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户环境友好型生产行为的影响

基于陕西、江西省林业经营农户的调查资料,对用材林、经济林和竹林三种不同林业经营类型农户的生计资本和林地利用效率进行了测算,实证分析生计资本总量及结构对农户林业经营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不同商品林经营类型农户的纯技术效率都普遍高于其规模效率,综合效率存在差异且差异明显;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对不同商品林的林业生产效率都具有显著影响,但影响程度不一。此外,生计资本结构中,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力数量、林地块数和林地面积、家庭固定资产、林权抵押贷款和能人数量指标对不同林地经营类型农户的经营效率起关键影响作用。     

政策性森林保险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以湖南省安化县为例

调查安化县农户对政策性森林保险的支付意愿,并对支付意愿进行了测算。采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研究林农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林农的家庭收入、对政策性森林保险的重视程度、获得林业贷款的情况、林地产量的稳定程度与支付意愿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对政策性森林保险的了解程度、申请林业贷款的情况与支付意愿具有显著的负相关。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包括加强政策性森林保险的法律建设和宣传,加强政策性森林保险市场监管工作,通过政策优惠来增强农户对抗风险的能力等。     

社会网络和交易成本对农户生产性正规信贷的影响

利用对陕西省1091位农户的调研数据,将农户的生产性正规信贷分解为是否获得生产性信贷、是否获得生产性正规信贷和获得的生产性正规信贷金额三个阶段,运用Triple-Hurdle样本选择模型,实证检验了社会网络对农户从正规渠道获得生产性贷款的影响,进而重点考察了交易成本的中介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农户的总体社会网络提高了生产性信贷的获得概率和信贷金额,交易型社会网络增加了生产性正规信贷的获得概率;降低正规信贷交易成本能够增加农户正规信贷的获得概率和信贷金额;社会网络能够降低农户在申请正规信贷过程中由于专用性较高、交易频次较低、不确定性较高所导致的高额交易成本,从而提高农户生产性正规信贷的获得概率和信贷金额。因此,增强农户社会网络的信息传递功能,降低正规信贷的交易成本,进而缓解农村地区生产性正规信贷约束,对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贷款利率、农户特征与正规信贷约束

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数据,运用二元Probit模型与Heckman两阶段模型分别对农户受到的需求型正规信贷约束与供给型正规信贷约束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第一,贷款利率显著影响农户需求型正规信贷约束,利率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农户正规贷款意愿的强弱;第二,农户受到的信贷约束程度较弱,农村地区需求抑制现象严重;第三,随着收入的增加农户获得正规贷款的额度也逐渐增大,富裕农户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的贷款占据了农村地区信贷的较大比例;第四,收入、可抵押品资产、是否是党员等农户特征对两种类型的正规信贷约束存在不同的影响机制。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农户信贷约束研究

农户特征、家庭禀赋及社会资本对农户信贷约束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金融抑制对农户信贷约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提升农户受教育水平,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高农户家庭人均收入,降低农户贷款利率水平,加强农村金融机构覆盖面,对于降低农户金融抑制程度,缓解农户信贷约束具有基础性作用。 关键词：农户信贷约束;社会资本;结构方程模型     

河北省林农合作意愿实证分析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将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下放给林农家庭,诸多学者认为林农家庭经营的模式与市场化之间的矛盾需要通过林农之间的合作来予以化解,笔者对河北省部分林农样本农户的合作意愿进行了实地调研,在检验问卷信度的基础上,以林地规模和林业收入比重为标准将林农样本农户聚类为大户和小户两类,并分别对其合作意愿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各影响因素对大户和小户产生影响的方向或程度有所不同,在推动林业合作组织建设过程中应将大户和小户区别对待。     

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融资研究

利用实地调研的2 959户农户数据,分别采用OLogit、二元Logit和Poisson Hurdle 模型,分析农户参与农地抵押融资意愿、响应决策及可得性,发现农户对农地抵押融资的认知和农村金融环境是影响农户参与意愿的主要因素;农户经营类型、生产投资比是影响农户决策的主要因素;农户社会资本、贷款经历、是否购买保险和主办金融机构数目是阻碍农户获得农地抵押融资的关键因素;研究还发现,同一组变量在补充双对数和截断泊松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中影响程度、方向以及影响个数都存在差异,说明农户能否获得农地抵押融资贷款比其获得抵押贷款的额度更重要。     

基于农户视角的林地使用费对林业经营影响分析——以三明市为例

自2003年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以后,集体林的使用权下放给农户,实现了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初步分离.在此过程中,产生了林地使用费.随着林地使用费政策的完善,林地使用费逐渐成为农户林业经营过程中不可忽视的支出之一,所以了解林地使用费对农户林业经营的影响十分必要.选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示范省份之一的福建省为样本省份,并选取三明永安市和将乐县为调研地,采用入户调查的方法获取104份问卷,利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和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分析方法,借助Eviews 3.0对数据进行处理,最终得出林地使用费的收取可以调动林农林业经营积极性,对以林农为单位的林业经营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最后从政策自身完善和宣传及林业投入等方面提出建议.     

