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发展、区域基础设施与地区经济增长——基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的分析

以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为基础,以中国2011-2020年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研究数字金融发展、区域基础设施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和影响效应。研究显示:(1)数字金融发展对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均呈现正向推动效应。但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及数字支持服务程度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力度存在明显差异,其中数字支持服务程度最强,使用深度次之,覆盖广度最弱；(2)区域基础设施水平是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信息基础设施的正向效应最为显著,而交通基础设施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则呈现区域分异特征,其中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大,西部地区存在明显的滞后性特征,而中部地区的正向作用尚不显著；(3)经济干预程度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了抑制作用,而城镇化水平和本地市场效应均是拉动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     

沿边开放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制度变迁的研究

主要关注沿边开放地区的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基于2003—2018年我国8个沿边省份的73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模型、分位数回归、门槛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进行科学严谨的研究,主要结论有:(1)沿边开放的制度变迁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并且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2)分位数回归发现,随着经济增长率分位数点的增加,沿边开放地区的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呈现出先变小、再变大的U型特征;(3)门槛效应发现,随着制度质量水平提升,沿边开放地区制度变迁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呈现出边际递减的特征;(4)异质性发现,城镇化方面,高城镇化的沿边地区制度变迁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大于低城镇化地区。创新水平方面,在高创新水平地区,沿边开放的制度变迁显著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而低创新水平地区不显著;(5)中介效应发现,沿边开放地区的制度变迁主要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增加,进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其中固定资产投资起到完全中介作用。结论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沿边开放地区发展和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一定经验依据和政策支持。     

农业生产率变动与城镇化发展动态关系研究

本文以2005-2019年31个省份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在测度各省份农业生产率的基础上,利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系统研究农业生产率变动和城镇化发展之间的动态关系及其区域异质性。研究发现：(1)农业生产率呈平稳波动增长趋势,整体水平不高,规模效率进步是促进农业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原因,而纯技术效率作用不显著。(2)农业生产率提升和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均具有自我增强机制,在时间上存在经济惯性。(3)基于短期动态关联性效应,全国层面农业生产率与城镇化率互为格兰杰原因,西部地区与之结果一致,中部地区城镇化率是农业生产率的单向格兰杰原因,东部地区二者互不为格兰杰原因。(4)基于长期动态交互效应,全国及中部、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对农业生产率变动具有长期的正向影响,而农业生产率变动对城镇化发展具有负向效应,西部地区表现最为明显。根据研究结论,本文从释放纯技术效率增长潜力、制定因地制宜的农业发展和城镇化策略、完善城市建设用地制度与加强耕地质量管理、开发农村人力资本以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促进农业生产与城镇化协调发展。     

农业发达地区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分析——以山东潍坊市为例

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是农业发达地区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而影响发达地区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因素又不同于欠发达地区。本文以农业发达地区山东潍坊市的历年农民收入为例,运用因子分析方法,研究了农民收入的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投入和城镇化因子、农业产业化因子、农村市场化因子是影响潍坊市农民收入的主要公共因子。基于因子分析的结果,本文提出了促进发达地区农民收入稳步增长的十大对策。     

财政分权与农业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运用面板计量模型,对我国财政分权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尝试性的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总体而言,财政分权并没有促进我国农业经济增长。在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下,财政分权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挤出效应大于其正面的激励效应。此外,财政分权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存在显著的跨时和跨区差异,从某种意义上说,财政分权不利于缩小地区差距。     

政分权与农业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运用面板计量模型,对我国财政分权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尝试性的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总体而言,财政分权并没有促进我国农业经济增长.在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下,财政分权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挤出效应大于其正面的激励效应.此外,财政分权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存在显著的跨时和跨区差异,从某种意义上说,财政分权不利于缩小地区差距.     

