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与政策演变

当前的国际贸易保护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理性的或有限度的贸易保护主义阶段。从具有现代意义的国际贸易产生以来,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经历了重商主义的贸易保护论、保护幼稚工业理论、超贸易保护理论、新贸易保护主义和理性的有限度的贸易保护主义等五个主要阶段。不同阶段的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有不同特点。     

论金融危机下的新贸易保护主义

金融危机下,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再度兴起且愈演愈烈,尤其是中国频遭贸易保护主义侵扰,如何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回归是后危机时代我国经济战略调整的当务之急。我们应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并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建立预警机制,实现对外贸易保护前置化;充分发挥政府、行业协会的作用应对贸易摩擦;推进自主创新,鼓励企业牢固树立以质取胜的战略意识;积极扩大内需且转出口为内销;进一步调整地方补贴政策;加强国际合作,加快与国际接轨的步伐;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     

G-H贸易保护政治经济学模型对发展中国家的启示

传统贸易保护理论(重商主义、"幼稚工业保护"理论、"中心-外围"理论、新贸易保护主义)都没有考虑到政府的自利性、利益主体在政治形成过程中的能动性及政府与其他利益集团、利益集团与利益集团之间在政策选择中的冲突.因此,贸易理论基础的研究发生了由传统贸易理论到贸易保护政治经济学的转换.正是采用了贸易保护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国家之间的贸易政策的内生政治决定过程.     

美国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周期实证分析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头,出口导向型的中国深受其害。回顾已有的文献,采用状态空间模型检验美国的边际进口倾向,描述美国贸易保护的周期性;通过对经济周期和政治周期的分析解释了美国贸易保护的周期性变化;然后运用案例分析的方法,验证了"轮胎特保案"中美国政治经济周期与贸易保护之间的关系。认为,对美国贸易保护的防范必须加强对美国经济周期和政治周期的研究,把握两种周期交织在一起所引发的贸易保护的周期性波动,加强国际协调,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     

中美贸易摩擦的缘起与对策——一个文献综述

结合中美贸易摩擦的新形势,回顾2018年以来该领域最前沿的研究成果,着重分析美国民粹主义思想的兴起、中美贸易对两国劳动力市场冲击以及中美两国政策的选择。研究结果显示,中美贸易对美国劳动力市场冲击是多维度和多方面的,美国制造业就业的下降不能只归咎于中美贸易;相比于提高税率、挑起贸易争端的保护主义政策,美国政府更合理的政策是从国内的收入分配机制出发,构建更合理的税收体系;大规模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对美国只会造成更大的福利损失;中国政府在合理选择应对策略的前提下,完全能够有效降低此次贸易摩擦带来的负面影响。     

当前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贸易保护主义悄然在世界范围内蔓延,使以自由贸易为特征的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从形式上看,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以及技术壁垒、绿色壁垒、蓝色壁垒等非关税壁垒是当前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手段。我国是近年来遭遇贸易保护主义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愈演愈烈的贸易保护主义给我国的企业、产业和国民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始终是对外贸易政策的两个基本方向,在世界经济出现衰退的情况下,贸易保护主义就有可能抬头。因此,我国不但要有长期应对贸易保护主义挑战的思想准备,更要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研究和制定有效的政策措施,一是利用多边和双边协调机制,加强国际合作,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二是建立和完善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有效机制;三是推进贸易发展方式转型升级,形成内需外需协调发展的新格局。     

保护型技术性贸易壁垒形成机制:一个双寡头模型

技术性贸易壁垒以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逐渐成为了阻碍国际贸易发展的新壁垒形式。众多技术性贸易壁垒形成机制的观点,指出了它的保护主义实质。从双寡头模型和新政治经济学视角分析基于贸易保护目标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形成机制,认为需要政府制定政策规避对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风险与损失。     

国际贸易中的二元博弈与中国贸易政策的取向

贸易自由化是国际贸易发展的主流，但同时各国为了保护本国的产业发展和环境等，也往往会采取一些保护措施，从而在国际贸易中存在着贸易自由化与贸易保护主义的二元博弈。在当前经济形势下，这种博弈至现出动态性、长期性、针对性、相互制约性的特点。国际贸易在贸易自由化与贸易保护主义的博弈中逐步发展。中国在推进贸易自由化的同时，应采取适当的贸易保护政策，促进自身经济的发展。     

我国出口企业的绿色营销战略VS绿色贸易壁垒

由于新贸易保护主义的愈演愈烈，我国出口企业面临看新的困境，即绿色贸易壁垒，这已成为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合法的而且是首选的贸易保护手段。“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出口企业实施绿色管销战略将是冲破绿色贸易壁垒的锐利之矛。     

非零和博弈的结构贸易政策系统分析

2003年美中贸易逆差继续扩大,美国一方面要求人民币升值,另一方面要求中国扩大进口,否则将对中国产品普遍征收27.5%的进口关税。显然,目前基于竞争性秩序的自由贸易政策造成了美国的贸易逆差和270万人的失业,是行不通的。如果美国选择贸易保护主义或是扩张性的战略贸易政策,无疑又会对中国造成损害。基于结构性增长理论的结构贸易政策提供了一个基于中美合作的非零和博弈的贸易政策,是共赢的、最完美的政策方案。     

从美国货币政策看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

从美国货币政策与一般均衡角度探讨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首先利用Hechscher-Ohlin的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中美贸易格局问题,然后着重考察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和美国货币政策对中美贸易平衡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美国近二十年来的宽松货币政策与长期出口管制政策直接导致了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持续扩大。利用1994-2009年的年度数据对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理论进行了实证检验,回归分析结果完全支持这种解释。     

