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戏剧形态“跳岭头”文本文体形态研究

“跳岭头”流传于今广西钦州市,是当地壮、汉民族每年农历八月至十月间在社坛或庙坛前戴面具舞蹈表演的融宗教性和戏剧性于一体的前戏剧形态。“跳岭头”文本是“跳岭头”的文字载体,属于民间文学的范畴。从体裁、语体、语言风格三个方面探讨“跳岭头”文本的文体形态,初步总结出这一前戏剧形态文本在文体形态上的特点：体裁具有前戏剧形态雏形剧本的性质;语体主要是叙述语体,也有对话语体的情况;语言风格总体上通俗质朴、地方特色浓郁、风格多样化。     

参军戏与胡乐考

古代戏剧史上著名的参军戏在其流行和演出的过程中存在以下几个特点：其一，《乐书》记载唐《胡部乐》中有参军戏，因此这一戏剧应属于胡部；其二，严格意义上的参军戏最早出于石赵，流行于后齐，都是深染胡俗、信奉祆教的国家；其三，参军戏的演员多为胡人乐官或胡人乐官的后裔；其四，参军戏表演中的歌曲、舞蹈多为胡人乐舞。在以上观照的基础上，可以得出参军戏原出胡乐的新观点。     

是戏剧还是仪式——论戏剧与仪式的分界

如果以表演作为戏剧的本质特征,仪式与戏剧这两个概念就出现了交叉甚至重叠,仪式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戏剧。对仪式与戏剧关系的把握不能建立在表演形式的相似性上,而应该建立在内容或功能的差异性上。区分仪式与戏剧内容或功能差异的是仪式与戏剧体现的情感,仪式与戏剧情感的差异是集体性情感与个体性情感的差异,而集体性情感与个体性情感的差异是仪式与艺术的差异,这样,以表演为特征的戏剧实际上就包括作为仪式的戏剧与作为艺术的戏剧。     

川剧艺术家口述史(梅花奖得主卷)之谭继琼篇

谭继琼,女,1973年5月19日生,重庆云阳人。国家一级演员、第二十五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重庆市三峡川剧艺术研究传承中心主任,重庆市三峡川剧团团长、党支部书记,重庆市剧协副主席,万州区文联副主席,万州区剧协主席。谭继琼主攻花旦,扮相俊美,嗓音甜润,基本功扎实,唱做念打俱佳,文武兼备。曾主演《白蛇传》《人间好》《武松杀嫂》《鸣凤》《白露为霜》等大小剧目。2011年6月凭借《鸣凤》的出色表演成功摘得第二十五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并在“第十二届中国戏剧节”荣获“中国戏剧奖·优秀剧目奖和中国戏剧奖·优秀导演奖”。多年来潜心于川剧艺术的传承、创新、发展及普及、推广演出工作,获得过全国“三八红旗手”等多种荣誉。     

论中国戏曲的萌芽

关于中国戏曲的萌芽,学术界歧说较多:或以为萌生于古之巫优表演,或以为开端于汉之《东海黄公》,或以为始于梁之宫廷乐舞,或以为肇于唐之“参军戏”。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殊有必要一辩。还有人认为《诗经》中的一些篇目,《楚辞》中的《九歌》,以及始于北齐流行于唐代的《踏谣娘》已是我国最早的歌舞剧目和最初的戏剧。这些观点虽云戏曲之形     

戏剧本质论之述评

戏剧本质论主要体现在关于戏剧结构、戏剧性、戏剧表演体系等具体论述中。该文对戏剧结构学说中的“综合艺术说”、“三位一体说”、“三个圆圈说”等主要观点,戏剧性学说中的“动作说”、“冲突说”、“激变说”、“情境说”、“对话说”、“仪式说”等诸种解释,以及表演体系说中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布莱希特体系、梅兰芳体系等世界三大表演体系进行述评,揭示了戏剧理论界对戏剧本质认识的历程、意义及其局限,指出中国民族戏剧体制对理解戏剧本质的独特价值。     

宋元南戏的显在叙事探略

宋元南戏是中国戏曲发展过程中较早的戏剧形态，其显在戏剧叙事的模式已经形成。第一文本的唱辞叙述、念白叙述，和第二文本的科介叙述有机结合，构成了以唱念做打多种叙述手段演述故事的戏剧叙事表演体系，对中国戏曲进程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使中国戏曲成为既可观又可听的艺术形式     

从宝卷的特征看其渊源

作为讲唱艺术的宝卷之渊源有“变文”说,有“俗讲”说。分别从宝卷的文体形式、仪式过程以及故事内容等方面来看,宝卷的渊源是多种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是多源的。     

老话重提——再论王国维关于“戏剧”与“戏曲”二词的区分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对“戏剧”和“戏曲”两个概念的区分是清楚明确的。“戏剧”即“古剧”,指不成熟的戏曲形态。“戏曲”即指表演形式上已达完全成熟的“以歌舞演故事”阶段     

《两只狗》：快乐是一种生活态度

11月26、27日．由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出．先锋戏剧导演孟京辉导演的小剧场话剧《两只狗的生活意见》在江南631牛达剧场隆重上演。自2007年至今，《两只狗的生活意见》已经演出了近千场．足迹遍及北京、上海、武汉、苏州，所到之处均掀起了“两只狗”的热浪。该剧是一出由演员通过即兴表演编创的演出。     

