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历史主义的逸闻主义 --触摸真实与"反历史"

新历史主义将一般作为文学批评点缀的逸闻逸事发展为一种具有根本方法论意义的“逸闻主义”，强调其“触摸真实”和“反历史”的重要诗学价值。这对启蒙运动以来形 成并僵化了的审美与政治、文学与非文学、经典与非经典、文本与历史以及各个学科之间的 界限和壁垒具有强大的爆破力，也有助于文学批评打破形式主义的文本封锁和旧历史主义堂 皇叙事的话语垄断，使文学与人类生活的真实经验发生关联。这种将逸闻逸事与文学文本并 置的做法显示了批评家的创造性和想象力，同时也存在着随意化和程式化的种种弊端。     

文学视域下的“叶韵”法及其意义

“叶韵”法主要用于经典韵文文本注音，有效地疏通由于古今发音演变而造成的押韵问题。“叶韵”法在经典韵文文本的吟咏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使众多经典韵文文本更流畅地讽诵于口。历代作家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探讨表明，“叶韵”法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其文学意义有待凸现。     

论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

德国思想家海德格尔发现:艺术虽然在一般意义上体现为具有“物因素”的具体作品,但艺术在根本上并不是“物品”.文章认为:文学作品不是物化的、静态的存在,而是动态的、观念的存在;文学作品不是由作家独主创作完成的,而是在文学活动中,经过文学创作者、文学传播者和文学接受者的共同努力完成的,它经过了文学手稿、文学文本和文本图景等三个基本阶段.     

“诗性正义”理论观照下的网络文学和公共生活

网络文学在其独特的生产、传播和接受机制中以开放取代封闭、以大众取代精英，表现出极强的开放性与交互性，一方面不断重塑当代文学话语既有的“文学性”，形成文学发展的一种新格局；另一方面自主性的失落、娱乐至上论、价值数字化等往往使其陷入“文学性”和“公共性”双重失落、错位、悖论。“诗性正义”理论通过强调文学想象和情感认知、提倡批判性文学对话、开启文学—伦理学探索以介入公共生活，重新激活文学的公共性，无疑有益于助推网络文学成为一种文学公共话语实践：网络文学特有的交互式接受机制和阅读体验为实现“诗性正义”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载体和通路；“诗性正义”赋予网络文学超越虚拟空间的现实意义和伦理价值，使文学读者在与文本、作者与其他读者的平等交流中进行道德反思，并以此为逻辑起点参与公共生活。总之，作为经验现象的网络文学与“诗性正义”理论互为表里、互相作用：网络文学交互式阅读体验为“诗性正义”公共话语实践带来经验参照；“诗性正义”也对网络文学发挥其潜在的公共性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规范作用。     

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域外经典建构路径

科幻小说是成功走向世界的中国好故事。它的域外经典建构是一种跨文化传播实践。后人类、精神生态、赛博格当代世界科幻经典主题满足了域外读者的期待视野；域外的深度阐释与评论打造与提升了其国际影响力；专业出版社、权威科幻期刊、网络媒体等跨媒介出版流通推动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域外深层次传播，有助于拓展作品的经典性。当代科幻小说的域外经典建构路径展示了文学在异质文化语境中的文本重塑与价值再生产，对推动中国文学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转变有重要启示。     

文本分层理论与文学经典问题

文本分层理论认为文本是一个多层面的结构存在,不同的批评方法进入文本的不同层面获得不同的意义,从而对文本形成不同的评价。文学经典建构是批评话语将契合自己最高标准的文本推入艺术界,使其获得中心地位和合法性的过程。在今天的全球化和多元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越界现象频繁,文学经典认同问题变得尤为突出。但这些问题我们都可以从文本分层理论中获得相应的解释与说明。     

通俗小说·文学经典·知识生产——中国现当代文学视阈中的“金学”建构

金庸小说，正经历着一个从上世纪80年代的通俗小说到90年代以降的“经典化”的过程，一些学界人士热衷于将原本属于通俗文学范畴的金庸小说研究推向所谓的“金学”。金庸小说无疑是大众文学的经典，它的畅销性、长销性以及为读者带来的密集的阅读快感确保了这一点，但并不等于它是一般意义的文学经典甚至文化经典。金庸研究的根本意义恐怕也不在于将它客观化、对象化地树为经典，采取超然物外的文学批评的立场。实际上，金庸小说（或者说“金庸现象”）为我们展现出关于当代“文学／文化生活”的难得的“近身性”，它是“文本讲述的时代”与“讲述文本的时代”的合而为一。     