银农关系与创业农户的信贷可得性

基于江苏省2015年633户创业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需求可观察的双变量Probit模型对银农关系深度、广度和密度与创业农户正规信贷可得性之间的内在机制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关系深度中的信用社社员和信用户身份对创业农户正规信贷可得性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关系密度中的银农距离和拖欠款经历则存在显著的负向作用,关系广度在竞争度低的农村信贷市场上负向作用不显著。此外,对于个体户和企业形式的创业项目来说,大部分金融机构仍将能否提供抵押物作为是否放贷的主要依据,而增加地方金融资源供给、引入市场竞争有助于提高创业农户获得正规贷款的概率。     

农户初始社会资本影响创业机会识别的实证研究

运用多元有序Logistic和Probit回归方法,采用对全国农户创业的调查数据,分析了社会资本(即社会网络)对农户识别创业机会及创业机会属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户嵌入社会网络的规模正向影响农户识别创业机会的概率;社会网络中的弱连带网络规模和联系频率越大,农户发现创新性机会的可能性越大,但强连带网络对复制型创业机会影响不显著;创业农户的教育经历、外出务工经验、创新能力、创业氛围均是影响农户机会识别行为的重要因素。     

信用制度能提高农户信贷获得吗？ ——来自农村金融调研数据的证据

以中国农村金融调查81村1 951户专项入户调研数据为基础,考察了信用制度对我国农户信贷行为的影响。Logit和Tobit模型实证表明：（1）信用村和信用户的信用制度显著提高农户信贷,其中信用户使农户正规信贷获得概率显著提高1.4。（2）信用制度建设有助于促进农户由民间信贷向正规信贷转变。此外,农户信用记录、家庭收入和家庭社会网络等均对农户信贷获得有不同程度影响。未来,尽快普遍建立农村金融信用制度对提高农户信贷获得、满足农村金融需求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社会网络对农户正规机构贷款可获性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农村“熟人社会”的现实,提出了农户社会网络对其正规机构贷款可获性影响的假设命题,采用我国农户微观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农户人情支出比的增加、提升有借贷需求农户的网络中心性,都有助于提高农户正规机构贷款的可获性;农户的强关系网络规模增加,农户正规机构贷款可获性反而降低;而网顶、网差、网络规模、网络异质性的影响不显著。政策启示在于当前的信贷文化中要充分考虑和利用农户所拥有的社会网络资源。     

村域环境、家庭禀赋与农户林业再投入意愿——以全国集体林权改革试点福建省为例

我国2003年起在全国14个省陆续展开的集体林权改革,极大地激励了农户经营林地的积极性。但近年来农户林业再投入意愿有所下降。基于福建省7个样本县商品林种植农户的微观抽样调查数据,运用Heckman两步法模型深入分析了村域环境、家庭禀赋对农户林业再投入意愿以及再投入强度的影响。研究表明：在再投入意愿中,林地流转价格、木材市场价格、本村是否有木材收购商、是否在林业相关部门任职以及村林地面积对农户再投入意愿有显著影响;家庭年送礼金额对其有正向显著影响,户主年龄、户主是否有干部经历对农户是否愿意增加林地投入有负向显著影响。在再投入强度中,本村是否有木材收购商、本村到县城距离对再投入强度有显著影响;户主年龄、户主是否有干部经历、户主是否有经商经历、家庭年送礼金额、是否有林权证以及流入林地占比对再投入强度均有显著影响。     

农户造林投资行为影响因素实证研究——以福建省为例

探讨了影响农户造林投资行为因素,对影响农户造林投资行为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提出相关政策建议:(1)建立林农造林合作组织;(2)从政策、资金和技术上对林农造林投资给予扶持;(3)创新农村金融制度,扩大林农有效融资渠道等;(4)地方林业管理部门定期对林农进行相关知识的培训,对林农林地资源进行有效管理,加强对林农造林的服务意识;(5)对于林农荒山造林及不属生态保护范围内的林地,提高采伐指标,用市场的手段来有效调节。     

