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分化视角下乡村振兴实施路径研究

在我国快速的现代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呈现出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同城乡结构位置中的村庄,在区位条件、资源禀赋以及发展现状等方面存在明显的类型分化。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要根据不同城乡结构位置中,村庄内生性基础结构分化的现实基础分类推进。城市吸纳型村庄具有靠近城市的区位和资源优势,村庄人口社会结构完整,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程度高,经济社会系统全面被城市所吸纳,城乡融合发展是这类村庄乡村振兴的实施方向。城乡互动型村庄主要通过劳动力的城乡流动实现城乡关联,在人口流动和乡村资源配置中,形成了以中坚农民和老年人为主体的村庄经济社会结构,这类农业型村庄承担着国家粮食安全和城镇化稳定器的功能,不断完善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基本秩序,是进行乡村建设的基本方向。偏远村庄由于远离城镇以及脆弱的自然生态环境,面临着人口不断流失与村庄空心化的考验,因此这类村庄应探索生态保护为基础的乡村转型发展路径。     

农业强国建设内涵、现状和政策取向

农业强国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基。明确农业强国建设的理论内涵,在此基础上研究归纳农业强国建设进程中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现状,发现我国农民在此过程中分化成为了城镇定居农民、半工半耕农民、中坚农民和小农户四大群体。基于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现状和农民分化的基本结果,提出我国建设农业强国的政策取向：未来应当以农业生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基本内容,同时注重城乡融合的推动作用和农村治理现代化中的制度保障作用。     

十大举措促进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农业现代化是“四化同步”的短板,城乡不平衡发展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表现形式。采取十项措施,有助于促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现代化,消除城乡不平衡发展的矛盾,一是加强党对农村基层工作的领导,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二是完善农村基础设施,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性矛盾;三是提升农业科技含量,促进农业的高质量发展;四是创新农业组织形式,降低交易成本,弥补小农户细碎化经营的不足,促进小农户生产方式与现代农业的接轨;五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在保证粮食安全的前提下,促进农产品供给与需求的平衡,实现农业收益最大化;六是提高农民素质,使他们成为乡村振兴的积极参与者、建设者和受益者;七是推动农业三产融合,实现产业链延伸、产业范围拓展和产业功能转型升级,以及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三链”融合,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八是加速农业生产市场化进程,深化分工,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九是加快城镇化步伐,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辐射带动农村发展;十是深化城乡融合,实现城乡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农业强国、城乡融合与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社会学论坛观点综述

随着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的稳步推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正处于建设农业强国、统筹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阶段。2022年、2023年的中国社会学年会第六届、第七届农业社会学论坛分别以“城乡融合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强国与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为主题，从农业社会学视角出发，直面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的小农户与现代大市场、作物特性与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农业生态、粮食安全与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农民主体性与乡村建设发展、家庭经营与乡土社会底蕴等议题，回应理论与实践呼唤，展现农业社会学的品格、知识与关怀。     

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研究——基于城乡一体化的视角

农村劳动力转移加快城镇化进程的同时释放农村土地,为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发展现代农业创造条件,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推动农民职业化和农民市民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农民群体分化是一个长期的协调互动的演化过程,在现代农业发展进程中要鼓励工业反哺农业,城镇支持农村,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共建城乡社会和谐与经济繁荣。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人口就近就地城镇化研究——以安徽省农村人口迁移为例

我国传统城镇化带来农村社会结构失衡、“大城市病”等社会问题,影响了城乡协调发展。追求城乡一体、生态宜居、和谐发展的新型城镇化推动了乡村生产要素集结发展,推进了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新型城镇化中,人口城镇化、农民市民化是核心。农村人口就近就地城镇化,有利于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受区位优势等因素的影响,安徽省城镇化发展由外延向内涵提升,人口回流趋势明显。在就近迁移、就地改造两个方面,安徽省形成了大城市扩容、中小城市产城一体化、中心集镇建设三种主要模式。     

欠发达地区县域城镇化对农民家庭 生计的影响机制研究

城镇化对农民家庭生计和就业产生深远影响,基于中西部地区农民以家乡县 城为空间场域的就业和城镇化实践的经验调研,从农民家庭生计转型及其分化视角,立足农 民家庭及其主体能动性,考察农民县域城镇化实践对家庭生计和就业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 机制.研究发现,在农户分化的背景下,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县域城镇化发展,为离农户创造 了更多就业机会空间,促进了城镇化目标的完成;缺乏产业支撑的县域城镇化发展模式,没 有为“半工半耕”农户提供稳定和充分的非农就业机会,增加了进城农民就业和家庭消费负 担,并没有改善农民家庭生活完整性;纯农户处于城镇化起步阶段,县域城镇化发展促进其 农业经营模式的转型及农业收益的增加,但是也增加了家庭经济的消费负担.欠发达地区 城镇化发展应立足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发展原则,促进工业化、城镇化以及城乡之间协调发 展,改善农民生计质量.     