作为"要素"的文学与作为"活动"的文学

以文学活动中的某一要素来概括文学本质的反映论、作者中心论以及作品中心论等各有自己的理论缺憾,它们都把文学作为静止的、物态化的事物来看待。但文学的本质是一种活动,文学意义也是在文本与文本、作者与读者、文本与读者、文本与其生存其间的文化语境以及文本的上下文之间的不断对话中生成的。离开“活动”这一基本界定,文学的意义将无从产生。     

早期左翼文学批评的苏俄资源与价值形构——以1932年丁玲及《水》的评论为例

1931年,丁玲在开始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前夕完成短篇小说《水》的创作。《水》在发表后引起了冯雪峰、钱杏邨、茅盾等左翼文学批评家的关注,并在1933年丁玲失踪事件后演变为左翼文学评论的一个小高潮。对丁玲及《水》的评论为左翼作家主体与文学文本的阐释打开了空间,成为早期左翼文学文本经典化的一次有效尝试。这一时期左翼文学批评强调对苏俄理论资源的“挪用”,进而确立起左翼文学的经典性与权威性,“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在《水》的文本批评实践中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同时,这一创作方法存在的问题也为中国左翼文学自身独特性反思提供了可能性。重新梳理这一时期关于《水》评论的发生与影响,既是对早期左翼文学批评实践的考察,也是审视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独立性价值的有效视角。     

语文教学之痛：“文本解读”的缺席（上）

文本解读应是语文教学过程最重要的渠道,它是以“文学、经典”为核心,让学生“摸索到通向古今中外‘文学经典’的一条道路,让学生与人类最优秀的心灵进行对话”,“真正的阅读是与文本作者的心灵对话”(钱理群语),这是塑造心灵,激发生命力、创造力,实现生命健康成长的过程。但是,在最近几年语文文本解读却遭到严重的削弱,课堂一味追求热闹,忽视文本,不善解读,成了语文课最大的心痛。前不久正好赶上了一次市级中青年语文教师课堂教学大赛,我听了40多节课,其中不乏有许多优质课,但也有许多课是严重得变味了,成了“班会主题课”、“才艺展示课”…     

由创作者的身份特征看“红色经典”的审美形态

“红色经典”有着较为一致的文本审美形态。这些作品都以爱国主义、英雄主义、集体主义作为叙事的意义旨归，强调通过对革命历史的讲述达到教育人民和鼓舞人民的目的。建国后十七年“红色经典”的创作者大多是革命斗争 的亲历者，创作主体的身份特征、心理意识以及知识谱系与这批红色经典作品的审美形态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叙事文本中异性人物的审美品格

写人是叙事文学创作的核心,人物是叙事作家成就的标志。本文选取叙事文本中特殊人物类型———与其创作者性别相异的人物为研究对象,剖析叙事文本中异性人物的特殊审美品格,以期探索文学创作活动中作家心理世界的奥秘。补偿心理与情感显现作为叙事文本的重要人物,众多的与作家同性别者可被确定为作家的自传性人物或包含作家深刻的理性思考印记的人物,这一方面源于作家对于现实与人性深切的自我体验,另一方面源于作家独特审美力与表现力的艺术延伸,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家大都是文学世界的“同性恋者”。但也有一些“异性恋”的文学事…     

从"诗言志"的经典化过程看古代文论经典的形成

本文对“诗言志”的产生年代、经典化过程和途径进行了论述。由于“诗言志”是古代文论的“开山纲领”,因而它的经典化过程便有普遍的意义。因此,本文提出的“六途径”说,对于研究古代文论的经典化也是有意义的。本文认为,所谓文学经典,是指具有精品内质、阐释空间和持久影响的文学文本。文学经典包括文学作品经典、文学理论经典、文学批评经典和文学史经典。对于古代文论经典来说,又包括文学的经典范畴、经典命题、经典观点和经典论著。纵看,有一时之经典、一代之经典和千古之经典;横看,则有民族之经典、国家之经典和世界之经典。中国古代文论的大半壁江山都是由儒家经典所奠定的。     

