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七律神韵集》为伪托之作——兼王渔洋《神韵集》浅考

《神韵集》是清代大家王士禛早年编纂的唐诗选本.江西图书馆馆藏清初刻本《唐人七律神韵集》内署“王士祯(原名王士禛)选”,当今学界一般认为该集是《神韵集》的变异版本或至少有部分诗歌为王士禛所选.事实上,通过当时的原始文献以及该选选诗内容、特点、数量等方面的考析可知,王士禛所选《神韵集》的所有版本均已佚失,《唐人七律神韵集》应为伪托之书,该书并非王士禛所选,乃为清人汪棣所选之唐诗,汪棣鉴于士禛极高的学术地位与声望,而伪托王士禛所选以扩大文学声势,达到宣扬自己诗学主张的目的.     

论何焯的王士诗歌研究

王士禛作为清初诗坛圭臬,对其诗歌理论及创作规律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何焯是清初考据学开风气的学者,开乾隆以来考订之风,治学范围涵盖经史子集,学术成果主要保存在大量的批校本中,堪称评点大家,他对王士禛的诗歌理论与创作的研究主要保存在其所批校的《古诗选》及《渔洋精华录》中。何焯论王士禛诗重在揭示其诗作风格及其渊源所自,分析王士禛诗歌中集前人之大成的创作轨迹,从而对王士禛诗歌创作的阶段性特点形成比较完整的历时性认识。强调温柔敦厚是王士禛与何焯诗学思想的共同之处,体现了康熙盛世之治对文学创作的时代要求。     

论王士禛三峡风物诗与渔洋诗风的转变

王士禛一生两次入蜀,游历祖国名山大川,凭吊古迹,状摹名胜,即景感怀,声情悲壮。蜀地之行的亲身经历,千古三峡的雄奇险峻,自然淳朴的民风民俗,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不仅激发了诗人内心的灵感,而且也成就了王士禛在诗歌创作上一次质的飞跃。从此一扫前期迷蒙玄远、清幽澹泊的诗风,变得意境开阔,风格苍劲,气概非凡。     

英语世界王士禛的译介与研究

英语世界的王士禛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20世纪50年代之前为初涉期,这一时期的王士禛研究主要以作品简介、生平考证以及诗歌选译为主;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末为勃兴期,英语世界在本阶段出现了王士禛的专门研究者,王士禛的诗文作品也在这一时期被大规模地系统翻译到了英语世界之中;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新变期,王士禛研究沿着上一阶段继续深化,而王士禛的译者构成也更为多元,呈现出若干新的质素。相较于在英语世界中"大红大紫"的李白、杜甫、王维等诗人,王士禛的译介与研究显得"不冷不热",然而,正是这种"不冷不热"的特征,使得英语世界王士禛成为了一个观照、反思中国古典诗歌译介得失的小巧别致的视角。     

王士禛与蒲松龄交往问题探讨

结合王士禛和蒲松龄二人的作品、经历,可以推测王、蒲第一次会面最可能在毕际有家,且这次相会不是偶然,而是王士禛主动来拜会蒲松龄。目前,学界对王、蒲的两首赠答诗的解读与事实存在误差,掺入了研究者一定的主观色彩,拉近了二人之间的心理距离。王士禛拒为《聊斋志异》作序最主要的原因应是《聊斋志异》有些内容触犯时忌,以及其在王士禛心中的地位不够高。     

翁方纲对“神韵说”的批判与修订

王士禛的"神韵说"和翁方纲的"肌理说"同列清代四大诗说之位,对后代诗学理论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翁方纲与王士禛有师承关系,虽如此,翁方纲为建立自己的诗学主张对王士禛的"神韵说"进行了批判,认为"神韵说"在内容和创作上都显得空洞,所以必须以"肌理说"加以修订。翁方纲"肌理说"的建立是诗学理论发展到清代的必然结果,是对传统诗学的再次整合和阐释。     

