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通判之官”释义简

“通判”在唐代并非九品序列之官,是为职官当自五代始。但是在唐代基础文献中,多见“通判之官”一词。故笔者检阅相关资料,对唐代“通判”之义做详细阐释。文章指出其有两种含义：一是动词,即“共同参理,分曹掌事”;二是名词,指“副贰之官”,是佐职的泛称,即所谓“通判之官”是也。笔者以为,唐代的“通判”是动词和名词之义兼用的;南唐时,以水部员外郎充“通判”的例证,表明了其具有了正式职官的特征,是其走向职官的标志性变化;北宋初,便置“通判”一职,并明确了它所应具有的行政、监察之责。     

宋代通判论略

通判的创立是宋代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论官秩虽仅七品,但却被视为“州郡最要之任”。若把它置于宋代集权政治中考察,通判正是“分化事权、互相牵制”集权原则的体现。一、通判之设关于通判创设的原因,马氏《文献通考》概括为“宋艺祖惩五代之弊,乾德初下湖南,始置诸州通判。”所谓惩弊,自然是惩唐末五代以来君弱臣强、方镇专擅自肆之弊。对此弊端,清人王鸣盛评论说:“节度益多,列衔往往称某军节度、某处管内观察处置等使……,则权尽归于一家,而守土之臣,几无复有分其任矣。”这些集地方权力于一身的节度使,“始各专其地以自世,既则迫于利害之谋,故喜则连横而叛上,怒则以力而相并,又其甚则     

论苏轼的词学观

苏轼的词学观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并且有所变化。前期,即通判杭州以前,他认为诗词有别,由于积极的参政意识,他把文学创作的主要精力放在了诗文创作上;后期,即通判杭州以后,他开始接触词体,并大量创作词作,在实践的过程中,提出了对词体的看法,认为诗词一体,开创豪放词风,提倡清丽雅致之词,形成了自己独具个性的词学观。     

苏轼的名胜词

《东坡乐府》中有“名胜词”40余首,涉及的名胜景点近30处,且多集中在浙江杭州、湖北黄州两地。本文以苏轼杭州和黄州名胜词以及相关的名胜景点为对象,试图以一种新的视角来说明苏轼词在词史发展中的意义及其词体革新的成就。     

唐宋变革视域下的吴越国杭州城考

唐末五代是杭州城城市发展的重要阶段，历经吴越国王钱镠三次大规模扩建，其一跃成为东南地区重要的城市。从都城布局形式上看，吴越国杭州城采取了近似于北宋东京城的嵌套式三重城制，这与唐长安城外郭城、皇城、宫城的不完整相套式布局不同，为南宋临安城宫城、外城的定型打下基础。处于唐宋变革期的吴越国杭州城的布局情况，为我们解读“中世纪都城”布局模式向“近世都城”布局模式的转变提供了方向。     

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晚唐五代“醉梦词”审美观照

“追醉逐梦”是晚唐五代大多数文人的共同心态,“醉梦词”由此而大量产生,成为词坛一道特殊的风景线。从艺术特色而言,“醉梦词”既体现了晚唐五代文人词“绮怨”的总体风格,又具有自身独特的艺术个性,主要表现为“醉词”的真率热烈之美和“梦词”的朦胧幽约之美。     

一位天才词人的试笔——苏轼前期杭州词平议

苏轼的文学创作并不始于出任杭州通判期间。但“余事作词人”,几乎是历代词坛大家的通例,原是毫不足怪的。可以说,苏轼是拿起早已娴熟的诗笔,在人杰地灵的杭州,开始登上词坛的。     

苏轼与辛弃疾田园词创作风格异同简析

以田园生活入词,是我国词苑的一大特点。尤其北宋的苏武和南宋的辛弃疾,以其伟大的气魄和卓越的手笔突破了绮靡艳丽的藩篱,创作了一批以农家生活为题材的新词章,从而扩大了词的题材范围,拓宽了词的艺术领域。 但是,“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以清切婉丽为宗”,“花间派”词人在发展令词艺术卓具贡献的同时,却把词引向了宫廷、贵族消遣的“艳科”小径。到了北宋,虽也偶有俊爽之作,但词家为了流连山水,娱宾遣兴,仍然死守用花木、风月、美人为内容的填词传统。然     

张先与苏轼

张先是苏轼所见到的唯一以歌词著称于世的前辈词人。在北宋熙宁年间,张先是实际上的词坛领袖,而苏轼才开始学习写词。探讨他们在熙宁、元丰年间的交往与特殊的师生情谊,对了解北宋词坛情况与苏轼豪放词风的形成是有一定参考意义的。 苏轼在元丰二年写的《祭张子野文》中,对他们的交往曾作过简略的回顾,“我官于杭,始获拥彗,欢欣忘年,脱略苛细。送我北归,屈指默计,死生一诀,流涕挽袂。我来故国,实五周岁,不我少须,一病遽蜕。”这里的“我官于杭”,是指熙宁四年苏轼通判杭州之时。“始获拥彗”一句,点明了他们的关系。以前许多研究宋词的前     

论商品经济对唐五代词的影响

词兴盛于晚唐五代有多方面原因，而商品经济的繁荣有其举足轻重的作用。唐代商品经济在深度和广度方面远远超过前代，尤以东南和西蜀为甚；它使得相当一部分人改变了生活情趣和审美趣味。词所追求的目标正是赏心悦目动听的多维效果，而外来乐曲的适时传入，如醉人的春风吹拂，使其迅猛成长。词从诞生那天起就摆脱不掉美人的“倩影”，《花间集》奠定了词的艳情传统，直到苏轼以诗为词，词才得以解放。     

