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期信贷契约的软约束——基于多重治理的思考

针对我国转型时期信贷契约的软约束问题,从信贷合约多重治理角度探讨了转型时期机会主义与多重成本、交易成本结构与契约选择之间的关系,可能发现,不同契约制度安排下的交易成本结构是不同的,其中关系和计划指令契约安排常常会替代或软化由法律强制实施的契约治理,导致所谓的"信贷契约软约束",从而加大信贷履约成本.商业银行为有效地阻止合约中的违约行为,不得不同时寻求多重契约治理的保护.因此,由关系契约、命令计划和法律强制实施构成的多重治理制度无疑会提高合约的交易成本,这是导致我国信贷契约软约束的主要原因.     

《京都议定书》的集体行动困境

20世纪末期，气候变暖已经成为全球普遍关注的问题，《京都议定书》就是国际社会为防止全球气候变化做出的积极行动。由于其成员的广泛性与多样性，各成员对于《京都议定书》这一国际集体行动承担了不同的行动成本，各国的收益也有较大差异。笔者试图利用奥尔森的公共选择理论分析《京都议定书》面临的集体行动的困境，虽然其自身提供的成本-收益分担机制和选择性激励机制能够分担不同国家的履约成本，在增进全球公共利益的同时，增加各成员个体履约收益，但同时还需要外部的激励机制，以提高发达成员履行其国际义务的积极性，促成《京都议定书》的有效执行。     

信息生产能力与信贷利率——基于信贷配给模型的分析

以S-W模型为代表的传统信贷配给模型以单个贷款项目为对象来研究贷款人(银行)的行为选择,而且传统信贷配给理论没有指出贷款人的信息生产能力如何影响其信贷利率的决定。论文提出了一个新的信贷配给模型,以银行的整个贷款组合为对象来研究贷款人的行为选择。该模型不仅能够解释信贷配给,也可以解释贷款人的信息生产能力如何决定其信贷利率。     

违约成本与责任人自愿履行岗位职责的关系分析

岗位责任人能否自愿履行职责是企业管理中的重要问题。本文利用违约成本的概念,使用解析法分析了违约成本对岗位责任人履行职责的因素和作用。认为责任人获取履行职责的短期利益的现状、长期预期收益的可能性是影响岗位责任人自愿履约的两个主要因素。当违约成本较低时,那些未能满足利益要求的责任人不仅不会自愿履行岗位职责,而且会寻找机会谋求更多的非法隐性收入。     

借贷合同:源于借款人客观方面与主观方面的履约风险及防范

在借贷合同中,贷款人要保证其贷款的安全回收,则要承担着来自借款人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的履约风险.理清风险的性质,借用<合同法>中的新规定进行有针对性的防范,乃是贷款人的当务之急.     

农村信贷与农业保险互动的收益分配机制——基于合作博弈Shapley值的分析

农村信贷与农业保险互动是金融支农的优化模式，在此模式下，农户、信贷机构和保险公司的合作博弈不仅能提高整体收益，并且根据Shapley值分配原则，农户、信贷机构与保险公司各自的收益也能得到提高。但小规模分散经营的农户因缺乏谈判力而面临利益被瓜分的风险，进而可能会退出参与或抵制合作；为了促进合作联盟的形成与稳固，一个可行的解决思路是政府制定贷款利率优惠政策，实施保费补贴，引导发展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以保证农户的收益；同时，保险公司与信贷机构通过委托代理形成合作关系，并使用Shapley值分配原则来确定代理费率并签订合约。     

我国农村小额信贷模式研究——基于成本—收益的数理分析

应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研究了现有信贷模式下农村信贷市场存在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进一步分析了小额信贷"格莱珉模式"的特点,给出了构建中国农村小额信贷模式的思路:一是建立农户信息系统、进行农户信贷信用评级,二是农户自愿组建小组、实行农户分组信贷,三是调整贷款结构、增加农户贷款收益。     

