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时代的语言生态伦理教育与翻译教学

技术的发展不仅影响着语言本身,也影响着人对语言的感知、创造和价值判断。人工智能和技术时代,用语言生态伦理思想指导各类语言及相关教育教学对于提升国民语言素质、保护语言生态意义重大。基于广义的语言生态伦理概念,对汉英语言生态现状、技术异化作用、语言的价值与语言生态伦理等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指明技术时代践行语言生态伦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尝试从语言生态伦理教育的视角,为技术应用背景下的高校翻译教学提出建议。     

维特根斯坦论意义盲人及人工智能

早在图灵时代，对于机器能否思维等问题就有过深入的探讨与争论，为了反驳图灵的肯定性意见，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提出“意义盲人”的方案。一则澄清人与机器的差异，机器不及人之处在于——没有本能冲动、自我意识、自由意志、心灵结构和语言构造能力，无法在语言游戏之中，感受和创生丰富的意义世界。同时，也肯定二者的家族相似性，思维、语言和算法的相似性，遵守规则的相似性。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图灵的强人工智能理论虽然具有明显的科学优势，但是在探索人工智能的安全性问题时，维特根斯坦的方案具有哲学家的远见卓识，有着十分积极的借鉴价值。     

语言与情感相互建构关系概观

语言与情感常被看作两个孤立的概念，相关研究分别从哲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学科范畴下展开。近年来，由于神经科学与人工智能迅猛发展，但语言与情感成了这些尖端科学发展中难以跨越的屏障，语言与情感的相互建构关系开始受到广泛关注。通过梳理语言与情感在大脑中的联系、语言的情感表达功能、语言对情感建构的作用及其对情感识别的影响、语境对情感判断的影响、情感的语言加工、情感对语言及话题选择的影响、情感模拟对语言理解的影响等，本研究描绘了当前语言与情感相互建构关系的基本轮廓，为今后这方面的研究提供视点。      

语言资源学(论)的建构——兼谈《语言资源与语言研究》对语言资源学(论)建构的贡献

语言是国家重要的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和信息资源。语言资源学是以语言资源为研究对象,研究语言资源的生成、演化、分布,语言资源的结构系统,语言资源的保护、开发、利用等问题的学科。语言资源学(论)的研究目的是为了更加深入地认识语言的属性,更好地保护、开发语言资源,使语言更加高效地为人类交际服务,保护人类语言的多样性与人类文化的多样性。语言资源学(论)的建构为科学研究语言资源提供了理论指导,也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人工智能时代语言服务行业需求分析与人才培养研究

以126名语言服务从业者及397名学习者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通过数据分析发现,人工智能时代的语言服务行业对具职业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人才需求较高,但现有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还不能完全对接,学习者对行业需求的认识,以及自身信息技术能力、跨学科语言服务能力等有待提升。提出多渠道语言服务能力培养路径,特别探讨了通过依托项目学习模式,提升学习者职业创新能力,以期培养人工智能时代行业所需的优质语言服务人才。     

KDD的研究进展及其哲学思考

KDD是基于数据库的知识发现,是与人工智能有关的数理逻辑的一种实际应用。在KDD的基础上又有一些新的系统开发出来,对大规模知识库和数据库的建立与开发具有重大意义。在哲学上,对人工智能与人类思维之间的关系,也给人不少启迪。     

语言生态与语言嫉妒

语言嫉妒是语言态度的一种表现。世界语言系统中,语言嫉妒主要表现为国际地位低的语言对国际地位高的语言的嫉妒、本土语言对殖民语言的嫉妒、民间（土著）语言对官方语言的嫉妒等。语言人的语言嫉妒主要表现为操弱势语言的人对操强势语言的人的语言嫉妒、单语单言人对双语双言人或多语多言人的语言嫉妒、语用能力差的人对语用能力强的人的语言嫉妒等。语言嫉妒的产生跟语言地位和语言人的地位、语言矛盾和社会矛盾及民族矛盾、语言政策的制定是否合理得当等有关。提倡语言平等、反对语言歧视;注意兼收并蓄、化解语言矛盾;调整语言政策、完善语言规划;增强语言习得、适应语用环境等,是消解语言嫉妒的有效途径。     

