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乡村振兴内生发展动力的农民主体性问题研究

农民是农业生产的主力、是农村生活的主人、是乡村事务的主角，理应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主体和主要力量。充分激活农民主体性和内生发展动力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要求，也是贯彻和落实党中央乡村振兴战略决策的力量源泉，是马克思主体性思想中国化、现实化和时代化的新发展和新要求。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必须依靠广大农民的自力更生和主体力量，但是现实生活中农民主体性激活所面临的困难不能忽视。必须让马克思主体性思想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在农业农村现代化实践中闪耀理性的光辉，让农民实现从“要我脱贫”到“我要致富”的观念转变，在保障农民合理权益中赋能农民在乡村振兴全过程的主体性激活和创造力激发，发展和提升农民的价值创造伟力和自我发展能力，让农民主体地位和利益在下乡资本的治理和人文环境建设中得以保护和发挥，保障和落实农民对乡村振兴政策的知情权和受益权，让党的好政策转化为农民自觉奉献乡村振兴的实践效能。     

乡村文化振兴视域下农民主体性重塑探赜

农民主体性的普遍提升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和显著特征,但乡村文化迷失诱发的农民“精神贫困”已严重制约农民主体性的生发。要在新时代的中国乡村有效解答“人民之问”和“时代之问”,就必须坚持乡村文化振兴内生性原则,赋权乡村文化农民办,不断加强农民主体性的教育引导,以实现在乡村文化重构中重塑农民主体性。同时,通过确保农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不断得到满足、精神面貌不断得到提升、主体能力不断得到增强,从而在乡村文化价值再造中不断彰显农民主体性。     

乡村振兴战略下重塑农民主体性的多重逻辑——以山东省L村的实践为例

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和促进农民主体性的实现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遵循,但现阶段农民主体性建设还存在着经济主体性缺失、文化主体性缺失、社会主体性缺失、环境主体性缺失和生活主体性缺失等困境。山东L村坚持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动员作用,以整体规划与庭院个性化设计推进乡村产业发展,以“新时代乡村文明实践银行”推进乡风建设,以“街长制”推进人居环境整治,以“乡村夜话”推进乡村治理,以“孝善敬老饺子宴”创建乡村美好生活,有效调动了村民在乡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等方面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促进了农民主体性的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下,重塑农民的主体性要遵循政治逻辑,切实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和组织动员功能;遵循利益逻辑,着力提升农民群众在乡村振兴中的获得感;遵循伦理逻辑,充分发挥伦理道德在构建农民主体性中的引导功能;遵循技术逻辑,灵活运用传统和现代治理技术,为实现农民主体性提供有效支撑。     

再造与重构:基于乡村价值与农民主体性的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三农”问题的整体性方略,乡村价值的再造与农民主体性重构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乡村价值保障了乡村各要素的相互协调与融合,而农民则是乡村价值的主要依托。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冲击,改变了乡村各要素间的关系,弱化了乡村运行动力,引致乡村价值流失,农民“缺场”导致其在乡村振兴中多重主体性缺位。因此,应从对接现代农业、培养农民企业家、完善人才体系、重建乡村共同体、确定教化主体、完善村民参与制度等方面再造乡村生产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和教化价值,进而重构农民的经济主体性、文化主体性、社会主体性和治理主体性,为乡村振兴的落地见效奠定经济基础、文化根基、组织基础和治理基础。     

乡村振兴中农民主体性表达的递进式逻辑及其优化路径

作为乡村振兴的实践主体,农民的主体性表达状况直接关乎乡村振兴的成败。依据马克思主义人的主体性思想和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基于系统性分析框架的研究发现：农民主体性表达基本遵循“自主性表达→自觉性表达→能动性表达→创造性表达”的递进式逻辑,每个表达环节的表现分别在于明确主体地位、激发主体意识、施展主体能力、发挥主体价值。受治理结构短板、价值认知局限、发展条件限制、社会环境障碍的共同影响,不少农民的主体性表达仍然在不同阶段处于不同程度的“被遮蔽”状态。通过明确主体边界、思想观念引导、完善要素供给、优化行动空间,真正实现“增权于农民、感化于农民、赋能于农民、服务于农民”,能够最大程度促进农民主体性的表达,进而对乡村振兴产生主体性推动作用。     