口头诗学与文学伦理学批评——关于“文学文本论”的思考

文学伦理学批评是2004年由聂珍钊教授针对当下文学批评浮现的诸多问题提出的极具原创性的文学批评方法论，至今已在国内外学界产生广泛影响。文学伦理学批评注重基础理论研究，具备理论的创新性与统一性，“文学文本论”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基础理论之一。在对文学本质的研究中“文学文本论”将文学定义为“文本艺术”,创造性地提出了“脑文本”等文本概念来解决文学形态等基本理论问题。但文学伦理学批评中的“文本”主要指狭义上的“文字文本”,忽视了发生学意义上以语言为基础的“口头文本”,限制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同时文学伦理学批评将“脑文本”看作口头文学的文本，一定程度上不完全符合口头文本的产生、传播、接受规律，不能科学全面地描述文学现象、揭示文学本质。利用跨学科方法与视角，运用“口头诗学”等理论分析“文学文本论”对“文学形态”“文本类型”“文学本质”等问题的理解，或许可以弥合文学伦理学批评“文本”和“语言”的断裂，促进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文本论”理论完善，为文学伦理学批评在人类学、民俗学等领域进行跨学科研究提供镜鉴。     

莫让“多元解读”变成“多元误读”

新课标提出“应尊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独特体验”。“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文本之间对话的过程”。在语文新课程改革中，学生对文章的解读有了更大的自由度，使阅读教学呈现出“百家争鸣”现象。然而，部分教师却从纯“文本崇拜”走向另一个极端——纯“文本批判”。甚至于完全忽略文本的暗示、提示，随心所欲，毫无限制地进行解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经典文学的一种亵渎，是阅读教学的一种悲哀。试举以下课例，以期引发对此问题的思考。     

“道可道，非常道”——文学文本阅读之哲学反思

本文从哲学阐释学的视角对文学文本的阅读的本质特征进行了论述,指出文学文本阅读的历史性、开放性决定了阐释的多样性,释义主体的“此在”性决定了阐释的循环;并论证“道可道,非常道”这一道家哲学命题是对文学文本阅读的经典诠释。     

文学经典的生成谱系与传播机制

文学经典的生成是一个同时在时间和空间中展开的、持续不断地传播和被接受的过程。在此传播过程中,既有纯文学、纯学术的要素贯注其中,又有非文学、非经典的、世俗的力量介入其间。从这个意义上说,经典不是一个文本,而是一个'场域'。在这个场域中,各种来自文学和非文学的力量形成的对话和张力使其意义得以生成、增殖和传播。在当下这个时代,我们只能从这个场域出发展开经典研究才能避免将文本细读与社会语境人为割裂的弊病,进而在文学与社会、精英与大众、商业与美学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     

文学经典的生成谱系与传播机制

文学经典的生成是一个同时在时间和空间中展开的、持续不断地传播和被接受的过程。在此传播过程中,既有纯文学、纯学术的要素贯注其中,又有非文学、非经典的、世俗的力量介入其间。从这个意义上说,经典不是一个文本,而是一个 '场域'。在这个场域中,各种来自文学和非文学的力量形成的对话和张力使其意义得以生成、增殖和传播。在当下这个时代,我们只能从这个场域出发展开经典研究才能避免将文本细读与社会语境人为割裂的弊病,进而在文学与社会、精英与大众、商业与美学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     

从茅盾和叶圣陶的早期文学实践看“为人生”文学思潮的多重面向

作为“五四”时期“为人生”文学的典型代表，茅盾和叶圣陶的评论和创作实践集中了“为人生”文学思潮在这一时期的多元并存、互动对话的复杂路径。茅盾对“为人生”文学理论资源的孜孜以求，叶圣陶对“为人生”文学理想的多元实践，两人身兼评论者和创作者而产生的互动影响、互为“镜像”,都凸显现出他们探索“为人生”文学的理想艺术形式的执着，对如何界定和描摹“现实”、如何呈现“真实”的“现实”和“革命”的“现实”的焦灼，同时更映照出“为人生”文学广泛、开放、富有弹性的边界，这无疑为渐成新的主流叙事的革命文学提供了可供借鉴和反思的参照。     

宋明儒学文本经典化的三重结构

文本问题是探讨宋明儒学的基源性问题。宋明儒学文本的意义生成,也是宋明儒者思想言说的文本化过程。文本化的核心是文本的经典化。从语言哲学视域来看,宋明儒学文本结构大概呈现出了从微观到宏观的三重性特征。微观层面的文本,主要讨论字、词语等“字”之“义”;中观层面的文本,主要研判篇章结构、经典文本;宏观层面的文本,主要探究诸文本之间的意义关联。在宋明儒学文本经典化过程中,宋明儒者不仅建构了形上的经典统序,使道统、学统有所系属,而且落实了经典诠释背后的治世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