《淮南子》中的文体形态及其深层意义

《淮南子》中的文体实则由七种形态构成。立足文学史、文化史和学术史的自在语境,可以看出诸子论体散文的演变并非沿“专论型”的一条路子单向流动,而是带有很大的弹性;“格言体”文本既打上“士文化”的烙印,更是先秦理性精神的一种体现;“注解体”文本在津津乐道于阐释元典文本意义的同时,却失去了自我开拓创新的能力。     

元代戏剧批评浅议

<正> 元代杂剧创作蓬勃发展,出现了众多的作家作品。据元人钟嗣成的《录鬼簿》记载,那时影响比较大的戏剧作家就有一百五十二位,作品名目计有四百余种。同时,杂剧的演出也遍及各地。元人夏庭芝《青楼集》中说:“内而京师,外而郡邑,皆有所谓勾栏者,辟优萃而隶乐,观者挥金与之。”这正是元杂剧演出的实况。随着杂剧创作和演出的繁荣发展,出现了一批理论性和记述性的戏剧批评著作,如燕南芝庵的《唱论》、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夏庭芝的《青楼集》、钟嗣成的《录鬼簿》等。这些著作都是当时戏剧创作和演出经验的总结,是艺术实践的产物,对戏剧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指导和推动     

戏剧演出的“非特有”媒介属性

戏剧演出媒介不是特意为演出而存在的,即戏剧演出的媒介具有“非特有性”,它指演出的文本符号载体与人们日常生活经验中所用之物没有什么不同,其非特有性的形成与展示框架有关,即展示框架是身体以及日常物品转换成了演示媒介的前提条件。这使得戏剧演出所用的媒介体现了它从物(事)到符号(物-符号)、从“寻常”到“特用”的转换过程,而这一转变使得演出媒介带上了“表情”,形成了“统一场”,进而影响符号文本的意义生成。     

《国语》文体的还原阐释

《国语》的文体源于先秦时期的"语"文献,其史料涵括"国语"和"家语"文献。《国语》是在各国之"语"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它的基本文体形态在各国之"语"中已经奠定。八国之语是编纂者经过缜密遴选的,但由于变例这一编纂方式的存在,《国语》的实际记录远不止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国语》文本呈现对话的文体形态,但比起《尚书》这样的原生态对话文献又有新的发展,应属于次生态对话文献。《国语》的文体结构总体上近于"事语"体,但二者在文本形态上有着很大的差异。     

中国戏曲之“破台戏”探析

破台戏是我国传统戏曲班社因为"破台"需要而演出的戏。俗民认为新修建的戏台或长时间没使用的戏台煞气很重,或戏台曾出过人命事故等原因而由戏台所属地主动邀请戏班、或戏班为自身利益举行的一项仪式。破台戏的艺术形态较为复杂,有的是成熟的戏剧表演,有的则是带有一定情节的仪式过程的模拟表演。作为特殊的仪式剧,其文化功能主要是除煞祛邪,并保戏台所在地的民众及戏班艺人之平安吉祥。     

甘肃临夏迎神赛会中的假面戏述考

甘肃临夏的假面戏大约产生于唐宋,至今仍只作为迎神赛会之仪程,大致可入“仪式剧”或“傩戏”范畴。其演出无行当角色划分,面具多因剧中人物而制;剧目今知有二十余个,或有白无唱,或有唱无白,或只有舞蹈动作而无唱白,简略质朴;场上锣鼓击敲节奏,歌唱伴奏仅有竹笛。从中不难看到唐宋古剧或中国戏剧形成之初的某种风貌。     

略论中州古剧

中州地处中原,文化发达颇早,形成综合性艺术的戏曲的各种因素也较早地在中州出现,被学术界称作“古剧”的歌舞、优戏、角抵戏、参军戏、院本等艺术表演、技艺表演和戏剧表演也一代一代地延续,至元代杂剧成熟之前,形成了自己的“古剧”传统,在我国戏剧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晚明优人与戏剧之场上传播

晚明戏剧演出兴盛,它与戏剧文本刊刻一起,推动了戏剧文学在民众中的广泛传播。与文本阅读不同,场上传播离不开"优人"。本文所言"优人",兼指演员和戏剧教师(或言"教习"、"曲师"等)。"优人"与戏剧之关系,通常认为仅限于场上表演,事实上也涉及剧本改编和创作、技艺教习等方面。对这一关系的确认,是全面认识中国古代戏剧文学史的前提。     

论巫文化对游仙文学艺术结构生成的影响

本文将《山海经》到魏晋的游仙诗创作分为文本形态与仪式形态,通过对其意象结构与表演形式的分析,揭示上古巫文化对游仙诗艺术结构生成的影响,展现了游仙诗由娱神到娱人,从巫术功利性到艺术审美性的浪漫历程。     

叙事、审美、立意:也谈《秦腔》的文备众体

由于酷爱古典传统文学艺术,贾平凹在创作中有意识地继承古典文学文备众体的表现传统,形成了《秦腔》文备众体的文体特点。以穿插在文本中的诸文体为研究对象,条分缕析出这些文学艺术碎片在文本中所承担的叙事、审美、立意功能,立体呈现作品独特的文体形态,发掘其在贾平凹写作中的美学价值与文体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