环境规制驱动经济增长的路径——一个链式多重中介模型的检验

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间存在着复杂的相关关系,在短期,规制效应更多地体现为使经济承担更多的"遵循成本",但长期看,会通过"创新补偿""结构效应"等将促进经济增长.论文首先阐述了环境规制通过技术进步中介、产业结构优化中介、技术进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的链式中介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然后构造了包含两个独立中介和一个链式中介的链式多重中介模型,分别从全国层面和分区域对环境规制驱动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进行了实证测度.研究结果表明:在全国层面,环境规制分别经由技术进步、产业结构优化、技术进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三条路径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从区域层面,环境规制驱动经济增长效的路径则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不显著,主要通过直接效应促进经济增长;中部地区环存在完全中介效应,环境规制通过三种中介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则主要通过产业结构优化中介促进经济增长,其他两种中介效应不显著.     

新型城镇化、农业产业集聚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影响机理与实证检验

本研究将新型城镇化、农业产业集聚同时纳入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框架,理论阐释及实证检验新型城镇化和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新型城镇化显著抑制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农业产业集聚显著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构建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检验发现：新型城镇化能通过农业技术进步效应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通过农业要素配置制约效应和非期望产出增长效应抑制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新型城镇化与农业产业集聚的交互效应或协同作用能有效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旅游产业对经济的带动作用和溢出效应

将产业分为旅游产业和非旅游产业两个部门,应用Feder两部门模型研究发现:旅游产业产出通过与非旅游产业部门的弹性关系而影响其增长,进而影响整个经济的增长.通过数据检验表明:旅游产业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直接带动和溢出效应都很显著,直接带动率为5.06%,溢出效应为-34.43%;旅游产业的平均要素边际产出较传统工业的平均要素边际产出高出5.33%.以旅游产业对经济的直接效应和对非旅游产业的溢出效应作为聚类指标对经验数据的聚类分析表明,我国旅游产业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具有区域差异,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类别:经济发达、旅游发展水平高、高带动、高溢出的地区;经济发达、生产效率高、高带动、高溢出的地区;带动及溢出效应不显著的地区;经济不发达、旅游发展水平高、高带动、高溢出的地区.     

区域异质性：农村人力资本与农民收入增长

利用PVAR模型分析1997年至2010年30个省的面板数据,研究了我国农村人力资本与农民收入的动态关系及其区域异质性。然后基于经济学家舒尔茨的“贫穷而有效率”假说及中等收入陷阱理论对农村人力资本收入效应区域异质性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农村人力资本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在经济不发达区域,农村人力资本的提升能够显著增加农民收入;在次发达区域,提升农村人力资本只能缓慢促进农民收入;而在发达区域,农村人力资本提升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是负向的。     

金融产业集聚、技术创新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PVAR模型分析

基于中国31个省市2000-2015年的面板数据,利用PVAR模型分析金融产业集聚、技术创新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表明:就全国而言,金融产业集聚和技术创新都能给区域经济增长带来正向的冲击效应,但是这种效应并不能持久;在发达地区金融产业集聚对技术创新、经济增长的冲击效应有正有负,而在欠发达地区这种冲击一直处于正向的稳定状态。技术创新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要高于金融产业集聚水平,技术创新对金融产业集聚的影响非常微弱。应从深化金融体系改革、促进技术创新和金融发展的深度融合以及加大研发投入等方面实现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研究

基于空间杜宾模型,本文对我国31个省市和地区2000-2014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关数据的实证分析,研究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同时考察经济开放下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变化。研究发现：我国各省市和地区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均存在显著空间相关性;金融规模与经济增长存在正向相关关系,金融结构和金融相关比率分别与经济增长存在负向相关关系;经济开放水平的提高对我国金融积极作用的发挥反而带来抑制作用;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在不同经济增长阶段存在显著差异性;同样区域特征凸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两区域内金融规模系数显著大于全国水平,彰显了区域发展战略中金融规模的重要作用。     

高铁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分析——基于徐兰客运专线的实证分析

大力建设高速铁路是促进我国区域统筹协调发展的重要战略,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高铁更是实现互联互通,促进国内外统筹发展的重要载体。选取连通“一带一路”国内中心城市的交通要道之一徐兰客运高铁为研究对象,运用计量分析方法检验高铁对沿线区域经济增长、可达性和经济潜力等方面的潜在影响,并在计量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就高铁建设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开展政治经济学的探讨。结果表明,高铁在短期内对于沿线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不显著,但是有助于提高可达性和经济潜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从长期看有助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关键词：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研究——基于民生支出路径

