆”与清代文字狱研究

文字狱是专制社会的产物.那么,因言何以获罪？获何罪？如何处刑？文章认为,中国古代文字狱的定罪处刑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隋唐之前,对文字狱的处罚,罪名不一;“十恶”定型之后,主要以“大不敬”处罚;明清时期,由于“大不敬”条文的变化,使得“谋大逆”取代“大不敬”成为处罚文字狱最主要的罪名.通过对“谋大逆”的发展源流、内涵等的仔细辨析,我们发现,恰恰是“谋大逆”在内涵和外延上的不确定性极大方便了统治者在文字狱认定及其处罚上的任意所为.最后,在具体案件的处理中,清代文字狱也并非全部是按照“谋大逆”定罪处刑,而是形成了一个以“谋大逆”为首的罪名群,为了加强治理效果,也往往会使用杖毙等法外之刑.     

“文咏之士”与唐初八史的文学性

唐初八史的作者多为“文咏之士”，撰史善于叙事，喜取小说，文辞华美，使唐初八史呈现出浓郁的文学色彩；此外，唐初八史的尚文之风，唐初八史于史书中明确表达文学观的做法，都缘于著者的文士身份。     

病马、老马、慢马意象与佛经故事——文学意象家族与文人心态史探佚

在文学意象、母题的主题史流变规律中,每当一个意象内蕴发展到了相当丰富的阶段,就会产生同主流形态较大差异的同族类型,千里马文学意象也有病马老马慢马意象家族作映衬,其往往更加别致地表现了文人的落魄而又不甘寂寞,以及对名驹快马价值的钦羡向往。这类咏叹揭示了马意象所暗示的文人功业情结--成就动机是马文化的精神基石。它在"骐骥人才"、"宝马英雄"等先在模式的映照下,虽显得较为黯淡,却是必要的补充参照,加以统观,可较全面地了解古代文人心态。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英雄"理念的逻辑演绎

"新英雄"理念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思潮的重要美学范畴,也是革命文学英雄叙事文本建构的核心规范。左翼时期的"新英雄"理念是由革命文学家根据各自的理解而独立提出的,强调新英雄的特质乃是集体主义,却未成为文学创作的指令性规范;《讲话》发表后,"新英雄"理念则成了工农兵文学的法定性的头等重要创作原则,它演绎出的新英雄范式越来越理想化偏激化,成为政党意志的集中体现,而文学创作必须遵循,从而悖离了现实主义轨道;及至"文革"新英雄理念便成了制造现代迷信的理论根据。     

裴度在洛阳的文酒生活及其诗歌创作

考察唐文宗大和八年至开成二年期间,裴度任职洛阳的原因,及其在洛阳的园林情趣、以其为中心的诗酒活动和他的诗歌创作,可由此窥见中晚唐政治中重要人物裴度的无意国事、逍遥闲散的心态和姿态,以及时代精神的重要变化     

论郁达夫的旧体诗情结

旧体诗的写作几乎贯穿于郁达夫的整个创作时期,作者对这一文类的爱好和选择,表现出其灵魂深处所潜藏着的虽放浪形骸之外、仍不失名士风流的那种旧式文人的特征。它是一种传统文学修养的自然流露和表现,反映了作家的人生态度、审美追求、思考方式和文学理想。     

论苏轼文学批评文体特征

苏轼作为宋代最著名的文学家,一生写的文学作品数不胜数,不但他的文学作品文体形式多样,而且他的批评文体也呈现出多样的形态.他的批评文体主要体现为论诗诗、序、题跋、书、尺牍、祭文、记等形式.苏轼的批评文体明显呈现出中国古代批评文体的传统特色,其批评文体特征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批评文体的文学化与多样性、语言的美文化和风格的抒情化.     

金代科举对文学的影响

金代科举发展较成熟,实施时间较长,取士数量较大,民族歧视色彩不重,专门设有女真进士科,显示了民族文化融合的效应.它对文学产生过深广的影响:科举在金代文人生活中占重要地位,与各民族、各阶层的知识分子的出处、命运紧密相连,对其生存方式、生活特点、人生道路和心理状态有着明显的影响,丰富了作家的生活内容;科举的盛行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使文坛涌现出一大批反映读书、应举、典试、登第和贡院生活等方方面面内容的诗、文;科举考试在金代中、后期成为文学思想变革的杠杆,文坛领袖们利用主文取士之机扭转创作中的不良习气,倡导健康文风,收到明显成效.但是作为文学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的一个重要方面,金代科举有双重意义,对文学既产生过积极、有利的作用,也带给它不少消极、有害的影响;既是文学繁荣的必要前提条件之一,又对文学发展有一定的滞碍作用.     

质疑《红楼梦》的文学价值与社会价值——兼批红学研究的种种误区

一百多年以来,《红楼梦》的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被无限夸大、无限神化,抬高到了不恰当的地位,形成了对《红楼梦》的文学迷信和文学崇拜。作者认为,《红楼梦》的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并没有红学家们说的那样高,曹雪芹也没有超出封建文人的思想水平。本文对《红楼梦》的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进行了质疑。     

清初杭州文士的生存境域与文学诉求

清初杭州社会环境复杂,文士们亲历清军南下、整饬秩序、走向大统的整个过程。他们或隐逸逃禅,或乐学重仕,或游幕干谒。杭州文士的生存境域,直接影响了清初的文学活动以及文学思潮的走向;其文学诉求,反映了清初杭州文士独特的心路历程。     

论辜鸿铭的文学观念

辜鸿铭最看重文学中的道德内涵，他有关文学的一些精辟之论常常为道德本体的文学观所遮蔽、冲淡，甚至改造。辜鸿铭发出“惟诗贵有理趣，而忌作理语耳”的议论；提出适合于各民族文学研究者对于异族文学进行高层次研究的文学“整体研究观”；极力捍卫中国传统文学及文言文的地位。但是，他的道德人文观念已经渗透到他所涉及的各个话题中，其文学批评已经很难回归到文学轨道。从辜鸿铭对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所展示的知识结构和文化背景而言，他是一个当然的文学家：但从文学观念方面说，他更多地体现出一个道德家和社会工作者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