乡村振兴战略与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价值逻辑关联及协同路径选择

实施乡村振兴和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战略是补齐农村农业发展短板,构建现代化农业经济体系,立足中国大地助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一极。乡村振兴战略与三产融合发展存在着在农村农业发展、国家战略、国际经验三重维度上的价值取向趋同,乡村振兴的基础在产业兴旺,产业兴旺的出路在三产融合发展。乡村振兴战略与农村三产融合发展协同推进,必须遵循"创新、协同、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可以在协同动力、协同主体、协同引擎、协同保障、协同基础五个方面进行路径选择。     

声音

正01"不得违背农民意愿、强迫农民上楼"——国家乡村振兴局副局长洪天云北京市日前发布的《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施方案》提到,研究城乡结合部减量发展新路径,全面推进"一绿"地区城市化,制定"二绿"地区发展规划。研究政策措施,推进新市镇建设,培育一批特色小镇,打造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节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相互融合,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发展的路径选择

2020年,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中国乡村发展进入新时代.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为促进新发展格局的形成,乡村发展需要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基础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需要置于现代化、城镇化的大背景、大趋势中加以考虑,并要结合中国乡村社会的现实,将"补短板"与高质量发展统一起来,把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有机融合起来,形成拉动新时代中国乡村发展的"两驾马车",在中国式农村现代化道路上稳步前进.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协同推进路径探析——基于陕西实践探索的案例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是新时代我国加快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举措。城镇和乡村是一个对立统一的矛盾有机体和命运共同体,新型城镇化旨在培育壮大城镇,乡村振兴目标是发展和建设农业农村,两者既有异质性,又具有天然耦合性和内在相通性,在现代化实践中能够协同共进。以陕西为例,分析其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推进的路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时期新阶段协同推进两大战略的政策建议,即深化制度改革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高质量推动新型城镇化;以农业农村优先原则大力实施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中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问题

实施乡村振兴与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是新时代解决“三农冶问题的基本方针政策。 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涵和推进路径进行理论辨析,旨在更加科学合理地理解农业农村现代化问题,以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践的有效推进。 农业现代化的本质是要通过农业变革,实现农业的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的提升。 农村现代化的真实内涵则是乡村主体性的维续和乡村新的发展。 在乡村振兴中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需要走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即以粮食安全为核心、以农户为主体、由农民因地制宜自主选择的多样性道路。     

农民市民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研究

农村劳动力转移推动城镇化发展,城镇化发展提高农民市民化意愿、满足农民市民化诉求。农民市民化是农民扩展自由、拓展选择集以提高可行能力的重要途径。农民市民化为释放农村土地资源,改变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而推动现代农业发展进程创造条件。农民市民化的规模和速度需要与经济发展速度和政府财政承担能力相适应,农民群体分化速度要适应城镇化、工业化的发展需要,实现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与农民群体分化的动态均衡。因而,在农民群体分化的过程中,要逐步实现公共基础设施的城乡一体化以及公共服务的城乡均等化分享。农民市民化和农民职业化是农民获得发展以实现农民现代化的重要契机,所以应注重实现农民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协调互动。     

再造与重构:基于乡村价值与农民主体性的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三农”问题的整体性方略,乡村价值的再造与农民主体性重构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乡村价值保障了乡村各要素的相互协调与融合,而农民则是乡村价值的主要依托。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冲击,改变了乡村各要素间的关系,弱化了乡村运行动力,引致乡村价值流失,农民“缺场”导致其在乡村振兴中多重主体性缺位。因此,应从对接现代农业、培养农民企业家、完善人才体系、重建乡村共同体、确定教化主体、完善村民参与制度等方面再造乡村生产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和教化价值,进而重构农民的经济主体性、文化主体性、社会主体性和治理主体性,为乡村振兴的落地见效奠定经济基础、文化根基、组织基础和治理基础。     

