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内地与香港民商事判决相互认可执行问题的探讨

1997年我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以来,内地与香港在确立民商事判决相互认可和执行的法律制度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然而,两地某些学者和司法人员在对民商事判决相互认可和执行的认知基础、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判决的范围、内地法院判决的终局性和两地相互认可和执行判决中的公共秩序等问题的认识上存在着一些分歧,致使两地民商事判决的相互认可和执行的法律制度难以充分发挥其效用.因此,深入探讨解决上述问题的途径将有益于促进两地民商事判决相互认可和执行法律制度的完善和两地民商事关系的健康发展.     

内地和香港民商事判决相互承认执行的最新发展

2006年7月,内地和香港签署了《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当事人协议管辖的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从其主要内容来看,它在一定程度上包容了内地的审判监督制度,并将内地所有具有涉外民商事案件审判权的法院的判决纳入进来,具有突破意义。但是,它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为了进一步促进两地民商事判决流通的合作,我们应该赋予互惠原则新的涵义并完善内地的审判监督制度。同时,香港也应该逐渐建立对内地的司法信任。     

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比较优势

在当代中国,最高法院作出越来越多的具有普遍法律适用意义的判决,这与司法解释在功能上具有同质性。但判决所形成的裁判摘要与司法解释条文相比,更有可能被细致、准确地适用,也更具有司法的正当性。在现有司法解释体制难以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情况下,为了有效发挥最高法院判决的比较优势,提升最高法院的公信力,可以逐步推行法院引证判决的制度,同时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改革和最高法院司法解释改革统筹协调。     

行政许可案件判决方式研究

对于行政机关违法的许可行为 ,法院撤销该行为并不能自然恢复原告应当享有的许可权益。现行法律规定的判决方式存在局限性 ,单纯的撤销判决无法满足原告的诉讼请求 ,而履行判决不适用于多数许可案件。为此 ,法院应当对许可案件进行全面审查 ,可以要求行政机关按照法院意图重新作出许可行为 ,其作用在于防止行政机关规避法律的行为 ,弥补现行判决方式之不足     

论废弃判决之拘束力

赋予废弃判决拘束力,目的在于保护当事人及维护诉讼经济,此种拘束力系民事诉讼法为发回判决所特别规定。废弃判决之拘束力的客观范围限于否定原审判决且与撤销原判决有直接因果关系的法律见解及该法律见解的必要前提条件。重审法院及作出发回判决的法院均应受此拘束。在我国,发回裁定并不具有拘束上下级法院的效力,显有必要予以改进。     

一国两制下内地与香港法院相互承认与执行判决的问题研究

本文论述了一国两制下内地与香港法院相互承认与执行判决的法律基础和条件，分析了目前两地之间相互承认与执行法院判决的各种途径。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可采用分别立法的形式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以及在立法时所应注意的问题。同时还对拒绝承认与执行判决的问题进行了研究     

对《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关于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判决的安排》的解读

内地与澳门达成的《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关于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判决的安排》是我国首次与澳门特别行政区达成的关于判决承认与执行的协议。《安排》关于法院判决认可与执行的范围、程序和条件等事项的规定,为内地与澳门相互认可与执行法院判决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但在具体规定上,《安排》仍存在不足,正因为如此,才使我们对未来区际司法协助的发展更加充满期待。     

论行政诉讼中的变更判决

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对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行政案件可以适用变更判决。首先阐述了变更判决存在的理论基础,然后结合我国法律和相关的司法解释,论述了变更判决的适用条件和法院适用变更判决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同时指出我国现行法律关于变更判决的规定在适用范围、变更不得加重处罚等方面存在不足之处,并提出完善建议。     

南非和美国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比较

比较南非和美国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规定 ,可发现两国有许多相同和不同之处。南非的“外国法院判决”只是指南非共和国以外的外国法院所做的判决 ,而美国除指美利坚合众国以外的法院判决外 ,也指美国国内各州法院之间的判决。在理论基础方面 ,南非并不是很确定 ,有“礼让”“重大关系”等学说 ,美国的传统理论是普通法的礼让原则。在程序上 ,南非采取登记方式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 ,美国境外的外国法院判决 ,由美联邦法院负责承认与执行 ,美国境内“姊妹州”的判决则分两种情况。在抗辩理由方面 ,两国都以原判决国法院缺乏管辖权为重大理由 ,但南非一般主张根据诉讼地法院的法律来确定管辖权 ,美国则以被申请法院地的法律来确定 ;南非法院不承认和执行可能被上诉或尚在上诉审中的判决 ,美国则只有一审判决作出便可申请承认和执行     

行政许可案件中重作判决的适用

由于性质使然,当许可行为被人民法院判决撤销后,该许可法律关系处于不稳定状态,相关权益也需要行政机关的后续行为予以保障,这是人民法院重作判决的基础与理由。从讨论重作判决的一般条件、分析许可行为被法院判决撤销的各种情形入手,在辩析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的基础上,指出人民法院重作判决适用的必要与可能,以及此类判决应当包含的有关内容。     

