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唐代四川地区佛教造像的思考

自东汉明帝夜梦金人遣使迎佛起,中国开始佛教信仰。其传播速度极为迅速,南北朝和唐朝是我国佛教发展的两大高峰时期。但现存的唐代佛教造像却相对不足,主要保存于陕西、敦煌和四川地区,其中四川地区的造像算得上数量多,种类全,但由于唐代佛教美术有着极强的地域性特征,因此现在对于唐代佛教美术的认识存在很大不足,就四川地区来说,其造像图本究竟来源于何地,又为何多密宗造像等问题都值得我们深思。     

佛教中国化视角下的造像碑特点探析

佛教造像碑是一种借鉴汉碑进行改制的特色造像石刻,是佛教中国化在艺术上的体现.与以往从造像碑的外在形制和雕刻艺术入手进行的分析有明显不同,从佛教中国化视角来看待造像碑的特点更侧重于考察造像行为与佛教发展的互动.佛教造像碑有"像碑""碑像"等名称,可见其"像"与"碑"的基本性质.它通过刊刻各式图像和文字的方式实际、快速地辅助宣传佛教、信仰佛教,这种形式强调了造像与追寻真实法身的联系.同时,佛教造像碑还承担了与中国传统石碑相似的歌功颂德、纪念记事用途,更多地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元素.此外,造像碑的特点还具体表现为多样与适用性、调和与融摄性、区域与民族性.造像碑的刊刻基本以结社为组织方式,具有一定的规范性.佛教造像碑的这些特点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流变、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作为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出现的新型造像艺术,它反映了佛教与本土文化相结合向民众生活渗透的进程,也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佛教的中国化进程.研究造像碑性质特点有助于我们理解佛教史特别是北朝佛教的发展.     

论贵霜经雕造像对早期敦煌石窟的影响——以“护法”模式和“二佛并坐”模式为例

早期敦煌石窟的建造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大乘涅槃系经雕造像的影响,即依据佛经文本进行造像。其中,"一佛一转轮王"的"护法"模式以及"二佛并坐"模式最能体现这一影响。此外,敦煌石窟的造像活动并非简单复制印度佛教的做法,而是在继承贵霜造像模式的同时表现出自己的特点,并集中体现在层积性、继承性和创造性三个方面。     

《敦煌佛教绘画》前言

《敦煌佛教绘画》的前言介绍了敦煌第一石窟开凿的缘起、过程以及敦煌艺术的分期。全文探讨了华严与敦煌的关系,并以一些造像中手印的区域性特点为例提出研究印度国家博物馆馆藏敦煌绘画艺术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试论我国佛教造像艺术的世俗化表现

佛教造像艺术源于古印度,西汉末年移植到中国之后就不断地被中华民族本体文化扬弃与创新,至宋代,佛教造像愈益表现出神性的人性化,神道的世俗化特点。这些世俗化的造像艺术使我们能够拨开佛教空寂虚无的迷雾,还佛教美术以人类自身历史的真实面貌。     

高昌早期佛教造像形制及其特征——以吐峪沟石窟壁画为中心

佛教在高昌盛行有一千余年,其著名的佛教石窟吐峪沟石窟是高昌现存最早,洞窟保存较多的石窟群。其精美的佛教壁画、佛教造像艺术,为研究高昌佛教文化及艺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以吐峪沟石窟壁画为中心,分析早期佛陀、菩萨、飞天造像的基本特征,探寻其影响的来源,以还原最真实的高昌早期佛教造像艺术,对研究河西及中原地区的佛教造像艺术,有重要意义。     

北魏“像教”发展的社会支持研究——以云冈石窟为例的分析

北魏时期中国北方社会的佛教发展以"像教"为特征,立寺造像是社会各阶层中普遍存在的佛教信仰行为。云冈石窟作为北魏佛教发展的活化石,反映出北魏"像教"发展对于统治权威资源、管理制度资源、信仰权威资源和国民经济资源社会资源的依赖性。     

吐蕃佛教石刻造像综述

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目前可以确认的17处吐蕃佛教石刻造像时代为公元8～10世纪,以密教系造像为主,服饰包括吐蕃化的俗装袍服和菩萨装、佛装,反映了吐蕃佛教传入伊始便具有显著的密教实践色彩和本土化特色,同时受到了中原汉地、印度尼泊尔、中亚文化因素的影响。同时分析了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是基础资料收集的欠缺与造像特征把握的不全面,提出应该用佛教考古学方法对吐蕃时期佛教石刻造像进行研究的方法和思路。     

手印、表情及坐立姿势的关系对佛像修复的意义

佛像是佛教造像的主体,在石窟寺造像中,主尊佛像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该窟的造像思想。对于完整的佛像,客观描述其佛衣、艺术风格以及手印和动态等比较容易,一些残损了的佛像,其研究则需要参照同时期完整的佛教造像、佛教流派及艺术的时代风格等图素,必要时要对其进行修复,而佛像的手印、表情及坐立姿势等动态之间的关系,对修复、制作佛像和研究佛像风格特征提供了理论依据。     

论西沃石窟造像的审美观念

西沃石窟作为北魏义邑窟的典型代表,其造像体现了此期佛教艺术中国化、世俗化的特点,代表了北魏洛阳民间造像所取得的新的艺术成就。其中一号洞窟题记总结了时代造像的一般审美理念,体现了时代宗教美学理念指导下的艺术标准,表现出佛教造像的程式化的审美定式和追求艺术创新的美学要求,揭示了佛教造像艺术的审美过程和美感实现的一般规律。这在洛阳地区北魏石窟造像中还是第一次发现,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和美学价值。     