谁是乡村振兴的主体?——基于农民视角的考察

学术研究、政策话语、基层干部均强调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地位,但在关于“谁是乡村振兴的主体”的讨论中,鲜有农民的声音。本文尝试将这一问题分解为“谁的乡村振兴”和“谁来振兴乡村”,从“受益主体”和“行动主体”两个维度剖析农民对乡村振兴主体角色的认知。分析发现,农民对受益主体的理解是综合其角色认知和现实感知的结果,农民认为他们自身在乡村振兴中并非确定的受益主体,也并非当然的核心行动主体,而更多认为自己是乡村振兴行动中的配角。本文认为,乡村留居人口结构与可行能力、相关政策和项目的执行偏差以及农民对其主体角色的解构等共同形塑了农民对乡村振兴主体角色的认知,造成在乡村振兴行动层面农民主体性不足的现实。因此,从农民视角出发,充分保障农民的主体利益,培育和激发农民主体意识,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格局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命题。     

中国共产党农民主体性建设的百年历程与基本经验

农民是乡村建设的主体,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需要充分发挥农民主体性.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对农民主体性建设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创新.回顾百年建设历程可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农民主体性建设的政治保障和基本动力,且"政策"在其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促使农民主体性觉醒;"以农养工"的农业政策致使农民主体性逐渐缺位;以"改革"为主题的"三农"政策推动农民主体性逐渐提升;"乡村振兴战略"赓续推进农民主体性发展.农民主体性建设虽出现些许曲折,但取得了重大成就,并且积累了宝贵经验:以"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思想"为指导,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以"增权于农民"为重点,激活农民主体意识;以"赋能于农民"为关键,强化农民主体能力;以"补齐农村民生短板"为保障,提升农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进程中,应当继承和发扬这些基本经验,深入推进农民主体性建设.     

谁的乡村建设？——基于乡村建筑变迁的观察和思考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乡村建设正如火如荼地开展。其中，乡村建设中农民房屋建筑类型从特质性的“匠心独具”到同质性的“千村一面”，再到异化性的“自厝同异”变迁路径，反映出传统文化的保护危机，也深刻揭示出建筑变迁背后暗藏的农民与地方政府间的多元矛盾和博弈。此问题的根源在于农民主体性被消解，成了被建构的对象或客体，而地方政府却不断强化构建主体的身份认同。事实上，当前乡村建设呈现出五种不同的价值取向：一是为城市消费者休闲情趣的乡村建设；二是为城市中产阶级家乡情感的乡村建设；三是为地方政府凸显政绩的乡村建设；四是为开发商投资回报的乡村建设；五是为农民生存利益的乡村建设。不同参与者均带着不同的利益诉求介入乡村建设，直接影响到乡村建设的发展走向。因此，要处理乡村建设中的矛盾和问题，必须强化农民在乡村建设中的主体意识和主体身份，赋予农民对乡村建设事务的话语权与决定权。     

社会资本视域下回流农民的乡村建设参与及其影响机制

经过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洗礼,回流农民在推动经济发展、传播先进文化、促进乡村治理等方面拥有独特优势。厘清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的行为逻辑,对于应对乡村建设行动中存在的农民主体性缺失难题、缓解乡村振兴面临的人才约束具有重要意义。基于鄂、湘、黔、川四省的回流农民调查数据,运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和机制分析模型,考察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等社会资本对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回流农民的乡村建设参与程度偏低,接近三成的回流农民从未参与过本村的公共事务活动;正式网络、非正式网络和制度信任对促进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具有积极影响,且呈现出明显的“组织动员”和“制度引导”特征。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正式网络、非正式网络和制度信任通过增进回流农民的村社认同进而促进其乡村建设参与;主体意识的提升显著削弱了正式网络和制度信任对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的动员与引导作用,而基于行动意义的主体价值表达在二者的关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具备较强的主体意识则是人际信任促进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的重要条件。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主体性问题研究

