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审判活动的监督范围和职能应得到充分保障

<正>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对人民法院的民事、行政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这是我国民事、行政诉讼中的一项基本制度。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或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或违反法定程序,以及审判人员有贪污受     

目的解释方法在行政审判中的运用及限制——舒江荣闯黄灯案引发的法理思考

文章主要是探讨了目的解释方法在行政审判中的运用及限制。作为全国首例“闯黄灯”行政诉讼案,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闯黄灯”车主败诉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引人关注的是在该起行政诉讼案件中,法官运用目的解释方法来说理、判案。行政审判领域运用法律解释方法具有必要性及价值,但是目的解释方法具有主观性和随意性。如果不受限制很容易造成司法权借助目的解释而恣意妄为,对法治构成威胁,会出现公权力侵犯私权利等现象。     

行政指导行为“不可诉论”质疑

行政指导是一种比较特殊的行政权力行为 ,围绕这种行为是否应当或言可以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问题 ,学术界有过争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不得对这种行为提起行政诉讼。这一规定不仅存在文字问题 ,也有“违法”之嫌。从行政指导行为的本身性质、特征以及行政诉讼制度的功能来看 ,行政指导行为应当而且可以纳入行政诉讼。     

行政执法人员陈述的证据属性——廖宗荣案及其展开

在道路交通管理中,对于“瞬间违法”的案件可以适用当场处罚程序,其证据困境主要发生在当事人违法事实发生时,只有执法人员一人在场的情况.对于当事人违法的事实,由于缺乏证据,行政机关在行政诉讼中往往遭遇证据不足的尴尬.问题的解决取决于行政机关用什么作为证据证明当事人的违法事实.在类似廖宗荣案的“瞬间违法”案件中,行政机关并非无法证明当事人的违法事实.尽管只有执法人员一人在案件现场,但执法人员关于案件事实的陈述可以利用技术性的方法转化为当事人陈述、现场笔录或者证人证言,以因应行政诉讼中对证据的需要.     

权力结构、文化基因与行政诉讼制度变迁

鸦片战争以降,中国仿形西方行政诉讼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尝试,并取得积极成果,但终因“一元”政治权力结构和“法随权转”文化基因的解构,行政诉讼制度被整合重构:从作为制约行政权力、促进法治行政和服务行政的利器变为扈从行政权力、保障控权集团利益的“合法化”手段.宋智敏博士的新著《从行政裁判院到行政法院——近代中国行政诉讼制度变迁研究》正是系统诠释近代中国行政诉讼制度整合重构的扛鼎之作.     

论取消行政诉讼时效制度

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核心内容,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行政诉讼制度是依法行政的司法保障,但是我国的行政诉讼时效的制度安排不仅缺乏诉讼时效制度的法理基础,同时也有碍行政诉讼纠正违法行政行为这一立法初衷的实现。从弘扬法治理念,推进我国新时期法治有序建设出发,我国立法上宜取消行政诉讼时效制度。     

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势在必行——依法治国与和谐社会背景下的考察

抽象行政行为不可诉或不能司法审查的做法存在着和行政诉讼目的抵触、与行政复议法脱节以及与我国应承担的WTO协议国际义务不相适应、与世界上法治先进国家做法差别较大等问题,并且具体行政行为当中“零售性违法”可以得到司法救济,而抽象行政行为当中的“批发性违法”问题却无从进行司法救济也不符人类基本理性。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不仅是法治与社会公正的必然要求,也是完善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兑现我国国际义务、实现社会安定有序与和谐发展的迫切需要。     

行政诉讼撤诉制度探析

撤诉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国的诉讼模式和诉讼价值取向。中国的行政诉讼撤诉制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法治行政的现状。本文透过行政诉讼撤诉这一具体制度的窗口,分别从实然和应然之角度考察分析了我国行政诉讼撤诉制度,进而反思并追问中国行政法治的现状和未来。     

论行政审判“参照”地方性法规——基于优化行政审判功能的分析

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行政审判"依据"地方性法规。在实践中,法院适用地方性法规存在忽视实质内容合法性、难以处理具体规定违法等问题,从而引起行政审判活动缺陷,导致行政诉讼制度瓶颈。法院适用地方性法规必须考虑到优化行政审判的功能,有利于监督行政权、强化权利救济以及发展法律。本文认为,有必要借鉴"参照"规章,法院适用地方性法规应当引入"参照"机制,按照"抵触"标准认定地方法规性违法情形,有权拒绝援用违法的规定判案。     

正当程序观念的移植——简评《行政诉讼法》第25条之不足

正当程序观念源于美国宪法修正案,但最终为美国现代行政诉讼程序规范所奉行.行政诉讼法律制度在我国主要借鉴法国和德国行政诉讼规范为基本制度,结合中国从无到有的实践,逐步趋于健全.2015年新《行政诉讼法》第25条是行政诉讼单行法二十五年第一次修正,合理吸收了美国正当程序观念,特别是通过对起诉主体条款限制性条件的废弃,进一步贯彻了程序正义中的参与原则.正当程序原则并未臻于完善,需要进一步增补和夯实.一套精致的行政诉讼程序规范与制度是开启法治时代大规模侵益性行政诉讼中诉讼聚合之门的钥匙.正当程序原则以程序正义为核心,以求程序规范特定化和精细化的公平性为主旨.     

