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吏品格与执法公正——秦汉时期“吏道”思想的演变

为吏品格与执法公正是儒法两家思考的重要问题。韩非“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思想，推崇法治的根本意义，强调官吏执法教民的治国理念。睡虎地秦简中出现的两种不同“吏道”思想，以及汉代循吏与酷吏的急剧分化，则揭示了韩非“以法为教”思想的终结。《说苑》儒法结合的“为吏之道”为执法公正提供了坚实的人道基础。     

法家的＂以术治吏＂与企业的刚性管理

从人性的高度上揭示法家"以术治吏"的理论基础是本文的主要特点之一.与此同时,还详细论述了法家的"察奸之术"、"防奸之术"和"除奸之术"等,并且进一步对法家"以术治吏"的刚性管理做出了客观的评价.     

秦至清皇权专制社会说的思想史论证

秦至清帝制时代思想专制的基本特征是"定于一",追求全体民众思想的绝对统一。控制人心、统一思想,是秦统一之后在治国路径方面的基本选择。在经历了秦焚书坑儒以暴力控制人心的失败之后,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思想文化政策,确立以儒家思想为国家意识形态,并利用政策的导向作用,使"民知所从",引导人们进入国家意识形态的思想秩序,为实现真正的思想统一和思想独断奠定了基础;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度,推动儒学的全面普及,最终把统一思想的目标,变成了思想一统的现实。从秦始皇开始,帝王们把先秦思想家们对"圣者为王"的理想追求,强制性地改变为"王者即圣"的现实,将独断性权力与心智之圣明联系起来,制造了"天子圣明"的思想骗局,诱使天下臣民以帝王的思想为思想而交出自己独立思考的权利。从秦开始推行的以吏为师,其本质是以帝王为师,这样的制度设计将"天子圣明"贯彻到底,其结局是普天下数以亿计的民众,被一个独夫所控制。设置"天子圣明"的骗局,打出以吏为师的旗帜,帝王们费尽心机所要的也就是"专制"二字;而在这千年骗局中沉睡的人们,则因为失去了思想的权力和能力而一睡不起。思想专制是对思想的专制,所以,皇权专制的矛头首先是对准思想者。在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由于一统思想的窒息,很少出现有思想的人,但凡有点思想能力的人,也时刻警惕着尽可能与皇权保持一致,或者在碰壁之后向皇权虔诚地认罪投降以求保全生命。在失去了思想个性的思想海洋里,没有浪花,也没有涟漪,而正是这片辽阔却沉寂的死海,保障了皇权专制那艘不沉的巨舟。如果对照马克思对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的批判,中国历史上实行的是典型的思想专制;而从这样的思想史事实出发,判断秦至清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是皇权专制社会,至为确当。     

从许渊冲的"三美论"视角看"三吏"英译

俗称"三吏"的《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是"诗圣"杜甫的经典之作,对其英文译介却为数不多.作为翻译大家,许渊冲以精湛的翻译技巧在"三吏"诗歌翻译中再现了"三美论"之意美、音美、形美的美学特征,堪称诗歌英译的典范.从"三美论"视角品鉴许渊冲对"三吏"的英译,既可以感受诗歌英译的创造性美感,也可以得到英汉文化差异带来的艺术享受.     

从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看秦思想文化的发展

《为吏之道》是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独具特色的简牍作品,具有诸家融合的鲜明倾向,但地位各自不同,简略概括为:法家的一断于法基调,儒家的谨己亲民色彩,道家的处柔防反思想。《为吏之道》和战国时期的一系列作品相似,具有综合诸家、集聚众说的共性,但立足点是法家思想。与秦国至秦朝初年的法家比较,则体现了法家思想的发展演变。因此,它总体上折射出秦思想文化发展的趋势和脉络。     

汉代循吏“以教为治”的社会治理模式

循吏群体形成于汉代,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了"亦师亦吏"的双重作用。循吏"亦师亦吏"的角色定位渊源有二:一是儒家"以教为治"的治理思想,二是"以吏为师"的历史传统。二者均滥觞于上古三代,并在后世得到不断丰富发展。在社会治理中,汉代循吏通过礼义道德教化、发展地方教育、整顿社会风俗等方式将"以教为治"的观念付诸实践,这对于稳定乡里秩序和促进蛮夷边地对汉帝国的认同有着重要意义。汉代循吏的社会治理模式被后世所承袭,对当代社会治理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论先秦法家的道德思想

先秦法家有着丰富的道德思想,其道德思想秉承和谐社会的道德理念,承认人性之私并主张有效制之,同时秉承"以法为德""以吏为师"的原则,成为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社会规范,对当今全社会进行道德教育、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和加强对党员干部的道德修养及法治教育具有重要启示.     

里耶秦简中“以吏为师”的实物证据

秦代曾颁发“以吏为师”的政令,施行的情况却于史无征。里耶秦简编号为J1⑨1~J1⑨12的12支简,简背面都抄有一条相同的公文,此种现象既非正式公文的形式,也不会是留存档案的资料,可以认为是学习抄写公文的练习简,故而是目前仅见的“以吏为师”的实物证据。     

论法家的传播控制思想

法家的传播控制思想时古代中国的专制统治产生过长远而又深刻的影响,但它一直为传播学研究所忽视:文章梳理法家传播控制思想的历史渊源.并总结出它的主要内涵是愚民、禁书、禁言等;它对古代传播事业产生的后果是:导致封建文化专制,产生社会信息传播的不平衡,影响了我国古代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和进步.     