立足文献 别有新见——读孙纪文著《王士禛诗学研究》

王士禛是清初诗坛领袖,他的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影响深远,对康熙诗坛影响巨大,被奉为＂一代正宗＂。孙纪文先生以扎实的文献学功底,开阔的研究视野,从诗学文献学研究入手,对王士禛诗学思想进行了细致探究,对王士禛诗学作了深层次探讨,所著《王士禛诗学研究》是一部研究视角新颖、考辨细致、理论阐发充分的学术力作,应该受到学界关注。     

王士禛与桐城诗学

王士禛神韵诗风长期影响着清代诗坛,桐城诗学中也有神韵的色彩。王士禛与桐城几大家族成员有密切的交往,其编选的《古诗选》直至晚清都被桐城派视为诗学教科书。桐城派文学主张重神,推崇淡远超逸的神韵境界;向往阳刚与阴柔之美的结合,于二者中更重视阳刚之美,而创作却偏向阴柔;强调学力与天赋兼重,提倡禅悟之境。这些都与王渔洋的神韵诗学甚为吻合。尽管清代后期王士禛在桐城派中的地位有所下降,但其对桐城诗学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评王士禛的诗歌创作论

“神韵说”是王士禛诗论的核心,也是他用以指导创作实践的准绳。本文对王士禛诗歌创作论进行了探讨,指出“神韵说”的几个特点。文章认为,王士禛对艺术表现手法总的要求是能于诗中得神韵,为此他提出了一些创作准则:一、意象浑涵,不着议论;二、笔墨精炼,意在言外;三、浑然无迹,色相俱空。通过对王士禛诗歌创作论的阐述,文章提出“神韵说”的特点是:神韵须出之于自然;极其重视想象的作用;要求内容与形式的一致,以“全美为工”。     

论王士禛对严羽诗学的继承与超越

明清诗学在很大程度上受严羽诗学的影响,清初著名诗论家王士禛的诗论亦如此。王士禛论诗以提倡清闲淡远、含蓄蕴藉的“神韵”著称,诗歌的这种审美特征实际上源于严羽。王士禛在诗歌审美特征论、创作论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受严羽诗学思想的影响,他们诗论的基本宗旨体现出了相当的     

从《偶论四名家诗》看清高密诗派对王士的评价

李宪乔是高密诗派代表人物,选辑清初诗坛四大家诗辑成《偶论四名家诗》,以辨明诗道。宪乔认为,渔洋诗"清远为尚",神韵为宗,诗学王、韦,能得唐人诗意。肯定其"怨逸伤远"的才情韵致,"典远谐则"的自然本色。同时指出,渔洋诗追求清淡雅洁,有时情景志兴落不到实处。认为渔洋诗长于"明靓轻圆",与杜甫郁勃沉着的风格相反,所以其学韩学杜诸作,虽极为排宕以取古拙,终不能排。     

王世贞宗杜思想综论

明代以前后七子为主导的复古文学运动作家们,在"古体宗汉魏,近体法盛唐"诗学主张的指引下,往往把杜甫作为师法的主要对象。而作为后七子领袖的王世贞,更始终是"尊杜宗杜"的大力倡导者和忠实捍卫者。王世贞在学习杜诗并进行创作实践的基础上,从各个方面对杜诗和师法杜诗者进行了批评总结,为复古文学作家们解决了为什么师法和怎样师法杜甫的问题。     

论宋亡“诗史”

宋末士子在经历了空前的鼎革动乱之后,对杜甫“诗史”精神有了比唐人更为深刻的认识。而在艺术形式方面,他们对杜甫“诗史”又有了重大的突破和发展。尤其是汪元量主要用联章组诗手法创作出来的宋亡“诗史”长卷,舒岳祥主要用以序代题手法创作出来的反映宋末元初东南沿海地区动乱现实的“诗史”巨卷,则更成了我国“诗史”发展史上的两座里程碑。     