加的夫语法的语言程序观探析

加的夫语法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主要源于其将语言视为程序这一思想。把语言视为程序,即把语言看作一种过程、一种步骤、一种行为方案。基于这种语言观,加的夫语法建构的是一个整体的、认知互动的语言及其使用模型,具有理论生成和语篇描写的统一性。这是加的夫语法与Halliday模式在语篇描写上差异的本原。文章首先论述了加的夫语法的语言程序观,然后从语言的层次性、多功能性和句法描写三个方面加以诠释。加的夫语法的语言程序观为系统功能语言学作为适用语言学,实现从语言学理论到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径,丰富和发展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法哲学思想。      

从近十年研究成果看我国儿童语言能力发展

儿童语言能力是国民语言能力、国家语言能力的重要构成和体现,我国儿童语言能力研究起步较晚,方兴未艾。从教育学、语言学、心理学三个视角切入,对近十年我国儿童语言能力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可总体把握我国儿童语言能力发展特点,总结目前我国儿童语言能力发展及其研究存在的问题。根据梳理考察和分析结果,从新理论应用、全面习得、“大手小手”互助、数字化和人工智能技术及产品的应用、实施标准化测试五个维度入手,提出促进我国儿童语言能力发展及其研究的策略。     

我国数字化语言学习系统的现状与应用

语言学习系统自模拟型发展到数字化以来,以其先进的管理模式和强大的应用功能,迅速成为国内外语教学的主流平台。数字化语言学习系统将计算机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和现代化教学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给课堂教学带来高效和逼真的环境,充分发挥学生自主与协作学习的优势,给外语电教带来了根本的变化。     

论人工智能与自然智能的关系

人工智能从其产生开始,就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已成为人类科学认识和社会实践活动不可缺少的工具,它开拓了解放人类智能的道路。但与人类智能相比,其局限性也非常明显,只有在人类智能的配合下,它才能真正发挥预先设定的功能。不论从人工智能与自然智能的关系以及能动与被动的关系看,还是从认识论的基本原理看,人工智能超过人类智能、甚至统治人类智能都是不可能的。     

人工智能与人的认知问题研究

人工智能是根据思维科学的成果利用机器模拟人类思维活动的技术,对人类思维的认知结构必然产生能动的反作用,文章从人类感性认识的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的获取及人类理性认识的概念、判断与推理等方面详尽阐明人工智能技术对人类感知结构与认识形式的影响。     

论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理据性

任意性原则的缺陷来自于索绪尔错误的语言哲学观———整体论语言观并认为语言符号既是任意性更是有理剧的。语言符号的任意性是指语言符号和它所代表的客观事物之间没有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它的理据性则是针对人在选择语言符号时的理性思维而言的。     

人类为什么不会被人工智能取代?——人工智能的技术本质研究

文章旨在对人工智能的技术本质进行分析，以回应为什么人类不会被人工智能取代的问题。通过历史分析的方法，以“器官投影说”等技术哲学思想作为分析工具，回顾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历程。发现在理论上，人工智能的研究加深了对人类智能的模仿的同时，更倾向于由机器与人类共建智能系统的解决方案；实践中，人机关系也从“分离”更多地走向“交融”。因此，人类除了能在本质层面上作为人工智能这种人工物所模仿的终极目的而存在，还能在个体层面上作为大的人工智能系统的行动者发挥智慧功能，人类不会被人工智能取代。      

试论人际语言传播中信息差的生成

根据人际语言传播的实际,为人际语言传播中的信息差的生成建构一个模式,并据此模式论述了它的生成原因。信息差是由于干扰所致,而干扰既存在于传播过程中的传者、语言、媒介和受者,也存在于过程之外的情境与社会;而且信息差既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     

信息不对称对语言交流的影响

信息不对称对人们的语言交流有重大影响,这首先表现在信息不对称会促动人们进行语言交流,以打破信息不对称的状态;其次,由于利益冲突和利己主义的存在,人们会利用信息优势在语言交际中传递不利于对方的信息,从而有可能损害对方的利益,造成语言交际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医疗领域人工智能的应用、风险及对策