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发展模式和发展理念表征出一种“城市中心主义”倾向,一些乡村并非作为独立的发展主体,而是被看做现代化进程中亟待化解的问题。城市不断向乡村汲取各类资源,而乡村发展也逐渐依赖于城市,进而呈现出一种“去主体性”样态,导致其内生发展动力不足。此外,乡村去主体性还表征为农民的去组织化、村社共同体趋向解构、乡村社会向心力减弱等方面。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必须以农民组织化重塑乡村主体性,以乡村为主体吸纳整合各类资源,点燃乡村发展的自引擎,构建平衡发展的城乡关系。     

乡村振兴实现阶段的村庄主体性

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点任务,发挥村庄主体性是有序推进乡村建设、实现乡村振兴的机制保障。基于一个中西部亮点村的个案考察,发现激活村庄主体性需要乡村建设实现从行政本位向村庄本位的逻辑转换。行政本位下,政府以呈现政绩为目标主导乡村建设,通过制度内激励、利益让渡、利益交换等策略整合村级组织、市场和社会资源打造政绩亮点,乡村建设因村庄参与形式化和回应农民需求能力弱化陷入供需错位、村际差距扩大化困境。村庄本位的发展逻辑则从“过程-结果”双重维度确立了村庄社会在乡村建设中的主体性地位,村庄、政府和市场主体基于优势互补结成“治理共同体”,通过需求表达机制、资源供给机制、民主协商机制实现协同参与和共建共治共享,既保障了村庄主体的参与权和受益权,也提高了乡村建设对乡村振兴的回应能力。     

“文化小康”视域下新时代乡村振兴路径探析

农村“文化小康”是实现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与必然选择。以农村“文化小康”体现的农民主体性、农村进步性、国家发展性三重价值维度为基础,深入剖析当前我国农村文化建设中存在的农民主体性缺乏、政府主导性缺失、社会关怀度不够的突出问题。提出以切实转变农民的思想观念、激发文化建设内生动力来加强农民的主体性与本位性;以保护与发展农村传统文化、特色文化、优势文化,努力推动农村的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来促进乡村文化繁荣复兴;以坚决贯彻落实以人为本,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来保证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农民,是农村“文化小康”视域下打破农村发展困境、助力实现新时代乡村振兴的路径依据与路径选择。     

农民分化视角下小农经济转型与乡村秩序再造

农民是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主体,城镇化进程中农民的流动和分化不断增强。在农民分化结构中,离农户逐渐脱离农业和农村社会完成城镇化进程,而占农户中绝大多数比例的半工半耕农户和纯农户仍然对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有依赖性,小农经济依然是乡村社会秩序建构的经济基础。农民分化促进了小农经济转型发展,中坚农民与老人农业有机结合的乡村社会和农业经营结构,既促进了传统小农经济的去内卷化,同时也再造了城镇化进程中乡村社会的基本生产生活秩序。新时期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融合发展要重视农民分化的社会经济基础,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增强对进城农民的吸纳能力,同时发挥中坚农民等多元主体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坚持以农民为主体的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融合发展路径创新。     

乡村振兴衔接脱贫攻坚成果的主体性问题研究

从源头上看,发展主体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依托。借鉴马克思主义主体性理论可知,主体自觉正是推进有效衔接的核心意涵,不仅能够充实衔接力量和凝聚内生发展动力,还能创造乡村振兴氛围和集聚振兴智慧。但在实践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却面临诸多主体性挑战,包括部分主体对衔接工作理解度较低、部分主体的衔接振兴实践较慢、农民群体诉求发声较少和主体间相互监督虚置等内容。为此,理应强化主体自觉来促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高质量衔接。一方面,高效促进主体“脱贫认同”转成“振兴认同”,并确保实现“引导脱贫”指向主体“主动振兴”;另一方面,积极应用“脱贫新路”充实主体“振兴创新”,同时引导“脱贫监督”升级为“主体互督”。     

赋能增益造血：农牧民参与乡村振兴的主体性重塑——基于内蒙古小甲赖村的考察

乡村振兴是实现农业强国的总抓手。农牧民作为乡村振兴的主要参与者、受益者和评价者无疑是推进乡村振兴的主体力量。充分发挥农牧民参与乡村振兴的主体性是实现农业强国目标的根本力量保障。当前,激发农牧民振兴乡村的内生动力,要着力破解农牧民在参与乡村振兴中表现出的自主性不够、能动性不足和创造性不佳等问题,需要打破农牧民主体角色降格、主体性体认不足、收入分配制度不完善、自身能力较弱等现实藩篱,进而优化农牧民的主体实践空间,增加农牧民与乡村振兴成果的利益粘度,升级乡村人力资源体系的“造血”系统,以此重塑农牧民参与乡村振兴的主体性,为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农业强国汇聚人民力量。     