“白雨”、“跳珠”辨

苏轼于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遭贬离京,到杭州任通判。熙宁五年游西湖时,作《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绝句五首,其一云:“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智对动物联

苏轼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而求外职,任杭州通判。朋友聚会,言谈之间,他对宰相王安石的新法有所抨击。一次,苏东坡回京办事,王安石请他到后花园,说：“东坡兄,今天我们不谈政事,专谈楹联好吗？”苏东坡微微一笑,说：“请王大人赐教。”     

敦煌曲子词辨

敦煌献已经普遍使用“曲子”概念，它们所指的新兴的长短句的律化歌词，唐末五代人深感“曲”与“曲子”本为“乐曲”，若借指新体歌词，则不免使概念混淆，因而试图准确地称之为“曲子词”，来表明它是特为新兴产乐而谱定的歌词，曲子词是已经律化的词体，是律词，与近体诗，声诗和佛曲无关，“曲子词”为唐五代人自己的新创概念，它既能充分体现这一新兴音乐学的体性特征，又能适应时人和今人的运用习惯，所以说是比较科学的，这种承前启后的称备用。既能恰切地表明词体发展特定渊源，脉络，又能准确揭示出敦煌献所保留批评家一音乐学形式固有的学史意义。     

情爱的张扬与变态──从几首晚唐五代词说开去

情爱在晚唐五代词中得到了极大的弘扬，且有其独特的价值。但我们又发现，其情爱的张扬是在秦楼楚馆之中，在浮花浪蕊之间，故其间的情爱又是变态的。若从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来审视，晚唐五代词和“香草美人”的模式依然是一种父权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权力话语，仍然说明了男性文化的支配地位。因此，也就给我们提供了重读文学史的必要与可能。     

囿于花间又出于花间的冯延巳词

冯延巳作为唐、五代四位重要词人之一 ,其词风既囿于“花间” ,又出于“花间” ,其词在“花间”词风的熏染下 ,又于其题材中注入了一定的思想意蕴 ,于“花间词”绮丽婉媚的风格情调之外 ,表现出一种偏于幽冷哀惋的感伤情调 ,呈现出一种较为雍容雅丽的艺术品味。     

西湖再矗雷峰塔

我是第一批应邀参观拍摄雷峰塔的摄影界人士之一。去年国庆前夕，应杭州摄影界邀请，我有幸在雷峰塔对外开放前夕，游览了这座倒塌近８０年闻名中外的古塔。秋高气爽，我们一行２２人来到西湖的“雷峰夕照”景区。“雷峰夕照”景区位于西湖南岸，以南屏山支脉夕照山为主体，与净慈寺遥望相对。唐末五代吴越国国王钱弘亻叔为藏佛螺髻发，在夕照山上建塔，名黄妃塔，俗称雷峰塔。南宋时，宫廷画院马远等画了十幅各有款名的西湖山水风景画，其中陈清波画了雷峰塔山水画，题款“雷峰夕照”，又传“雷峰落照”。这一款名就成了留传千年名闻遐迩的…     

驿骑苏秦间──陆游词风格及成因浅议

本文就《四库全书提要》论陆游词“雄快处似东坡”的“近雅”之处作了探讨与阐发。作者认为，形成陆游词这一风格的原因，在于陆游继承了苏轼“以诗为词”的传统，故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写出了“从军乐”、“意不平”、“千行泪”等作品；但陆游词的风格在“诗人之言，终为近雅”的同时，又可见“纤丽处似淮海”的“词人之冶荡”的另一面。作者指出，陆游词带着南渡以来词坛“诗化”之余势，故必然会继承苏轼的路线；而从陆游读《花间集》的两则跋语中，又可分别看到他对“天下岌岌”之时，“士大夫乃流宕如此”的否定以及用“新变”求“代雄”的文学形式发展观，这就肯定了“历唐季五代，诗愈卑，而倚声者辄简古可爱”的观点。在词的“诗化”以“言志”同时，陆游词又顺认了“缘情”的潜势力，遂造成半苏半秦、驿骑两家之间的面目。     

五花八门的古代判决书

对联型：苏东坡仟浙江杭州通判时，灵隐寺·和尚迷上了妓女秀奴，后来和尚钱财散塔，秀奴渐渐讨厌起他来。一次和尚喝得烂醉，去找秀奴吃了闭门羹，于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     

“古今一大转移”--谈张先词的过渡性质

张先词在题材和体制上对晚唐五代和北宋以来的词进行了一定的拓展。他突破了“诗庄词媚”的传统模式，将日常生活引入词中，用词酬唱赠答，抒写士大夫情怀，扩大了词的表现范围。在词的体制上，张先也做了大胆的尝试，用小令手法大量创作慢词，并且大量地使用题序，对苏轼等词人的创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这两点也正是陈廷焯所言张先词“古今一大转移”的内涵所在。     

关于李煜及其词评价中的问题

1955、1956年间,关于李煜词的讨论中,不少文章认为李煜是“荒淫皇帝”、“荒淫帝王”、“荒淫君主”等等(见《李煜词讨论集》)。 所谓“荒淫皇帝”云云,必须由君主的荒淫生活作根据,而这种生活又必须有确切记载。然而,遍检如陆游《南唐书》、马令《南唐书》、欧阳修《五代史记》、无名氏《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