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水伦理的理论形态与研究领域

水伦理是调控人与水之间伦理关系的道德原则、规范的总和。水伦理包含三种理论形态：以宇宙本体论为始基的“水德论”;以“人类中心主义”或“生态中心主义”为内核的“中心论”水伦理;基于人与自然关系辩证统一的“和谐论”水伦理。当代中国水伦理的研究体现着水伦理理论形态演进的规律和趋势,初步形成了以人水和谐为价值取向的河流伦理、水伦理和海洋伦理等三个相互联系的研究领域。然而,如要在理论上真正摆脱西方中心立场并建构中国的水伦理学,则有待于倡导唯物辩证的生态整体论。     

和谐环境伦理——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选择

历史上人类经历了采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等文明形态,与之相应也出现了敬畏自然、依从自然的环境伦理和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可持续发展等环境伦理.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高级形态,与之相适应的是和谐环境伦理.和谐环境伦理克服了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虽然双向但不对称的缺陷,是一种双向对称的和谐伦理.它体现了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突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永续发展的辩证关系.     

以生态环境为本:生态伦理的核心理念

生态伦理应实现从“以人为本”到“以生态环境为本”的思想转换,从人类中心主义走向生态中心主义。借助于自然观的演绎,确立了理性的合法性地位。全球化背景下的“以生态环境为本”的理念是对工业化背景下的理性在人与社会及人与自然关系上的误用之扬弃,同时这一理念一改过去把生态中心主义作为生态伦理核心理念的错误认识。这种转变在重新审定人与自然关系的同时,也把人与社会的关系纳入到生态伦理中,转换了伦理思维,扩大了伦理范围,深化了伦理意境,改变了伦理主题。     

生态伦理视阈中野生动物保护优先的三个维度

在野生动物保护优先的理论维度,人与野生动物存在着不可中断、不可逆转、不可割裂的三种善的逻辑:一是生命进化的连续性,二是本质塑造的交互性,三是价值创造的自然性。这三种善的逻辑蕴含了人与野生动物之间既是生命共同体又是发展共同体、价值共同体的“道”和“义”。野生动物保护优先是遵循人与野生动物在自然界中的天然关系和善的逻辑、回应生态危机背景下价值观变化的时代选择。在野生动物保护优先的历史维度,近现代野生动物保护经过两个阶段的发展从而实现了三个转变:野生动物的食用从合法转变为非法、从道德转变为不道德;动物保护的重点由家养转变为野生、由野生动物的个体转变为物种及其生态环境;野生动物保护的价值观由人类中心主义转变为“弱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这种转变为野生动物保护优先奠定了历史前提。在野生动物保护优先的实践维度,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先导的经济社会发展使人类拥有了可以摧毁地球和地球生命的能力,“能而不想”是生态文明最基本的心性要求。由此野生动物保护优先首先要维护野生动物的生命之善,其次必须加紧扭转野生动物生境持续恶化的局面,再次必须加快改变野生动物深陷人类“围城”的状况,最后必须抓住禁食限用、保护优先拐点到来的契机,将野生动物保护优先融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战略,贯彻于绿色转型、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尽快建构政府主导的多主体、分类分级分区保护体系,防止把野生动物与畜养动物混为一谈,防止“法不容情”和“道德泛滥”。同时,聚焦“以人民为中心”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价值理念的塑造,加快生态伦理的本土化、体系化建设,从生产生活出发进一步探讨和制定野生动物保护优先的伦理指南,突出人道与自然之道、野生动物之道辩证统一的价值评价,防止把生态伦理、野生动物保护符号化。     

生态文明的伦理基础与人的定义

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都无法确立生态文明的伦理基础。确立生态文明的伦理基础有赖于人的定义的更新。启蒙运动把人定义为“理性的人”，只有这一定义转化为“诗性的人”，生态文明的建立才具备前提。     