宋诗风运动中的王嗣槐

康熙十七年拜谒冯溥对于王嗣槐来说意义非凡。冯溥的礼待与人格魅力、诗学影响以及受冯溥所托编选当代诗选,使王嗣槐产生整饬诗坛的动机。在冯溥的影响与鼓励下,王嗣槐开始大力提倡唐诗,反对时下盛行的宋诗风气;他的诗歌创作、诗学批评都围绕着这一主题展开。经过反复斟酌,五年后终于向诗坛领军人物王士禛、王又旦申述观点,施加影响,而王士禛正是在这种压力下重返唐诗道路。王嗣槐的诗学活动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冯溥对诗坛的影响,对他的诗学活动缘起、过程的考察使康熙年间诗歌史的路径更加清晰。     

从月泉吟社的重新排名论王士祯的诗评意义

月泉吟社是规模最大,诗作最丰富的南宋遗民诗社,对月泉吟社竞赛诗作进行重新排名,是王士祯最重要的评诗活动。由于王士祯本人并未明说缘由,重新排名之举引起后人诸多的猜测。王士祯重新排名的原因既有家世的影响,也受＂神韵说＂诗学观的影响,还缘于王士祯本人对月泉吟社＂去时文气习＂革新理念的认可。对月泉吟社重新排名体现了王士祯强烈的领袖意识和革新思想,也暗合了他选诗实践的精神,具有一定的诗史意义。     

试论清代王士祯的诗歌对朝鲜文人朴齐家的影响

本文从诗歌创作方面出发 ,通过比较分析 ,阐明了王士祯的诗歌对朝鲜文人朴齐家的影响 ,并指出朴齐家对王士祯诗歌积极、能动的接受最终形成了自己的文学特色     

王士祯巴渝诗文论略

王士祯继钱谦益后主盟清代诗坛数十年,领袖"神韵说".仕途游历中两次旅蜀,踏足渝州、涂山、瞿唐三峡、巫山十二峰等巴渝形胜,写下了大量描写巴渝自然风物及怀古感时之作;得山川形胜之助,为诗为文,格调激越,气韵沉健,有别于"兴到神会"之"神韵",是王士祯诗文风格之变化.独立取裁王士祯"巴渝诗文"而深究,实属首举,是王士祯研究的丰富,也是巴渝文化研究的丰富.     

曹贞吉与清初济南诗派探微

曹贞吉,清初著名诗人,其外祖刘正宗在清初力倡济南诗派,以宗唐为旨,曹贞吉诗歌深受外祖影响,诗风发源于初盛唐。济南诗派另一领袖人物王士禛主张＂神韵说＂,与曹贞吉交厚,对寄托遥深的曹氏诗歌亦彼为激赏。然而随着清初诗坛宗宋诗风的兴起,曹贞吉诗歌一为诗坛风气所感染,一为自身遭际所激发,由宗唐而宗宋,并最终融各家之长而自成一家,对清代诗歌摆脱明诗余绪形成自身的时代特色产生了积极影响。     

含蓄蕴藉道别离：试论王维送别艺术特色

王维送别诗虽篇幅短小,但其别情的感染力并未因此而受到限制,诗人凭借其敏锐的感受力,通过对时间、地名的巧妙处理,对意象的独特把握,抒写别情与描写景物的结合,使别离之情娓娓道来,含蓄蕴藉而感人至深.     

晚宋边事视域下蜀士家国情怀的多重面相

晚宋战乱对蜀士的诗文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其中尤为突出的就是家国情怀的凸显。动荡的外部环境增强了蜀人的家族观念。蜀士对亲族聚散存殁状况的深重悲慨,显示出亲情之于个体士人的重要意义;在还蜀之望愈趋渺茫的情况下,蜀士仍始终将蜀地故家视作归处所在。由蜀人身份出发,蜀士将言蜀事视作自觉的政治参与方式,并表现出强烈的危机感与紧迫感。蜀士不满于朝廷处理蜀事的方式与态度,有被忽视与抛弃之感,故其诗作往往掩抑着极深的愤郁与绝望。如果将蜀士的家国情怀分为家事、乡事与国事三个维度,则其对这三者的情感固然密不可分,但又并非全无冲突,于中体现出晚宋蜀地与中央之间向心力与离心力共存的微妙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