农户林地林木转出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在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农户通过“确权到户”获取林地的使用权和林木的所有权,也获得将林地林木资源作为资产性资源予以转出获取收益的权利。农户林地林木转出行为不仅关系到其林业收益能否完好实现,还关系到林业生产能否实现规模经营。本文以江西省为例,在对2个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试点县的12个行政村抽样调查的基础上,运用二分类Logistic模型,定量分析了农户林地林木转出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结果表明：农户对现行流转及生产制度安排的认知程度、农户非农收入比重、农户林业生产时间、农户上学子女数目均对其转出行为具有显著影响,但不同因素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文章最后提出加强宣传,提高农户对现行制度的认知程度;加强引导,提高农户自主经营能力;完善制度,保障农户的林业收益等政策建议。     

毛竹林单户经营规模效率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福建三明的调查

基于福建省三明市的163户农户调查数据,采用DEA-Tobit模型分析了毛竹林地经营规模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在效率测算方面,福建省样本调查地区单户经营的毛竹林的总体规模效率平均为0.91,而林地平均规模效率为0.86。可以看出,毛竹林总体经营规模效率较高,但林地这一要素的规模效率较低。单户经营林地最优规模为60~70亩(4~4.67 hm2),总体投入产出要素配置比例相对协调,但中小规模经营面积的农户经营效率仍有待提高。在分析影响因素方面,家庭劳动力数量、从事林业经营活动经验、林地面积与毛竹林经营规模效率存在正相关关系;户主性别、年龄、生产周期投工费用与规模效率呈反向变动关系。提出因地制宜确立林地经营效率最优适度规模、加大力度扶持中小规模林地经营农户、加强林业经营者队伍质量建设等建议。     

农户生计资本对借贷行为选择的影响研究

贫困地区农户生计资本差异较大,生计资本不同,其借贷行为的选择存在显著差别。从四川省旺苍县和通江县6个乡镇、386户农户的调查样本看,生计资本多样化的农户生产性借贷需求强,主要满足农业生产以及种植果树等生产性需要;生计资本缺乏的农户较少发生借贷行为,且主要为生活性借贷。从实证结果看,生计资本对农户借贷行为的影响显著,农户拥有的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住房质量以及家庭是否有干部对农户是否借贷以及借贷额度产生正向影响;而粮食耕种面积对农户是否借贷以及借贷额度产生负效应,表明传统农业生产面积的增加不会强化农户向金融机构借贷的需求。因此,生计资本缺乏的农户要享有信贷金融服务,必须丰富社会资本、物质资本以及人力资本,促使生计资本多样化。     

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的选择

不同的生计资本状况决定了农户的生计策略选择,实现不同生计策略的能力依赖于农户所拥有的生计资本.二元logistic回归结果表明,经济作物面积和牲畜数量的增加与农业专业型生计策略的选择具有显著正相关.经济作物面积每增加一个单位,从事农业生产的概率会相应提高3.472;获得信贷的情况和家庭是否有干部与非农单一化生计策略的选择有显著正相关,农户获得信贷每增加一个单位,导致农户选择以非农为主和以农业为主的发生比扩大1.615倍.由于不同区域生计策略存在差异,农户在进行可持续生计策略调整时,打工和经商作为生计多样化的主要手段,而资金和技术缺乏成为农户调整生计策略的制约因素.     

农业信贷与保险互联影响农户风险配给实证研究———基于江苏、湖北两省的调研数据

改善农户信贷配给、提高农户信贷获得性是农村金融改革的目标.首先阐述农业信贷与保险互联这种金融创新的国内外经验,其次构建了抵押品替代与个体声誉信号传递博弈分析框架,采用江苏、湖北两省的农户调研数据,实证检验了“农业信贷+人身意外险+政策性再保险+财政保费补贴冶的信贷与保险互联模式,结果表明:其能够有效改善农户风险配给,提高农户获得信贷的概率.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下林农合作组织收入分析——以江西为例

我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虽然林农林地经营的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但林地的分散化使得林业经营的规模效应下降。江西是林权改革的试点省份,共有94个示范性林农合作组织。依据从这些组织获得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后的结果显示：林农合作组织的规模、林权改革制度和林农经营范围对合作组织的收入均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因此,政府应鼓励林农合作组织进行规模扩张,给予合作组织资金和财政上的支持,为多种合作组织模式创造良好环境,加强对合作组织的内部管理,为合作组织向下游产业发展提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