论《淮南子》的廉政观及当代价值

廉政观是《淮南子》政治思想的重要内涵,内在体现出君廉、吏廉与民廉的三重理论维度,深刻反映出黄老道家"清静无为,政反于朴"的根本主张。以"君廉"为核心内涵,《淮南子》廉政观试图以"清净无为"思想影响与制约专制君主的政治实践;以"吏廉"为重要组成,《淮南子》廉政观树立政治典型,力图有效推动官僚政治走向良性发展;以"民廉"为社会基石,《淮南子》期待王朝政治实现内在的整体和谐,在良政与美俗的现实互动中达到"通治之至"的理想状态。     

《考工记》服饰染色工艺研究——试论"钟氏染羽"

《考工记》是成书于先秦时期的科技文化典籍,其中的《考工记.钟氏染羽》篇记载道:“钟氏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炽之,淳而渍之。三入为纁,五入为緅,七入为缁。”详细地描述了先秦的服饰染色工艺。虽然此处是针对染治鸟羽而言的,但其工艺技术和内在的文化意蕴却是和染布帛相同的,从侧面体现了先秦服饰艺术的伟大成就。     

《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考论

《汉志》小说包含先秦小说与汉代小说两种类型,先秦小说是先秦语体文献在战国时期的新发展和新样式,本质上属于语体。这两类小说反映先秦两汉时期小说演进的两种类型,同时也预示了志怪与志人小说的嬗变。《汉志》所著录小说实际上包含两个层次的意义,一是语体意义上的小说观念,一是近于现代意义上的小说观念。这两种不同的小说观念被《汉志》杂糅在一起,这不但遮蔽了先秦“小说”观念的真实面貌,同时也模糊了现代意义上小说观念的真正起源。另一方面,《汉志》有关小说的看法尽管源于对先秦小说的认知,但它所阐明的小说观念主要是围绕先秦社会采集民间议论这一现实而展开的,这意味着《汉志》的小说观念与先秦小说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     

《鹖冠子》为先秦杂家著作考

鹖冠子为战国晚期楚国人,其著作《鹖冠子》是成书于战国晚期中后期的一本先秦古籍。虽然对《鹖冠子》一书,吕思勉、李学勤、吴光、孙以楷等先生已确证其非为伪书,但是也并非如许多学者所言为黄老著作,而应该是先秦杂家的著作。对《鹖冠子》的重新定位研究,对于认识战国秦汉之际南北文化的交流、中国哲学以及整个文化思想学术的发展,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郦道元所见早期园林——《水经注》园林史料举要

《水经注》是中国古代经典地理学著作,郦道元以出色学者的眼界记述了北魏及以前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地理人文风貌,保存了大量先秦至北魏的园林及湿地史料,其中占多数的先秦至汉代材料,对史料稀缺零散的先秦园林研究尤为可贵。该书在研究早期园林,尤其是先秦园林与湿地关系、园林环境面貌及园林活动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尚需得到进一步重视,发挥其在园林研究中更加广泛的作用。     

《孔丛子》辑佚考实

《孔丛子》历来被视为伪书，但翻检唐宋类书，可裒寻到数条佚文。这些佚文屡见于先秦两汉其他书籍，有的是亡佚较早，注释者宋咸无暇罗致，有的则是宋咸故意删去的，还有的则属于版本流传过程中的自然亡佚。     

《庄子》记时词语考察

《庄子》中的记时词语数量多，词义丰富，用法灵活，是《庄子》词汇系统富有特色的组成部分。对其进行穷尽性统计和比较研究，有助于人们认识《庄子》词汇系统和先秦记时词语状况，同时也有利于推进先秦专书词汇和时间范畴研究。     

《周易》:从巫术宗教神性思维到经验哲学人性思维——关于《周易》的文化人类学透析

《周易》作为一部我国古代历史文化经典巨制,成书古老,内容丰富而庞杂。它是一部卜筮之书,具有浓厚的原始巫术宗教文化的神秘色彩。尊重历史,以史治史,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是本文作者的立论前提和基本出发点。本文认为,《周易》以儒家思想为基干,全方位地荟萃先秦诸子杂家社会文化思想精华,集史前文化、图腾文化、原始巫术宗教文化,以及世俗经验哲学、人文社会思想乃至行为生活方式之大成,最终成就为中华民族文化思想史上的经典名著。从《易经》到《易传》,中华民族完成了从原始巫术宗教神性思维到世俗经验哲学人性思维的嬗变。《周易》有力地证明,中华民族远早于古希腊罗马,是人类最早对自然、社会和人自身进行全方位审视和探索的伟大民族。     

《韩非子》所记古代史实辨证

《韩非子》作为一部子书,其中所记载的先秦史料值得利用,但这些史料在考释方面仍有缺憾。本文对其中的史料略加考释辨证,以供研究先秦史的学者参考。     

《逸周书》成书于战国初期

《逸周书》是一部很重要的先秦古籍,其成书年代至今仍众说不一。我们就相关史料及是书内容,再次作了进一步的探讨,并从词汇发展史的角度,对书中几个常用词的使用情况作了历时的考察,初步推断《逸周书》的成书年代宜在战国初期。     

李如圭《仪礼集释》申注特色探析——李如圭礼学研究之解经学考察（二）

在宋代《仪礼》学研究史上,李如圭的《仪礼集释》是一部重要的纂集体著作。该书在全文据录郑玄《仪礼注》的同时,又增设＂释曰＂部分,或是对《仪礼》的某些经文加以阐释,或是对郑玄的某些注语加以笺识,突出反映了李如圭在《仪礼》研究方面的具体创见。通过对这些＂释曰＂申注类释语的剖析,可以发见,无论是在对郑《注》语词的释注方面,还是在郑《注》礼经仪文节度训释的申解补充方面,也无论是在先秦儒家典籍的语料引证申注方面,或者是在郑《注》校勘语料及其语词的释音申注方面,李氏《集释》都形成了自身独到鲜明的申注特色,在整个《仪礼》学史上占据了一定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