从“城乡失衡”到“城乡均衡”：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业产业化与就地城镇化实践

产业发展是中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支撑力量。以鲁西南农村的农业产业振兴实践为例,探讨就地城镇化的均衡发展过程及其实践机制。结果发现,鲁西南的农业产业振兴加速了乡村城镇化进程,以农业产业化发展为基础的就地城镇化成为农民“迁移进城”的替代选择;经营产业与经营家庭过程同构的家庭组织机制、产业配套与日常生活需求契合的政府服务机制以及农民转型与村庄发展目标整合的职业化动力机制共同形塑了就地城镇化实践,并实现了城镇化的均衡发展。均衡的城镇化发展可以依托于农业产业化路径来实现,关键在于要实现以农民为实践主体和以村庄为建设载体的有机统合。     

内生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小农户发展的动力机制——基于嵌入性理论的个案研究

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小农户的带动作用,是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关键。依据其对村庄社会的嵌入性差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分为内内生型与外生型两个基本类型。内生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成于农村社会,与小农户有天然的社会文化关联,对小农户的带动行为源于二重动力,即一方面是谋取利润和促进发展的经济动力,另一方面是注重关系维护和文化价值的社会动力,两方面动力的整合使其带动行为兼具经济理性与社会属性。经营态势、政策支持及村庄的文化与利益关系影响两方面动力的强度、结构和稳定性。需对内生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精准的动力激发与政策支持,涵养其为农惠农理念,充分发挥其在乡村振兴中的经济与社会文化功能。     

农户金融排斥类型的识别及影响因素分析

普惠金融因金融排斥问题而产生，研究农户金融排斥问题是发展乡村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研究发现：农户的分化会对金融排斥产生显著影响，从事简单农业生产的普通农户主要面临需求型金融排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创业型农户主要面临供给型金融排斥；由于缺乏经济机会造成的有效金融需求不足是导致农户面临需求型金融排斥的重要原因，相比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创业型农户，普通农户更易因缺乏经济机会而受到需求型金融排斥。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要制定差异化普惠金融发展策略，注重金融供需平衡。     

乡村振兴中农民转型的普惠金融支持及其福利效应

农民转型中的普惠金融支持及其福利影响是一个重要课题。从我国2005-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结论看,农村金融普惠性与农民转型程度互为格兰杰原因,具有双向互促效应。同时,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转型虽然并不存在"立竿见影"的福利效应,但长期农村普惠金融对农民转型具有福利增益效应。此外,在考虑农业现代化这一变量后,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无论是当期还是滞后一期都对农民转型的福利收益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农业现代化会降低农民市民化转型的福利收益,增大其向新型职业农民转型的福利收益预期。因此,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服务农民转型既要支持城镇化进程中的剩余农业人口市民化,更要着力支持乡村振兴中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职业化。     

“半熟人社会”背景下农民主体性的提升路径研究

“半熟人社会”是以社会学概念“熟人社会”为基础，基于现代化发展和乡村社会实态，对处于传统与现代转型中的农村社会特征作出的概念性表述。“半熟人社会”作为一种结构性的社会环境特征会对身处其中的农民在社会意识及行动逻辑方面产生影响，其中既含导致农民在乡村振兴建设过程中主体性不足的消极条件，同时也存在可以增强农民主体性的重要资源。由此应从重塑“半熟人社会”中农民的本体性价值入手，加强乡村组织建设、汇聚人才资源，不断提高农民主体的组织化水平以及自身综合素质，避免乡村建设陷入农民主体缺场的困境，助推乡村振兴战略落地落实。     

工商资本下乡的多维效应及其发生根源探析——基于湖北省Y县的经验调查

工商资本下乡对“三农”的影响引起了广泛争论,形成了市场效率和小农理性两种具有张力的价值取向。通过对湖北省Y县的经验调查,发现工商资本下乡具有增长效应、分化效应、排斥效应和断裂效应,基层政府、工商资本主体和大户主导的农业产业化模式排斥了普通农户参与的经济机会,给乡村政治和治理的稳定性带来了诸多风险。这些效应产生的重要根源在于基层政府在政策资源分配时具有“抓大扶强”的价值追求,工商资本主体“强势分利”的经济逻辑对普通农户具有排斥性,而资源禀赋不足的普通农户则坚守着“小农理性”的生计原则,结果便是普通农户与工商资本主体间利益联结机制的失衡。在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时代背景下,既要利用工商资本推动农业产业化转型,也要重视小农经济的内生发展,充分保护农村社会“蓄水池”的承载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