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环境保护机制探析

作为以促进贸易自由化为宗旨的国际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在平衡贸易自由化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方面显得步履艰难。一方面,世界贸易组织在制度设计上偏重于对贸易自由化的维护;另一方面,在审判实践中又不得不顾及环境保护的要求,且随着环保呼声的日益高涨而在制度设计上越来越多地体现了环境保护的要求。在新一轮的“多哈回合”中,各方对贸易与环境议题的争论和分歧较大,谈判的失败标志着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贸易和环境的平衡将面临更多的挑战。     

中美木质林产品贸易要素禀赋优势比较

中美两国木质林产品贸易量巨大,双边木质林产品贸易对国际木质林产品贸易具有重要影响。在日益扩大的中美木质林产品贸易中,两国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及贸易争端。目前美国已经建立了完善的森林经营制度,而中国还面临着国内资源匮乏、大量依赖原材料进口的现实问题。通过不同类别的数据对中美木质林产品进行比较,并基于要素禀赋论,探讨中美木质林产品的产业要素优势,研究结果显示:中美木质林产品的出口结构不同,双方具有一定的贸易互补性;根据总产出和劳动力参与度,中国相对美国的产出其劳动生产率较低;根据资本劳动比值,中国在产品生产中属于劳动密集型生产,而美国属于资本密集型生产;根据劳动者技能进行的劳动力分层数据可知,中国的劳动力结构低端化程度较高。综上所述,尽管在总额和增速上中国是世界主要木质林产品生产和贸易大国,但木质林产品出口面临对外依赖性较高、劳动力密集、生产效率较低等问题。因此从产业发展和生态保护角度未来中国木质林产品贸易发展应以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出口集中度,加强森林经营,丰富林业资源为对策。     

中美贸易摩擦对区域经济影响的实证研究

中美贸易摩擦的不断升温,对积极扩大开放的区域经济产生深远影响,通过整理美国宣布的“500+2 000”亿美元关税所涉及的具体产业,探究了自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以来,对以成都为中心的区域整体经济情况与相应优势产业进行了梳理与分析,对成都经济与各项产业可能受到的冲击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研判。研究认为,中美贸易摩擦的直接原因在于贸易失衡,根本目的在于美国要遏制中国的持续发展,因此贸易摩擦将具有长期性,未来会向中高端产业集中;贸易摩擦对成都的整体经济状况影响有限,对成都部分优势产业短期会造成阵痛,但是长期会成为企业自主创新的外部推力。成都应推动企业逐步推进产品品牌建设,提高贸易产品的质量;应加大科技投入,用创新来推动加工贸易的发展;应优化贸易结构,发展高端制造业;充分利用自贸区的政策优势,提高货物贸易中的服务附加值,支持重点企业开拓新市场。     

美国东亚遏制战略对20世纪60年代中日民间贸易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中日民间贸易关系在经历池田内阁时期的高速发展后,到佐藤内阁时期出现突然的降温和滑坡。导致中日民间贸易关系出现突变的关键原因在于:美国东亚遏制战略的实施改变了日本战后在亚洲的贸易结构,使得中日贸易关系对于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大为下降;与此同时,伴随着越南战争的爆发和升级,美国要求实现日美远东战略换肩,这促使日本对其外交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进行重大调整,以加强对美国东亚遏制战略的配合。     

试析美国"贸易促进权"与双边协定和区域性贸易的互动关系

美国外贸法中"贸易促进权"赋予总统贸易谈判更大的主动权,确保国会在贸易政策制订权力分配上的核心地位,维持"府会"良好协作关系.本文旨在依美以、美加、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及美洲自由贸易区为例,立足"贸易促进权"与美式双边协定和区域贸易机制的互动,揭示"贸易促进权"与美国贸易政策及双边、区域贸易机制的内在联系,为我们进一步把握美国外贸政策脉象,维护我国经济利益提供有益的探索.     

美国贸易逆差的国别(地区)结构变化特征及启示——1998-2010年

近10余年来,美国贸易逆差国别(地区)结构出现了较大变化。在贸易逆差持续扩大的同时,贸易逆差来源地呈现出不断集中的态势,整体顺序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变动。其中,中国作为第一大贸易逆差来源地所占比重日益上升。这一态势,既是全球产业转移的结果,也利于美国采取针对性的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来说,减少对美顺差是当务之急。     

20世纪30年代美国关税政策与中美贸易

美国的高关税政策是影响20世纪30年代美国对华贸易的重要因素。30年代初,美国一方面反对西方国家的关税政策,要求降低关税;另一方面自己又不断制订各种关税保护法规,提高关税税率,阻碍自由贸易原则的实行。“九一八”事变后,美国对华贸易迅速超过日本,位居各国之首。虽然中美贸易额不断增长,但中国入超也逐年加大,这无疑同关税问题有关。1934年美国的《互惠贸易协定法》的实施是国际贸易的一个转折点,此后中国连续两年对美贸易出超,出超原因是否同美国新关税政策有关是值得研究的。     

《伯德修正案》与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新特点

《伯德修正案》是2000年美国通过的一部重要的对外贸易保护法案。该法案对反倾销/反补贴税的分配作了有利于本国企业的规定,对美国对外贸易产生的负面影响范围广程度深,严重恶化了美国的国际贸易环境,引发了激烈的贸易大战。该法案反映出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受益范围日益集中、对国民经济损害加剧以及对国际贸易规则和贸易伙伴日益敌对等新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