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农民再组织与乡村社会有效治理——基于黔东Y自治县乡贤参事会建设为例

传统民族地区乡村治理面临着村组组织的效力式微、乡村精英的大量流失及农民的低组织化状态等诸多困境,阻碍着民族地区乡村自我整合和有效治理。黔东Y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通过充分挖掘当地治理资源,成功探索建设了乡贤参事会这一重要农民组织载体。依据文化基因、制度基础、利益理性和精英再造等方面对乡贤会的运行逻辑分析显示,其具有促进民族地区乡村经济振兴、培育农村社会资本、优化村级治理体系和实现村级民主治理等多重价值,这种探索对于实现民族地区农民再组织化,实现乡村社会有效治理提供了有益参考。而要提高民族地区农民组织化水平,就必须转变政府职能,明确角色定位,在提升农村组织化的内生动力方面进行路径完善。     

过渡型社会与乡村治理现代化

“过渡型社会”是乡村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一个阶段,其形态上具有混合性、阶段性、过渡 性等多种特征,表现为村干部权威弱化、半工半耕、混合文化和原子化半熟人社会,治理上面临治理目标 与治理需求存在张力、策略性应对突出和弹性治理鲜明等多重样态。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嵌入在乡村社 会结构与变迁之中的政治社会过程,其推进应该与乡村社会的性质相匹配,有相应的社会基础支撑,这 一基础不仅蕴涵乡村社会结构的区域差异,还包括乡村社会转型的阶段性。深刻认识过渡型社会及其 性质,对于有效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治理制度构建原则论析

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治理既是实现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举措，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步骤，还是促进民族地区文化发展繁荣的基本手段。因此，居于文化治理核心位置的制度构建，在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治理中所具有的意义与价值尤为显著。民族地区由于历史演进与文化传承的独特性，生成了富含区域特点与族群底色的集体记忆，这就决定了这一地域的乡村文化治理在总体原则上呈现出了二重性：既要遵循国家文化治理的战略设计与制度安排，尊重普遍性，又要立足地域特点与地方实际，侧重特殊性。文章以青海为考察中心，细致审视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治理制度构建的基本原则，旨在从系统性分析制度整体、从地域性思考制度特色、从人民性考量制度价值，从而助力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治理现代化的区域实践与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     

大别山欠发达地区“美好型”乡村治理研究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乡村治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我国整个社会的发展越来越显著.以大别山欠发达地区为研究对象,探讨大别山欠发达地区乡村治理的一些问题和应对策略.一方面,大别山欠发达地区自然资源较为丰富,但由于自然环境脆弱、基础设施薄弱、发展层次低等缘由,当地百姓从乡村建设中受益有限,村民的生活水平亟待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大别山欠发达地区乡村社会的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管理效果欠佳,使得大别山欠发达地区乡村治理目前尚处于无序、低效阶段,因此,迫切需要探索切实的治理对象,制定明确有效的治理对策,实现大别山欠发达地区乡村治理的效益优化.     

突发事件下的乡村应急治理研究——以安徽省安庆市A、B两村为例

突发性公共事件具有隐蔽性与破坏性,妥善处理突发性公共事件对乡村发展与公共安全至关重要。以安徽安庆市两个自然村的森林火灾、新冠肺炎疫情和洪涝灾害等事件为案例进行调查研究,发现乡村在应对突发性公共事件中存在危机应对滞后、村干部应急能力不足、乡村群众协调失衡等问题,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应急处理是乡村治理的一块短板。从乡村治理主体、乡村社会及乡村价值观角度对调研村庄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进而提出通过增强多元主体治理能力、强化社会治理保障、培育良好乡风等方式完善乡村应急治理,以提升我国乡村突发性公共事件的治理能力。     