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思想在生态层面突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局限,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维度,在制度层面指出了实现人与自然和解的根本出路和重要途径,进而从生态伦理、制度规约与科技创新等角度为中国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重要启示。     

论水伦理构建的哲学基础

构建人水和谐的水伦理是破解全球性水危机的重要理论前提。人与水的关系主要有三大类型:即被动地依附和顺从关系、任意地征服和冲突关系、自觉的伙伴与和谐关系。第一大类型的人水关系源于先民们形成的"以水为本、以水为师、人水合一、和谐共生"的水伦理观念,它是建立在前现代以主张万物有灵论和自然崇拜为特征的自然客体中心论哲学基础之上的;第二大类型的人水关系是与人水交往中缺乏水伦理密切相关,而这归根结底是由近现代以来人类中心主义的单一主体中心论所致。建设第三大类型的人水关系有待于重构水伦理。后现代生态中心主义主张人们对水要怀有敬畏平等之心、履行关爱之责的水伦理观。但是,其赖以建立的泛主体论哲学依然难以彻底解答水伦理何以可能的难题;只有倡导和坚持以"主体—客体—主体"为关系结构的唯物主义交往实践论,方能合理构建起当代水伦理,进而为倡导人水和合、协同发展的水伦理走向实践,提供合法性、合理性和持久性支撑。     

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发展

文明冲突论、后现代主义的现代性之问以及生态伦理的理论自觉，分别从多元文明之间的关系理解、人类社会自我意识的反思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再定义三个方面展现了同一问题不同方面的困惑，亦即表达了对以西方文明为主导的现代文明所遭遇的内生困境的时代之问。面对上述三重思考，中国式现代化以具体的历史的实践来寻求解决之道，破除了多元文化冲突难题、人类价值虚无论和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文明缺失，最终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大地伦理”视野下的《远离尘嚣》

生态伦理学之父奥尔多·利奥波德提出了“大理伦理”的生态理论,将伦理的范围从人类世界拓展到非人类世界,开创了生态中心主义的伦理学.《远离尘嚣》是托马斯·哈代威塞克斯小说中最具代表性和最协调的作品.文章透过“大理伦理”的视角,从生态整体之美、非客体化的自然之美和人与自然万物的平等共融之美三个方面挖掘《远离尘嚣》中所蕴含的哈代的生态伦理思想.在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今天,哈代前瞻性的生态伦理思想为我们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借鉴.CQD8510     

水伦理价值观的分歧与重构

当代中国水伦理价值观经历了从人类中心主义到非人类中心主义、从价值一元到多元的转变,形成了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水伦理价值观的分歧与对立。双方相互驳诘、各执一端,彼此之间的交锋和对立多于交融与认同,这一方面使人们对水伦理学的身份感到困惑,并对水伦理学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另一方面又无法在实践层面回应中国水问题的现实需求。因此,如何整合水伦理价值观就成为水伦理研究的重要理论课题。然而,在整合价值观研究中,中国学者提出并论证了三种具有代表性的整合价值论,即"像河流那样思考"的进化价值论、人河互为尺度的水伦理价值观以及"以人为本"的水伦理价值观。这三种价值论都试图融合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水伦理价值观,但由于它们既没有在理论上真正厘清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各执一端的认识论根源,又缺乏统一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原则,于是,在整合中又形成了新的价值论分歧。这种新的价值分歧使水伦理学的合法性依然面临严峻挑战。对此,我们以为,消解水伦理学的合法性质疑,并使水伦理学摆脱价值论困境的路径是:重构并培育"以人为本"、人水和谐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最高目标,包含三个理论基点:唯物辩证的本体论、"以人为本"人水和谐的价值论以及"像水一样思考"的方法论。它通过提出并坚持本体论与价值论、整体论与层创进化论、永续发展与有限发展、以人为本与人水和谐的辩证统一,追求人为本即以自然为本、自然为本即是人为本的合规律合目的的境界,进而消解了人类中心论与非人类中心论的价值对立,并成为当代水伦理学的合法性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