在探讨人口老龄化、民生支出、经济增长三者理论关系的基础上,利用我国2002～2016年各省年度数据对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效果和传导路径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从全国样本来看,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且存在以民生支出为中介变量的显著中介效应。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显著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也存在以民生支出为中介变量的显著中介效应,但东部地区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用明显低于中西部地区。因此,在人口老龄化的推动下,政府应适当调整民生支出规模,提高其利用效率,从而缓解我国未富先老的现状,同时促进经济持续增长。     

乡村振兴：城镇化、制度质量与区域经济增长

在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阶段,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和农村发展不充分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制度质量在城镇化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积极效用,为推进区域经济增长、城镇化发展至关重要。文章基于我国30个省(市、区)2010—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探究城镇化发展、制度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内在互动机理。研究发现,制度质量、城镇化发展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正向的影响,在城镇化发展程度较好、制度质量较高的地区,区域经济增长相对较快。研究结论可为政府缩小城乡差距、推进城镇化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为制定经济政策、营造良好制度环境、招商引资提供支持,为地区经济增长产生良好的互动效应。     

安徽省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对城镇化影响的实证研究

通过对安徽省2000—2015年16个地级市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对城镇化发展的作用效果进行研究,将产业结构指标划分为合理化与高级化,引入泰尔指数。研究表明,安徽省产业结构经济增长与城镇化存在长期均衡稳定关系,进一步划分三大区域发现,区域间本身存在差异,尤其是皖南地区各变量对城镇化的正向促进效应最强,皖北地区估计显著性效果最弱。因此,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注重产业结构合理升级调整,寻求一个能够确保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演变相适应的新格局。     

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采用中国国家统计年鉴1992-2012年间的地区数据,实证分析我国地区人口结构变化对人均国民收入的影响.固态效应分析结果显示,人口抚养比增长率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阻碍作用,且二者之间具有非线性关系.老龄人口抚养比增长率与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少儿抚养比增长率显著阻碍经济增长,而且二者与经济增长之间也同样具有非线性关系.从时间发展上来看,本世纪初的10年间,老龄人口抚养比对我国人均收入的正向影响明显小于上世纪的最后10年;从区域划分来看,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高,它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最弱.另外,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越高越促进经济增长.     

资源诅咒与经济发展门槛——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在对我国自然资源丰裕度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差异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解除资源诅咒效应的途径。研究发现,自然资源丰裕度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呈明显地区差异,中西部地区存在明显资源诅咒效应,东部地区则并不明显。通过进一步对能够消除资源诅咒效应各因素的门槛水平进行分析,发现对外开放能有效缓解资源诅咒效应,而人力资本和研发在缓解资源诅咒效应中的作用并不显著。     

地方政府支出规模、支出结构与区域经济收敛

运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动态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和广义矩估计的方法,就1985—2009年间我国省级地方政府支出规模与结构对区域经济增长与收敛影响的分析表明:在控制了地区经济增长的路径依赖以及空间相关性后,地方政府支出规模对区域经济增长不具有显著影响,但显著促进了区域经济收敛,农业支出比重提高对区域经济增长与收敛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文教科卫支出比重提高同样有助于区域经济增长与收敛但影响并不显著,社会保障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比重提高则不利于区域经济增长与收敛但影响同样并不显著,地方政府支出规模与结构对区域经济增长与收敛的影响具有明显的跨时和跨地区差异。     

广东省服务业产业集聚效应测算及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对服务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广东省为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显示:服务业集聚对区域内企业竞争力、区域竞争力以及区域结构都有影响,如果服务业集聚效应能够正向溢出传导必会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反之则会出现集聚效应背离经济增长的负向溢出。以广东省为例,除金融业之外的服务业各部门都具有集聚效应,且服务业集聚效应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服务业集聚每增长1个百分点,引起产出增长0.04个百分点,说明目前广东省由集聚带来的经济增长的效应还处于上升期,今后政府对服务业集聚的引导应注重从"量"到"质"的转变,注重对广东省服务业集聚效应正向扩散的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