敦煌学研究的新里程碑——简论《敦煌佛教绘画》

由印度当代著名学者金德尔和夏尔玛合著的《敦煌佛教绘画》,是世界敦煌学研究史上一座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里程碑。它标志着学术界期望已久的印度藏敦煌绘画文献正式刊布问世,世界敦煌学研究大家庭中有了印度面孔,敦煌学研究将进入一个中印合作、多国合作的全面发展的新阶段。而《敦煌佛教绘画》的刊布,为中印合作和多国合作提供了学术基础和思想基础。     

敦煌回鹘文化遗产及其重要价值

回鹘是敦煌历史上比较重要而富有影响的古代民族之一。他们在这里有过长达数百年之久的历史活动,并在这里留下了相当丰富的文化遗产,举其要者主要有敦煌石窟出土的古代回鹘语文献、回鹘文木活字、回鹘人在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开凿的佛教石窟和游人香客于石窟壁面上题写的回鹘文题记。这些对研究古代回鹘的历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证明,辉煌灿烂的古代敦煌文化是包括回鹘人在内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     

竺法护"世居敦煌"辨析

竺法护是著名的佛经翻译家,有"敦煌菩萨"之称,学术界一般认为他是"世居敦煌"的月氏人,但通过对相关资料和敦煌当时佛教发展情况的分析,本文认为敦煌是汉文化区域,而竺法护在早期并不懂汉语,说明竺法护不是在敦煌土生土长的月氏人,而是西域来华的游僧,因为曾在敦煌停留译经而称"敦煌菩萨".文献关于他是"天竺菩萨"、而后从西域"来达玉门,因居敦煌"的记载更接近事实.     

论敦煌佛教亡文审美内涵的多元化

敦煌遗书里保留了大量的用于忌辰设斋时念诵的佛教亡文。敦煌亡文将佛教义理与世俗民众心理需求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构建了一个以济度为功能导向的审美体系。这一体系是以佛教空观之美为基础、以净土理想之美为指向、以供养之美为手段、以伦理之美为辅助的佛教应用美学观念之集合。敦煌佛教亡文审美内涵的多元化,充分表明了佛教美学世俗化发展的趋势和进程。     

隋唐五代佛教文学研究之回顾与思考

20世纪初莫高窟遗书的发现,开启了以变文为中心的敦煌佛教通俗文学研究热潮,并直接影响到文学界将其他佛教文学现象也纳入研究视野,王国维、郑振铎、胡适、周绍良等皆为代表。80年代以后,受海外启示,国内史学、哲学、宗教学等领域特别是文学界的隋唐五代佛教文学研究方兴未艾,成就辉煌,在项楚、孙昌武、陈允吉等老一辈学者的引领下,大批中青年学者相继涌现。有关研究的跨学科性非常鲜明,研究角度更趋丰富,研究成果日渐精确,规范性和创新性都不断加强。目前,亟须系统总结和学习上述成果;而以后的研究,当更深挖文学现象的佛教根源,具备大文化视野,且关注佛教界本身的文学现象,从而重写隋唐五代佛教文学史。     

功德思想与敦煌荐亡愿文

敦煌斋愿文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用来追荐亡人的仪式文本.这些仪式和敦煌其他许多斋仪相似,通常都是以佛教斋会为依托,在仪式过程中借助语言和文本来表达仪式诉求.佛教化的追荐仪式得以发生,与佛教功德思想有关.功德思想在逻辑上为包括荐亡在内的许多佛教仪式梳理了一条脉络,借助布施、设斋等佛事行为而产生功德,功德又能够发生转移,从而生人追荐亡者为其“做功德”成为可能.     

唐五代敦煌的营田与营田使考

营田是唐宋时期极为盛行的一种土地制度 ,它起源于南北朝边境地区的军事耕营 ,并在唐代均田制破坏的基础上得到广泛的推广 ,渐而变成以民营为主。本文利用敦煌文书 ,结合传统史籍 ,对唐五代敦煌地区的营田制度的实行史实与营田使官职进行了梳理与考证。得出以下结论 :一是敦煌早在武则天时已实行民事营田 ,较内地为早。二是蕃占时期出现寺院营田 ,为其他地区所无。三是归义军时期曾大规模实行营田 ,仅瓜沙中心地区是民事营田 ,河西其他诸州为军事营田。四是敦煌地区实行了一套完整的营田使官职体系。     

甘肃石窟寺佛教美术概述

在中国美术史上,以石窟寺为代表的佛教美术源远流长,它集建筑、雕塑、绘画、书法、工艺美术等为一体,形成了综合多种艺术形式的宗教艺术。中国古代的石窟寺遗存数量众多,甘肃一带更是保存了大量的石窟寺,除了著名的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还有许多石窟寺分布各地。由于这些佛教遗存保留了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因而自敦煌藏经洞发现至今,对甘肃佛教石窟寺美术等的研究成果纷至沓来。     

“敦煌文”概念的再确立和分类的新思考

"敦煌文"概念自提出后,至今仍没被学界广泛接受。但"敦煌文"概念从无到有,从模糊到逐渐清晰的过程,体现了学人对它的不断思考。结合"敦煌文"作品的实际情况,参照《文选》等文体理论典籍的文体划分标准,在吸收历来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文章强调应当充分重视文体资源丰富的敦煌文宝藏,确立它的应有名分,提至与敦煌诗歌并重,并加以系统整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