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职官制度与秦汉官僚制度的形成

中国古代国家形态的发展历程是渐进式的。周代宗法血缘政治统治向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国家形态的演变是由自上而下的“变法”方式完成的。因此,周制与秦汉制度尽管在社会经济基础上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彼此之间仍然有诸多联系。秦汉国家形态重要侧面之一的官僚制度,无论在职官名称,还是官职职掌上都可以溯源至周代。周代国家若干重要的职官制度,也对秦汉产生过深远影响。探讨秦汉官僚制度与周制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完整把握和研究秦汉国家政治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上古谏政制度

创始于中国上古时期的谏政制度，是中国古代国家管理和行政决策中重要的制度建设成就。中国上古的谏政制度包括人君受谏、臣下进谏、谏政机构、谏政职官、谏政技巧及其他一些相关的进谏惯例。秦汉以后，谏政制度愈加发达，成为历代王朝国家管理中主要的行政制度之一。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今天，该制度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法寿乐》考

萧齐王融所作《法寿乐》歌辞十二首之主旨及创作背景,尚无学者作过专门的探讨。该文结合佛祖故事及相关史料认为,这十二首《法寿乐》歌辞是叙述佛祖释迦牟尼降生、求佛、成道并最终授徒弘法故事的完整组诗,是王融任太子舍人期间（484--493）奉齐文皇帝（即齐文惠太子萧长懋）之命而制的,它是萧齐时王宫贵人礼佛、崇佛的必然产物。     

五行与古代中日职官服色

中国上古从自然现象总结出来的“五行”和“阴阳”思想 ,随着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而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对职官制度和官员的舆服制度产生重要影响。其中 ,官员服色制度自秦汉到隋唐发展成型 ,成为规定政治秩序和官吏身份的象征 ,并对从氏族垄断政治向中央集权体制转变中的日本造成深刻影响 ,衍生出日本特色的官员冠服制度     

经济发展与战国秦汉之际法制建设的互动

战国秦汉之际是中国古代国家结构转型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也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战国时期的列国及秦汉国家在法治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经济方面的立法尤为关键。这方面的成就不仅为传世文献所记载,在出土的秦汉法律文献中也有丰富的史料,农业、手工业、商业以及财政管理方面的法规都有所建树,表现了战国秦汉之际国家较为成熟的经济管理职能。     

晁错的重农思想——读《论贵粟疏》

晁错(前200—154年)颍川(今河南禹县)人,是西汉前期著名的法家政治家,少时跟张恢学申商刑名之学,继承了先秦法家商鞅等的思想。汉文帝时为太常掌故,后为太子舍人,又任为博士,拜太子家令。以后景帝即位,以为内史,后迁为御史大夫等官。晁错所处的时代,是西汉新兴地主阶级在秦始皇开创的中央集权制基础上,巩固和发展新兴地主政权     

评《中国政制史》

当前出版界,政治部类的书籍出版不多,政治制度方面的专著更少,至于中国政治制度史的专著,则更如凤毛麟角。我国有数千年连绵的历史,不仅在科技方面对人类有过杰出贡献,而且在政治制度方面也有过卓越成就。古代中国被誉为“世界上政治修良的头等国家”,巴尔扎克曾说中国古代“政府机构完备严谨,举世无双”。我国自秦汉以来历代政府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且创建了独特而高效的政治制度,曾引起世界各国政治家的兴趣及关注,以至效仿,至今还有不少国家的政治机构设置、职官名称以至权能划分沿袭我国古制。对我国历     

法家失去统治地位的历史根源

法家为什么在秦汉以后失去了统治地位？侯外庐中国奴隶制国家的“早熟”理论，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理论根据和方法论基础，由于地域单位没有冲破氏族外壳，国家采取了家族统治的形式。儒家的礼制正是适应了这种宗法政治的国家形式，而法家却与此相背，所以在秦汉以后就不得不退到历史的后台。     

西汉海昏侯国职官设置札记

根据汉代侯国职官制度,海昏侯国职官制度相对完善。在行政职官中,设置相1人,官秩400石;丞1人,秩200石;尉2人,秩200石;又设乡有秩、令史、狱史、官啬夫、乡啬夫、游徼、牢监、尉史、官佐、乡佐、邮佐、亭长若干人,皆为百石以下斗食少吏:分别主管海昏侯国的吏治、民政、赋税、诉讼、治安等行政事务。在侯国家臣职官中,设置家丞1人,官秩比300石;仆、行人、门大夫各1人,庶子1人,先马、中庶子14人。此外,海昏侯国家臣中还可能有傅、主簿、舍人、私府长、食官等职官。     

《里耶秦简》[壹]中的“课”与“计”——兼谈战国秦汉时期考绩制度的流变

本文在对《里耶秦简》[壹]中的“计”“课”文本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认为“计”是对现有国家资财的静态总结与统计,其考核对象是国家机构;“课”则是对国有资财增减情况的动态记录和监督,其问责对象是具体的职官和实际责任人.战国秦汉时期考课制度经历了这样的演变过程:战国时期仅依靠上计制度,秦代计、课分离,汉代又恢复了上计制度,但辅之以严密的监察体制.     