面向不确定性的乡村数字化建设及其实践启示

乡村数字化建设是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主要包括技术维度的“数字下乡”、主体维度的“数字农民”以及情境维度的“数字乡村”。但技术应用、主体变革以及社会变迁所引发的多重不确定性因素也渗透在乡村数字化建设之中,从而可能导致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乡村社会发展进入一种新的“不确定性情境”。因此,当下的中国乡村数字化建设将迎来巨大的情境挑战,亟需树立“不确定性”的发展思维,从技术应用、主体赋能和情境治理等维度共同深化乡村社会的数字化转型实践。     

乡村旅游发展实践逻辑与产业发展路径反思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旅游被视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重要抓手。现有研究主要强调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耦合性,忽略了发展过程中实际主体互动,造成了乡村社会重构。研究发现,乡村社会作为农民生产、生活的权利空间,因受政府力量及资本力量的介入被重塑,造成旅游空间与乡村社会权利空间之间的结构性张力。从而导致农民的基础生产生活空间使用权、旅游经济分配权及公共资源享有权被资本主体吸纳,造成农民权利空间的挤压。而乡村产业振兴的有效实践,关键是要“目中有人”,保护农民的权利空间,应基于“平等”和“共享”的权利保障原则,探索出既能推动产业发展又能维护农民乡村权利的协调包容发展路径,从而促使产业发展有效契合乡村振兴目标。     

公众参与与农村居民公共服务质量评价

农民民主参与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实证检验公众参与对农村居民公共服务质量评价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公众参与拉近政民距离和强化政民互动，提升了农村居民公共服务质量评价。从公众参与有效性看，参与过程和参与结果的有效性均对农村居民公共服务质量评价起积极正向影响，其中“参与结果是否有效”的促进作用更大；从公众参与便利性看，畅通农村居民“建言献策”渠道是提高公共服务质量评价的重要因素。在推进乡村振兴实践中，应凸现农民主体地位，构建“人民满意”为导向的公共服务参与生态；完善参与反馈机制和拓宽参与渠道；“因类制宜”提高农民参与素养和参与能力；加强农村数字建设，引导农村居民网络参与行为。     

“双主体半熟人社会”：水库移民外迁社区的重构

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不可避免地造成水库移民。通过对浯溪口水库S外迁社区的个案研究,对水库移民外迁社区的社会样态进行了分析。水库移民安置过程往往伴随着移民原有村落的空间“脱嵌”以及外迁社区的空间“嵌入”。原有的移民村落是一个在差序格局主导之下的结构完整、关系网络紧密的熟人社会共同体;而在嵌入的外迁社区空间,生成了由水库移民与迁入地原住民组成的“双主体半熟人社会”。首先,“社会样态类型化”是“理想型”研究工具,“双主体半熟人社会”的概念建构是对水库移民外迁社区样态的理论化;其次,水库移民“双主体半熟人社会”的社会样态在结构维度表现为外迁移民和原住民群体组成的“事实”和“心理”同构的“双主体”;在关系维度表现为以“大杂居、小聚居”的居住格局和以“双主体”间内部“熟人化”为基础的“半熟人社会”;最后,基于S外迁社区“双主体半熟人社会”空间重构中经济、社会、政治空间的考察,认为外迁社区的空间治理需理解其社会样态,把握社会样态的内在机制和运作逻辑。     

以农民组织化重建乡村主体性: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主流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具有浓厚的城市中心主义色彩,乡村不是作为独立的发展主体,而是作为现代化过程中需要被解决的问题,从属和依附于城市,乡村的人财物等资源向城市单向流动。 乡村的去主体性还表现在农民的去组织化,村社共同体逐渐解体,乡村社会丧失凝聚力和内生发展动力。 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必须以农民的组织化重建乡村的主体性,以乡村为主体吸纳整合各种资源要素,培育乡村内生发展动力,重塑城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