从独立董事的角度来看萨班斯法案对企业造成的财富效应

通过对100家样本企业的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萨班斯法案等相关法规要求所有上市公司增加独立董事的监督影响力对于不同企业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外部监督成本高、收益小的企业从相关法规中得不到什么好处。利用董事会结构的影响因素(监督成本、个人利益、企业的复杂度)作为衡量独立董事监督机制的成本收益的度量指标,发现相关法规的财富效应与独立董事的监督成本、收益相关。外部监督成本高、收益低的企业,其股市总的累积超额回报要低于外部监督成本低、收益高的企业。     

简论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制度

中央银行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责 ,对商业银行进行流动性援助能够恢复信心并且避免金融中介系统范围内的挤兑。最后贷款人制度在消除金融恐慌的同时 ,又会产生道德风险问题 ,削弱市场约束力量。一旦市场错误地认为最后贷款人将提供低成本的方法去避免倒闭传染的扩散时 ,系统性风险将会真正发生。因此解决道德风险的根本在于设计分担相关损失的合理机制 ,降低市场总能找到低成本解决问题的途径的预期 ,以成本的上升来迫使市场约束的增强。同时央行应审慎使用最后贷款人制度 ,救助是有条件的 ,并应设立市场退出惩戒机制。在最后贷款人机制和市场退出机制之间在理论上存在均衡边际替代率 ,存在两种机制作用的边界 ,然而将银行业完全推向市场并非在所有情况下的最优策略 ,更多的应是在二者之间进行相机抉择。同时央行在实施最后贷款人职能时要考虑其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不同市场结构中不对称信息对农信社贷款合同的影响

通过建立逆向选择模型,探讨了市场结构与信息结构对农信社贷款合同的影响。基本结论是：第一,在完全信息背景下,市场垄断会造成利率定价偏高,导致借款人剩余减少,但信贷合同有效项目区间不变;第二,在不完全信息背景下,市场垄断不一定导致利率定价增高。是否提高利率,取决于贷款人期望收益的比较。提出了强化市场竞争,改善农户信用状况、强化利率管理人才培养等政策建议,以期改善农村信贷市场效率。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借贷合同的效力探究

关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借贷合同的效力问题,理论界和实务界争议颇多,主要有以下三种代表性的观点：一是无效说,二是有效说,三是区别对待说。这三种观点从不同角度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借贷合同的效力问题进行了论述,虽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缺陷及不足。文章指出,准确认定借贷合同的效力应根据行为人的借款目的区别对待：以正常生产经营为目的的涉案借贷合同应有效;以放贷为目的的涉案借贷合同应无效。     

政府采购合同设计与承制单位价格信息

从政府采购项目合同设计的角度分析政府采购项目价格费用信息失真导致费用上涨的问题。价格信息失真由企业降低价格的努力不足和价格造假两方面造成。运用机制设计“使人说真话”的经济思想建立政府采购价格显示的经济学模型。模型把政府采购的经济关系抽象为不同的外生变量和内生变量, 从理论上分析采购方提供何种类型的合约能够使得“承制单位显示价格信息”。模型认为政府采购方提供具有不同分摊比例的合约菜单能够使得企业显示其价格信息。在合约菜单的约束下, 具有较低价格特征的承制单位将选择具有较低分摊比例的合约, 具有较高价格特征的承制单位将选择具有较高分摊比例的合约。根据“合约菜单”模型结果得出价格显示的现实选择:加强基于目标价格的过程监控;加强企业价格行为监控;培育富有竞争活力的政府采购市场。     

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率在信用风险管理中的应用

信用风险管理是银行战略决策的重要基础。通过事前计提每笔信贷资产的风险成本,提出了基于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率的信贷质量管理模式。本模式利用每笔贷款的违约概率估计其对应的风险成本,通过预提风险金的方法,将信用风险的价值与利润考核结合起来,反映贷款的实际收益状态。这将会有助于银行管理者提前控制未来可能出现的风险,并在规避风险和拓展业务两者间求得平衡。     