在医疗领域,人工智能被广泛地应用于临床诊断、医学治疗、医疗康复、疾病预测和医学研究等多个方面,但由于人工智能技术发生错误,致使患者合法权益受损的事例时有发生,因此医疗人工智能的应用面临多种风险。如医疗人工智能法律主体资格尚未明确;不良后果发生时法律责任认定存在争议;存在数据偏见和歧视,数据公平难以保障;数据隐私和个人信息保护力度不足;立法监管制度不够健全;缺乏医疗人工智能相关人才。面对这些风险,有必要明确界定医疗人工智能法律地位、明确划分人工智能医疗事故责任承担方式、选择适当数据样本及研发者以规避偏见、尽快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完善人工智能相关立法加强全流程监管以及大力培养医疗人工智能相关人才,以促进医疗人工智能技术健康快速发展。     

论索绪尔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原则

自索绪尔提出语言符号音义之间的任意性原则以来,在语言学界引起了极大争议.然而根据如下语言现实:(1)语言符号的初创期并非完全任意;(2)人类语言共性事实;(3)具体语言系统的限制性;(4)语言之间的翻译;(5)儿童语言习得中的"泛化现象";(6)语言系统的非自主性;(7)语体间的任意性限制,我们认为语言符号的基本特性不是任意性为主,而是限制性为主,任意性仅限于限制范围内的任意性,是第二位的.     

“人工智能黑客”的法律规制

从历史上看，"黑客"迭代到"人工智能黑客"，是伴随着计算机、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而产生的。现如今的"人工智能黑客"是人机交互体，既非人也非物，介于两者之间，它可以模仿人类、干扰人类认知，为达到设计者或决策者的目的对网络系统漏洞进行智能化侵入和破坏。"人工智能黑客"区别于传统"黑客"的主要特征在于其可以依靠智能算法自主学习、寻找网络系统代码漏洞和加强分布式攻击。部分学者将人工智能技术划分为弱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超人工智能三个阶段，甚至有学者建议从伦理上赋予强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地位，赋权理由是强人工智能算法具有独立的"机器意思"表示能力，与人类有情感的联结。显然，这种赋权方式不仅违背"人本主义"原则的主体创新，而且现行法律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人工智能黑客"不属于任何一类主体，突兀地将法律主体的理性意思表示与人工智能算法指令的"机器意思"相等同，容易形成"人工智能黑客"行为在算法正义法律评价和民事法律行为构造上的困境，干扰我们对"人工智能黑客"本质的判断。溯本清源，应当以法律上权利义务构造标准去判断"人工智能黑客"的法律属性。"人工智能黑客"本质上是自然人主体通过人工智能算法技术，利用网络媒介进行网络侵权或犯罪的行为。"人工智能黑客"的核心是通过计算机代码设置、大数据运算与机器自动化判断进行决策的一套机制。"人工智能黑客"在责任承担上不是适格的法律主体，只具有特殊的"人格性工具"法律属性。"人工智能黑客"的智能化攻击外在表现为算法程序的自动执行，但程序的设计和算法运行归属于现实经济生活中的人，也完全符合法律上间接侵权的调整范畴。对于"人工智能黑客"的侵权或犯罪行为，应当通过揭开"人工智能黑客"的"面纱"，找到其背后隐藏的可规制法律主客体，利用"穿透"方式对"人工智能黑客"的非法行为进行伦理、技术和法律三个维度的有效规制。     

认识论视域下人工智能著作权主体适格性分析

人工智能著作权主体适格性分析是研究人工智能创作物权属、定性以及行为责任承担的前提,关涉著作权法律制度逻辑的自恰性。以认识论为视角,运用文本、比较和逻辑分析方法分析后可知,人工智能主体适格性与其特定发展阶段是相适应的。弱人工智能与强人工智能阶段,人工智能扮演"工具"角色,不可作为著作权主体,其行为视为自然人的机能器官的延伸,行为产生侵权责任由制造者或使用者承担。类人人工智能和超级人工智能阶段,人工智能具备自主意识,可作为创作者层面上的作者,具备著作权主体资格,在涉及著作权侵权时,如若侵权行为属于独立行为,则应独立承担著作权侵权责任,具体损害赔偿责任可采取著作权侵权保险方式予以承担;如若侵权行为属于制造者或使用者控制或者指示下的行为,则应按照"雇主责任"方式处理,由制造者或使用者替代承担著作权侵权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