先秦官吏考核制度考述

一般认为,中国古代官吏考核制度建于秦汉时期,先秦只是萌芽或是雏形,并未形成制度。实际上,官吏考核制度建于先秦时期,西周已较为规范。先秦时期的官吏考核制度,其考核目的、对象明确;考核内容、尺度具体;考核方法多样;奖惩措施严格,它是秦汉以后中国古代官吏考核制度发展、完善的渊薮。由于历史发展阶段的特点,先秦时期的官吏考核制度有其时代局限性,应客观评价。     

略论秦汉时期的历史循环思想

历史循环思想是秦汉时期一种重要的历史哲学思想。这种思想初步形成于战国时期 ,经过秦代这一过渡性阶段 ,在西汉前期完全形成。历史循环思想对汉代史学发展有着深刻影响 ,并与汉代思想文化及社会意识有着密切关系。历史循环思想在秦汉时期的形成与流行具有历史必然性 ,其内容包含一定的真理性成分 ,对当时及后来思维方式的发展也有着重要影响     

东汉时期“兰台令史”的多重职能

"兰台令史"是两汉一个具特殊性的职官,在西汉,它地位卑微,不被重视;到东汉,却位卑职重,于汉明、章两帝时大得彰显。在政治上,它在帝王与群臣之间行使"监察"和"上传"的基本职能;在文化上,它推动了汉代文字的统一规范,对汉代文献典籍的整理保护意义重大;它的群体性创作,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形式,是汉代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兰台令史"这一职官在特定时代下的多重职能,为我们了解两汉时期文官的变迁提供个案参考。     

从文化重心到人文圣地——齐鲁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中历史地位的演变

齐鲁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在周秦两汉时期是中华文明的“重心”所在:为孔子及儒家思想的形成发展、诸子百家之学的兴起、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及汉代经学的繁荣做出了独特贡献;汉代以后两千余年,齐鲁文化以“圣地”的文化气象,成为民族文化认同的标志、维护国家统一的精神支柱、历代中国人向往的精神家园以及传统道德文明的示范之乡,深深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和民族精神的传承.     

从《焦氏易林》看汉代人的秦史观

《焦氏易林》作为一部大致成书于西汉中晚期至东汉初期的特殊文化典籍,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其中就多有对秦史的相关记载。其中对秦兼六国、扶苏、商鞅和秦昏暴之政的记载,为我们展示了汉代人的秦史观、儒学理念在汉代民间的普及以及汉代人对秦的理性反思。     

论秦汉政治思想之嬗替

战国秦汉之际学者对于以往学术史的总结仍以《庄子·天下篇》、司马谈《六家要指》及班固《汉书·艺文志》最具代表性。三种阐述都是将以往的学术思想流派看作是处在同一水平上的、有着同样的发生背景和学术目标 ,即各家都兴起于“周文疲弊”和都是“务为治”的 ,因而诸子百家的价值和作用体现为一种更相嬗替的递进关系。法家、道家、儒家在秦代、西汉前期和西汉中期相继为用 ,前后嬗替 ,对当时社会作出各自的贡献。     

《琴操》的作者及其成书

关于<琴操>的撰者及其创作年代,据史料记载,主要有两汉之际桓谭说、西晋孔衍说、东汉蔡邕说三种说法.但无论从文本的角度、文献记载的角度还是从著者的生平思想的角度分析,将<琴操>一书的编撰权给予蔡邕无疑都是最有说服力的.<琴操>一书产生于东汉音乐文化下移、琴的地位得到提升的历史背景下,是蔡邕本人的音乐天赋、儒道兼修的思想及传奇经历双重作用下的产物,其成书大致在蔡邕流放吴会的十二年间(179-190年).     

两汉关中大族面貌考察

文章采用了文献分析的方法,考查了两汉关中大族的萌芽、发展、转变的基本情况、主要特征及其对文学的贡献,认为两汉关中地区大族云集,它们萌芽于西汉初中期,发展兴盛于西汉后期或东汉时期,子孙相继,累世公卿,对两汉的政治、文化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们的主要特征一是大都有尚武的传统,二是尚武的同时也非常注重文化特别是儒家经典的学习,表现出由纯官僚家庭向经学性家族转变的趋势,部分家族已初步士族化。同时,它们对两汉文学的发展也有突出的贡献。     

论貂蝉冠的产生及其历史演变

貂蝉是中国古代王朝的一种冠服,是国家服制的重要内容之一。它初为胡冠,以金铛和貂尾为饰,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时将它引入赵国,为赵国将士之冠服,是胡汉文化融合的产物。秦统一六国时,将赵国的这种冠服纳入新王朝,且将它改制成以蝉纹和貂尾作为装饰的帽子,成为皇帝近侍的专服,貂蝉冠遂以得名。至于汉代,貂蝉冠又被文人赋予了雅致幽远的文化深意,被认为寄予了古代帝王对于臣工精神境界和政治才能的诫勉和期待。此后,貂蝉冠一直成为中国封建社会贵族身份等级的象征。大清时期,貂蝉从官方服饰中消失。     

项羽乎?刘邦乎?——论秦汉之际历史舞台及历史纪年的主角

我们现在通行的中国古代秦汉之际的纪年方式是秦汉相接。而事实上,秦灭亡于公元前206年,其后经过楚汉相争的四年历史,刘邦是在公元前202年才正式称帝建立汉王朝。此期历史舞台的主角是项羽而非刘邦。为了准确、客观地反映历史,应当在秦汉之间加上“以西楚霸王项羽作为历史纪年”的这段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