跨境追偿港资企业欠薪法律机制探讨

鉴于内地与香港各自法律制度的特点以及两地司法协助的现状,香港民事诉讼机制是目前解决因内地港资企业负责人逃匿而引起的跨境追偿欠薪问题的唯一可行法律制度。根据香港有关法例及判例,香港劳资审裁处对跨境追偿欠薪案件具有司法管辖权。劳资审裁处程序规则可以解决因跨境追偿所引起的诸多诉讼程序困局。香港民事诉讼判决强制执行机制为劳资审裁处所作判决的有效执行提供了丰富的制度资源支持,从而保证通过香港民事诉讼机制跨境追偿欠薪的实效。     

关于中央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法理思考

自香港回归以来,中央与香港特别行政区之间的互动不断,"冲突"也不断,不断考验着双方的政治智慧和宪政秩序.本文无意纠缠于具体的法律技术问题,试图对中央与香港目前立法和行政关系的现状和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建立中央与香港特别行政区之间关系的法律模式.     

内地與港澳台地區的人才流動——現狀與前景

本文考察中國內地分別與台灣、香港、澳門三個地區之間人才流動的现狀、制度與政策安排以及前景。兩岸四地人才流動主要表現為港澳台居民基本可自由在內地就業,但港澳台對大陸人才的流入還有相當多的限制,尤以台灣為甚。澳門的人才市場對內地居民在港澳台三地中是最開放的。香港只開放高層次人才市場,對非專業技術人才和家庭傭工還沒有開放,未來政策存在不確定性。台灣基本還沒有向大陸居民開放人才市場,未來政策主要取決於兩岸關係的發展和台灣政權的更迭。     

“一国两制”框架下的中国毒品犯罪的惩治与防范——以内地和港澳地区的区际刑事司法合作为场域

中国内地与港澳地区的跨境毒品犯罪问题越来越严重,为此需要针对此区际毒品犯罪特点,完善内地和港澳地区联手打击毒品犯罪机制。在＂一国两制＂的框架内,制定适宜三地刑事司法协作的统一刑事政策,进而推动内地与港澳地区法律实现效益对接;在加大对毒品犯罪的打击力度同时,注重平衡打击毒品犯罪与保护人权之间关系;突出警务合作,完善两地警方司法协作机制。     

20世纪80年代以来内地学者与香港文化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内地学者对香港文化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80年代,学者们多关注香港文化的表层内容,集中于对新闻传媒、流行文化的介绍。第二个时期是从1992年到香港回归,研究重心是香港文化的内在特性,香港文化对内地文化的借鉴,以及香港在近现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等等。研究在一些方面有实质性突破。第三个时期是从香港回归到现在。学者们注重研究香港文化和内地文化的互动、认同等问题。由于欠缺第一手的田野调查材料,文化研究理论也显陈旧,内地学者对香港文化研究的深度、准确度都有待提高。     

裁判文书说理释法的路径选择

当前不少法官撰写法律文书时有意识地减少说理的比例和频率,法官“不会说理、不敢说理、不想说理”的现象正在“稀释”法院规范裁判文书释法工作的效用。裁判文书说理有助于提高裁判的可接受性,提高司法公信力和权威,助推司法系统的改革和进步。从构建裁判文书说理标准与质量的体系、建立裁判文书专业化转型激励机制、法官法律技术方法培训常态化等三个方面提出强化裁判文书说理的路径建议。     

澳门、香港与祖国内地的货币银行法律制度评析

澳门、香港与祖国内地的货币银行制度有明显不同 ,本文从货币发行、银行体制、银行监管三方面着手 ,对澳门、香港与祖国内地的有关法律规定作了比较和评析 ,认为澳门、香港在长期市场经济活动中建立的比较完善的货币银行制度 ,其中有许多做法值得祖国内地在金融体制改革工作中借鉴和参考     

论民事诉讼中的集中审理原则（一）

集中审理原则起源于英美法系,根植于英美法系国家固有的法律土壤--陪审团制度和对抗制.它的确立和运用极大地提高了诉讼效益,同时也维护了司法公正,显示出了巨大的理论价值和制度优势.随着对集中审理原则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其蕴涵的诸多合理因子逐渐被挖掘出来,成为引领各国民事诉讼改革和司法现代化的精神统领和目标指向.这一变革潮流也给我国的民事诉讼改革带来了冲击,本文认为,引入集中审理原则并将其本土化,让其在中国的司法环境中发挥应有的指导性作用势在必行.     

高官问责：制度逻辑与改革模式——基于中国内地与香港的多维比较

中国内地与香港的高官问责制度,发生于相近的历史时期并有着相似的改革称谓,但就其制度逻辑和构建模式而言,却表现出若干迥然不同的改革思维与演进轨迹。中国内地的高官问责制度是危机应急举措的产物,聚焦于行政责任追究机制的单项推进,以领导干部、尤其是行政首长做为主要问责对象,旨在藉此重塑官场文化、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在本质上是一场基于本土自创形式的行政体制改革;香港的高官问责制度则是以14位政治任命的主要官员做为问责对象,旨在通过程序化的问责制度的模仿和移植,启动一场政制层面的改革,以此维护公务员的中立原则、平衡政治系统的利益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