行政诉讼证据制度与刑民事诉讼证据制度之比较

《行政诉讼法》第5章从第31条至第36条共6个条文规定了行政诉讼证据制度与《刑事诉讼法》第5章规定的刑事诉讼制度相比,份量大体相当,与《民事诉讼法》第6章规定的民事诉讼制度相比,份量有些单薄.从理论上对这三种诉讼证据制度进行比较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应用价值.科学的证据制度无论对于何种诉讼都至关重要,审判机关只有凭借科学的证据制度,才能查明案件真实情况,贯彻以事实为根据的原则,作出正确合法的裁决.行政诉讼尤其是这样,如果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被告就要败诉.因此,行政诉讼证据对行政诉讼的结局起着实体性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不断提高领导者的行政能力

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核心在于坚持党的先进性。贯彻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根本在于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突出的行政能力。领导者行政能力的强弱是决定其所领导的地方和部门经济和社会各方面发展速度快慢 ,规模大小的重要条件和主要因素。不断提高领导者的行政能力是实践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一项重要工作     

论我国行政诉讼案件协调制度的建立

完备的行政诉讼案件纠纷解决方式,是促进行政法治,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行政诉讼案件协调制度的建立在我国具有实践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行政诉讼案件协调制度的建立面临司法实践可能有悖行政诉讼法立法目的、协调和解缺乏法律依据和效力、当事人的抵触心理直接影响协调的成效等问题,应通过确认行政诉讼案件协调作为法定结案方式、限定行政诉讼案件协调所适用的范围、确立行政诉讼案件协调应当遵循的法律原则、规定行政诉讼案件协调的模式和程序、明确行政诉讼案件协调协议的效力和救济等措施来推动行政诉讼案件协调制度的建立。     

行政合法性否定判决的溢外效力

行政判决的效力对行政诉讼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而效力的波及范围是行政判决效力的核心。行政合法性否定判决溢外效力的基础在于宪法框架内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法治图景中行政法的安定性和行政诉讼的二元属性;行政合法性否定判决的溢外效力主要包括既判力、形成力和拘束力,但具有一定的界限,包括效力能力的相对性、效力范围的类型化、效力边界的空间性。     

行政法治理论与行政诉讼原告中心地位的确立

当代行政法治理论已从形式法治走向实质法治，它为确立行政诉讼原告的中心地位提供了理论根据。公民权利与行政权力的不同特点决定了行政诉讼制度的设计和运行必须坚持原告的中心地位；平衡论要求确立原告的中心地位，以使公民权既对抗行政权，又抗衡审判权；我国行政法治现代化的良性发展为行政诉讼制度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目标。包括确立原告的中心地位。     

行政指导权力性辨

鉴于学界对行政指导的性质众说纷纭,运用概念分析法考察行政指导性质之分歧。分析认为,对行政指导性质的分歧来源于“权力”概念的法学立场概念和社会学概念立场的混淆。权力性论在此误用了社会学概念,并且混淆了对“作为行政行为的行政指导”和“作为行政制度的行政指导”两种实践层面的不同描述。后者不仅包括作为行为的行政指导,而且包括其保障措施等构成的一个综合性的制度整体,它作为制度的存在具有消解行政法治的潜力,必须予以抛弃。行政指导权力性的观点来源于对制度性行政指导的描述,它将因理论不规范又因无实践价值而被抛弃,因此必须坚持行政指导权力性的观点。     

实施国家赔偿法的若干问题研究

《国家赔偿法》是行政诉讼活动经常适用的一部法律，但该法律条文比较简单，必须进一步明确其内容和解决其操作性。行政行使职权中的“违法”含义的认定问题必须解决，行政侵权赔偿的范围还需进一步明确，行政侵权损害的举证责任需分清楚，行政侵权赔偿后的追偿问题应该落实。     

WTO原则框架下的行政理念与政府角色

自由贸易原则要求我们的社会是法治社会 ,非歧视原则要求树立法的权威 ,透明度原则是法治的重要保障。“自由贸易”、“透明度”、“非歧视”三原则要求我们的政府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必须秉承“有限政府”、“责任政府”、“透明政府”、“超然政府”等行政法治理念 ,加快行政法治建设 ,转变政府职能 ,同时充分利用WTO原则、规则体系中的优惠条款维护中华民族的正当权益。政府应当扮演引导员、信息员、服务员、警卫员的角色     

以“躲猫猫”案为视角谈我国政府公信力

2009年发生于云南省的“躲猫猫”一案，引发了又一轮公众对政府公信力的质疑。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依法行政过程，同时，为了更好地控制行政主体滥用行政权力，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必须提高政府公信力。本文以“躲猫猫”一案为视角，介绍了政府公信力的一般理论、政府公信力缺失的变现及其缺失之原因，并提出一些建议。     

中国式行政法治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

通过法治政府建设的中国式行政法治现代化是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必须将其置于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范式下进行理解和把握。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总范式引领下，中国式行政法治现代化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与实践创新成果高度彰显。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相结合的中国式行政法治现代化推进历程及其显著特色，鲜明地折射出国家治理现代化总范式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时创新和拓展着中国式行政法治现代化的实践样态与理论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