数字治理嵌入乡村礼俗社会的可能路径及其调谐

在当下中国,随着以“技治主义”为核心的数字乡村建设的发展,乡村社会治理逐步显现数字治理与乡村礼俗社会运行二者之间衔接不畅的问题。这一现实反映出,以技术理性为核心、以现代性为导向的数字治理与以价值理性为核心、以传统习俗为准绳的乡村礼俗社会二者之间存在着潜在张力。这一潜在的张力,在乡村治理实践中表现为由于二者在自身所要求的制度规范、过程适应以及价值耦合等方面的差异性而产生的抵牾、摩擦乃至排斥,但这并不表明数字治理和乡村礼俗社会之间是不可调谐的。在一定条件下,二者又是可以相互融合并达成相互依存的同一体。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国家和地方政府在制定和执行政策过程中,既要适切地评估数字治理嵌入乡村礼俗社会后技术理性作用、正式制度运行、过程衔接顺畅以及价值理性耦合等方面的治理效能,又要重视和运用好乡村礼俗社会固有的非正式制度、礼俗秩序以及乡土人情等文化传承禀赋的治理价值,并在价值取向、治理边界以及运行秩序等方面进行调谐,逐步构建二者相融相合、相互依存的乡村治理体系。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生成逻辑、政策意蕴和实现方略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作为乡村振兴战略重要制度供给,在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以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生成逻辑为线索,由农业合作化争权、承包责任制还权到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赋权的产权强度演变历史逻辑,决定了中国农村集体经济从产权模糊走向产权明晰的转型过程,并解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在政策理论意旨、政策实施目标、政策推进手段等方面的政策意蕴。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框架下,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具有不同的改革方向,一方面着重解决改革成果合法性、集体资产管理有效性、集体经济组织自主发展及乡村治理效能等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另一方面通过法律手段完善改革成果合法性、加强集体资产管理、培育“自主发展型”集体经济组织和提高村庄治理效能等方式来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方向。     

试论我国乡村协商治理的发展与推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确立起来的“乡政村治”治理格局逐渐变成了“乡政”主导“村治”的一元化治理.在探索实现“乡政”与“村治”良性互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村民自治和基层政府管理相结合的民主协商、良性互动的乡村协商治理形态,推动了乡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是,由于固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相关法律制度规范的失效或缺失以及民主传统相对缺乏等原因,现阶段我国乡村协商治理的发展仍然面临诸多困境.勃兴于西方社会的协商民主为我国乡村治理提供了一种新视角,并对于克服乡村协商治理的发展困境,推进并完善我国乡村多元主体协商合作、共同治理的形式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治理： 逻辑起点、理论机理与实践路径

[提要]文化治理是民族地区乡村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所在,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民族地区丰富的文化资源为乡村文化治理奠定了坚实基础,但由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基础薄弱,故需走一条外源性发展向内源式发展转变的道路。在文化治理实践中,这一道路体现为文化代理向文化自理的阶段性转变,通过重塑乡村文化的价值、塑造多元性治理主体、丰富文化治理内容、保障文化治理的可持续性等实践路径能够实现民族地区的有效文化治理,进而推进乡村的全面振兴。     

乡村数字治理中技术主义倾向：浮现与防范

数字治理是乡村治理的新阶段,代表了国家治理乡村社会的新视角。在实践中,乡村数字治理呈现出诸多积极功能,即为政府增能、向社会赋权和助管理提效,从而在治理、社会和技术层面上的三大逻辑。数字治理天然携带技术理性基因,使得技术逻辑得以超越其他逻辑,在实践中占据支配地位。其结果是,随着数字技术的运用和推广,乡村治理中逐渐产生以“技术乐观主义”“技术决定论”为代表的技术主义倾向,进而衍生出“技术万能”“变革替代”“红利共享”等认识误区。对此,必须清醒认识和审慎分析乡村数字治理中技术主义倾向的价值根基,在公共性导向下通过价值共识、主体共建、行动共治、成果共享、制度共创来矫正逻辑关系,修复主导价值,实现以技术之治推进乡村善治。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乡村治理的实践探索及当代启示

社会治理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任务,乡村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延安时期是党的乡村治理思想和实践的重要发展时期,基于政策先行、制度化推进和加强法制建设的逻辑,不断创新乡村治理实践,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一个"十没有"的社会.分析研究这一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乡村治理实践创新,总结其中的经验和启示,不仅对丰富陕甘宁边区历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推进当代中国乡村理实践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制度建构精细化研究——基于安徽省S市3村的调查

农村地区是中国基层治理的重要阵地。提高农民参与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精细化水平,对于乡村社会具有现实意义。深入研究农民参与乡村治理制度建构精细化是实现乡村振兴和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基础,让农民参与乡村治理在适合的制度条件下运转起来,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有助于加速促进乡村现代化治理体系的形成以及乡村振兴的实现。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对安徽省S市3村制度建设进行考察。研究发现,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出现了参与冷漠化、制度错位、非制度参与、传统乡土意识式微等现象。因此,需要培育村民治理主体意识、规范权力实践主体、完善村规民约,既要引导村民有序参与,又要重新唤醒他们在农村的归属感,要采取多种措施,使村民自治工作在适当的制度条件下开展。     