违约时间对债权回收率的影响及其原因

法院的努力对于回收金融机构债权的效果虽然很重要,但是法院的努力所能达到的效果受进入法院的案件性质的制约。通过对某法院大约1000个审判和执行数据的实证研究,本文发现金融合同违约时间长的案件,即便法院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债权回收的效果也不好。进一步发现,违约时间一年以下和一年以上的金融合同法院的回收效果差异很大。法院对于前者的回收效果较好,且强制措施有效果;法院对于后者的回收效果更不好,且强制措施没有效果或效果不明显。本文认为,两类合同在回收效果上出现的差异是由于债权人对不同违约时间的金融合同的分类处理造成的。违约时间一年以上的金融合同通常在进入法院之前已经被债权人定性为有问题的合同,因此,法院的努力和强制执行这类金融合同的效果要大打折扣。     

罗马法中的贸易--以介于传统与变革中的要物消费借贷契约为例

从教义学的角度可以看出,多处罗马法原始文献表明消费借贷是一种要物契约,即伴随着订立契约之合意、当事人通过让渡一定量的替代物而成立该种契约。然而仔细观察我们还会发现,这些原始文献还呈现了愈发重视合意要素的价值之趋势,如在所谓的交付的“去实物化”（“短手让渡”）中,在合意确定返还的地点和时间问题上,在与交付同时做出的返还替代物的庄严承诺（“要式口约”）中,以及在承诺提供消费借贷的要式口约中,均可看出此点。所以,罗马法体系中的消费借贷,既有法学家们从抽象意义上界定的要物契约,也有实践所催生的合意契约。这一历史考察,加上对古老欧洲大陆的近代民法典和各种软法草案的评价,有助于我们透彻理解欧洲民法学界关于要物消费借贷和合意消费借贷的二元争论。这些争论忽视了两种模式和谐并存之可能;而实际上,这种解决方案在罗马法中已经显现。     

宋代借贷契约及其法律调控

由于宋代借贷关系的日益普遍,宋朝官府加大了对借贷契约关系的管理力度,宋代在借贷的利率、担保、履行方面都制定了严格、完备的法律,国家对借贷契约关系的法律调控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借贷关系的正常运行提供了保障,维护了借贷秩序的稳定。     

村镇银行创新农户信贷模式研究--以陇南“金桥模式”为例

针对肩负服务“三农”重任的村镇银行在实际运作中出现偏离三农的问题,在描述了村镇银行支农贷款存在问题和原因以及“金桥模式”的基本运行流程后,认为该模式的成功要素有2个方面：一是通过组建2个委员会实现了信贷员的内生化。这种内生的“准信贷员”通过亲缘和地缘优势降低了机构的信息获取成本,并将激励机制由传统的机构成本转变成能带来预期收益的贷款业务。二是其“双层联保”加强了小组联保自选择的功能和贷款户违约的社会惩罚力度,在出现信用风险时使金融机构损失可以得到实际的补偿。最后提出相关建议：一是传统信贷模式需要进行本土化改造,包括贷款产品和人力资源的本土化。二是对村镇银行应有一个更宽泛的瞄准概念。也就是说,村镇银行只要不离开农村,只要能发挥出自己特色,坚持服务“三农”,就应该给予肯定。     

民间借贷的利弊分析及法律规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民间借贷发展十分迅速,借贷双方在诚实信用原则下自愿进行的借贷是合法且正当的。但是,民间借贷也产生了许多消极的影响,对这些不利影响进行规制十分必要。     

财产制度制约县域金融的实证研究

中国县域经济的发展正面临严重的信贷制约,文章从制约县域金融发展的抵押因素出发,运用借贷双方对于抵押品不同评价可能导致不同信贷交易的理论模型,试图从县域的财产性质及其法律、法规属性出发,分析县域金融市场不存在符合双方意愿借贷合约的症结。同时,运用广东县域经济的统计数据,实证检验金融机构在县域发放贷款的条件和信贷合约特征,分析县域信贷交易难以实现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