半正式治理:乡村危机应对中的简约治理及其实践逻辑

简约主义是传统社会基层治理的重要逻辑,并且在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引发了关于“重建简约治理”的讨论。既有研究大多基于常态情境考察简约治理传统及其当代价值,鲜有研究将视野切换至危机情境。通过考察安徽省L市H镇疫情防控中乡镇政府动员以村规民约为代表的“非正式规则”和以村民理事会为代表的“非正式组织”的实践过程,发现乡村社会内生性治理机制及其实践在危机情境下往往呈现为一种简约主义的“半正式治理”过程,并且在乡村危机治理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在这一过程中,以乡镇政府为代表的“正式力量”和以村民自组织为代表的“非正式力量”均参与其中,共同提升了乡村社会应对危机的内生能力。这一发现对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危机治理体系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民族旅游村寨社区治理绩效影响因素与组态路径研究——基于20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社区治理是民族地区在新时期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支撑。明晰民族旅游地社区治理绩效的影响因素,对于完善当地社区治理和增进民生福祉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贵州省20个典型民族村寨为案例,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对民族旅游村寨社区治理绩效的影响因素和实现路径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1)社区资源配置是影响社区治理绩效的必要条件。(2)社区价值构建和社区组织管理是社区治理绩效的重要核心条件。(3)社区治理可通过价值建构驱动、权力组织驱动和多因素综合驱动3条路径实现绩效提升。本研究对于深入认识民族旅游村寨社区治理绩效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具有一定价值,同时也能为全面推进民族地区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决策参考。     

引导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治理

乡村精英是在中国农村对村民和社区结构产生重要影响的,最具尊重和影响力的人。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上接天气(党和政府)下接地气(村民)的中介作用。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治理具有推动乡村文明发展的正面作用,同时也有利己行为和权力偏向等局限性。我们要积极发挥乡村精英在乡村治理中的模范带头、组织管理、技术服务、经营管理、观念更新等积极作用。同时要建立健全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治理机制和精英吸纳机制,为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治理搭建舞台。要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培育农民的民主参与意识。     

论新时代乡村经济民主制度建设

“乡村振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乡村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提出的重大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广大农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就需要一系列制度保障。“乡村经济民主制度”是指农民在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基础上,能够在平等的社会关系的前提下从事经济社会活动,共同对农村经济社会进行管理,使农民的民主权利和根本利益得到充分尊重和满足的制度体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重点在于把握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农村主要矛盾的变化,核心在于推进经济民主制度建设。可以说,乡村经济民主制度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是通向农民自由全面发展的必然选择,代表农业农村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因此,要不断加强和完善乡村经济民主制度建设,推进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乡村振兴视角下乡村人力资源开发研究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已经进入科学有序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等全面振兴的新阶段。乡村人力资源总数不足和结构短缺是乡村人才振兴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乡村人才振兴等重大政策支持下,培育和吸引更多人力资源投身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现实及长远意义。在界定乡村人力资源开发概念的基础上,分析乡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应然要求,归纳乡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影响因素;围绕有利于形成谁来投、投给谁和怎么投的系统合力,提出乡村人力资源开发投入机制的对策建议。     

嵌入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乡村治理研究

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参与乡村治理,是对乡村治理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一个崭新课题。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存在于乡村社会,其产生与发展必然使其成为新兴的、重要的治理主体,逐步嵌入到乡村治理中,形成新的乡村治理模式,改变着乡村治理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态。文章基于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视角,从这一崭新课题的研究背景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的基本目标、主要内容和方法等方面,来探讨嵌入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乡村治理理论与实践问题。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教育治理的困境与突破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教育治理现代化是指立足全球化和新型城镇化的当下场境,在对城乡教育的比较差异、乡村文化的丰富蕴含与实践特征进行全面把握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现代文明、借鉴新兴技术,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乡村教育的过程。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教育治理面临着治理价值取向偏失、治理主体单一化、治理力量碎片化、治理过程形式化、治理环境恶劣化等复杂问题。走出乡村教育治理困境需要推进乡村教育治理现代化,即促进乡村教育治理理念现代化、治理目标现代化、治理主体现代化、治理机制现代化以及治理环境现代化。?更多还原     

乡村治理的自主性困境及其化解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赋予乡村地区必要的治理力量、治理资源和治理权限,是实现乡村治理水平提升并推动乡村治理从维持型向发展型转变的内在要求。2006年农村税费改革完成以来,国家给到乡村地区输入的治理资源和嵌入的治理力量日渐增多,乡村治理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是,由于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在乡村治理资源的使用、治理格局的主导和治理权限的获取等方面面临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困境,使得乡村治理的绩效并未随着治理资源和治理力量投入的不断增加而出现明显改善。赋予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对乡村治理资源拥有一定限度的自主配置权,构建以乡镇政府、村级组织和村民代表为主、外部嵌入式治理力量为辅的乡村治理体系,赋予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必要的自主行为空间,激活乡村治理内生秩序等是化解乡村治理自主性困境、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和改善乡村治理绩效的基本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