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明震移居杭州之因缘及居杭时期心境考释

1915年，鲁迅登门拜见之后不久，俞明震即辞官南下，移居且终老于杭州。俞明震之所以选择移居杭州，是因为此前他至少六次到访杭州，杭州给他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而且，西湖边上有一位非常理想的结邻对象。俞明震在西湖边构筑了一个富于古典诗意的乌托邦，在此度过生命的最后两年时光。居杭期间，他的生命达到了澹定澄明的境界。俞明震及其友人对杭州的迷恋堪称“恋地情结”,其中蕴含着复杂的政治、文化和生命意识，而鲁迅对杭州的态度则显现出了明显的反差。     

儒学的德性价值论

儒家的价值哲学思想,建立在“天命之调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一哲学基础上。“天——性——道”这一以人为中心的环状结构,体现出儒家的人本哲学思想。儒家的价值哲学思想集中体现在人生价值观上形而上学基础“天命”是其终极价值源泉;作为价值尺度的“德性”为其核心;“修齐治平”是其价值实现的途径。     

鲁迅与俞明震

一八九九年春,鲁迅离开了“鸟烟瘴气”的江南水师学堂,改入江南陆师附设的矿路学堂,直到一九○二年一月毕业。陆师学堂是一所“远法德国,近采日本”的军事学堂。鲁迅入学后,山阴人俞明震为第三任总办。俞明震(1860—1918年)字恪士,号觚庵,一八九○年中举,一八九四年调赴台湾,次年委全台     

论船山之礼和合哲学价值彰显的四个基本维度

船山之礼和合哲学价值彰显为四个基本维度：和合之源是“礼乃正己率物之教”;和合之基是“循礼以居正”;和合之策是“以礼立身而立和”;和合之鉴是“动之不以礼非尽善之道而失和”。船山之礼和合哲学价值的四个基本维度,彰显了礼为人类安身立命之道,修道成性之教,对当今和谐社会的建构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     

“安”可否作为儒家伦理实践的判准？——从“女安则为之”谈起

针对“安”是否可以作为儒家伦理实践判准的讨论,以《论语·阳货》“三年之丧”文本为据,从“女安则为之”出发,通过文本解析、“安”的伦理分析、“安”之外的伦理考虑三个方面进行论证。研究发现,宰我和孔子在“三年之丧”的讨论中孔子提出了“女安则为之”,“安”可否作为伦理行为的标准就在于良心可否作为伦理行为的标准;良心有其主观性以及客观限制,良心所判断的行为价值与其客观价值不相符合,孔子着重伦理教育的重点在于能恰当正确地感受和表达情感,让良心所判断的行为价值能与其客观价值相符合,可见“安”可以作为儒家伦理实践的初步内在判准,但不是“最终”判准或“唯一”判准,仍须尽力合乎客观伦理道德标准,努力培养“正确良心”。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德性取向

秦代开创的监察制度成为中央集权制度的重大特色,对后世影响深远,但由于秦制的价值取向是效益最大化,其于终极价值领域的悬空为后代监察制度的德治取向留下了成长空间。西汉以降,监察制度的运行,除了遵从“政”之原则,还有兼具“教”的意义。宋代监察对隋唐体制有了重大突破,实行台谏合一,台谏制度成了党争的催化剂;明代以六科为代表的监察官员位卑而权重,在“癸巳京察”事件中出现的重大政治风波显示出明代监察体制“政”与“教”的失衡;清代的监察制度一度陷入以密折专奏为核心的异化监督,其根源在于君主极权的单线治理格局。“政”与“教”成为中国传统监察制度价值取向中至关重要的内容,传统监察制度之流变亦映射出二者间极为微妙而又错综复杂的关系。      

人文·人文主义·人文精神

“人文”与“天文”相对应 ,其基本蕴涵是“文明以止” ;“人文主义”与“神学”相对应 ,其基本蕴涵为人取代神居于世界和价值的中心 ,高扬人的理性、自由、价值和尊严 ;作为“人文”与“人文主义”之价值依托的“人文精神” ,它从人与自身、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三个向度追问真善美的高度和谐统一 ,并因其批判和超越的特质而与时俱进     

《庄子》的管理哲学三论

以“自然”为宗,以“无为”为法的《庄子》哲学,演绎到管理之学便是以“不理理之”。从其历史内涵上讲,它是对于礼俗社会的理想化表达。尊重和维护管理对象的个体性、差异性和多样性,是其思想理论的基础、核心：“以不齐之”是其所推重的管理思维,而“无己”、“无功”、“无名”——一言以蔽之即“无待”,则被视为管理者的理想境界。在这一境界中,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在自足其性的基础上获得了高度的自由。这一哲学的根本价值不在于提供若干可资操作的行动方案、管理技术,而在于站在更加超越的立场上从事现实批判和文化解毒,使我们能对社会的罪恶和文化的毒素保持必要的警醒。     

朱熹人生哲学通论

朱熹人生哲学是以学圣“心法”即“涵养德性本原”为核心而从以下三个层面展开的 :“心与理一”的境界观 ,“内圣”而开“外王”的价值观 ,“道心”主宰“人心”的处世观。其主旨在于通过内之心性和外在效用两方面来拓展人之生命价值意识 ,显现出一种高扬人的主体价值、道义价值和社会价值的道德理性精神     

唯有"文采"不成"文"——先秦"文"的三维建构

先秦的“文”,其涵义为一个一元形态下的三维建构:于天地而言,为天地之心的外现;于人而言,道德为质,合乎礼乐的行为为“文”;于文章与“言”,仁义道德为本;雕文刻镂之义,亦由礼而来。“文”上为天地之现象和意志及其显现,中为社会制度、发展规律与人的生命本体及其外化,下为文章与“言”的表现对象及其形式。其礼乐道德的义项贯穿于宇宙、社会、人的价值和文章与“言”几个层面,在宇宙层面赋予“文”存在的依据和文章法则;在生命层面赋予“文”主体的生命本质与价值选择,在文章层面赋予审美过程中客体的道德属性;使天道、道德、人与文章融为一体,从本体论意义上规定着中国文学及其思想建构。     

将飞更作回风舞，已落犹成半面妆——论宋祁的诗歌创作及其影响

在成熟的文学思想的指导下,宋祁的诗歌创作体现出鲜明的由"唐音"到"宋调"的过渡.与其兄不同,其诗更显"宋诗"的特色.在诗歌内容方面,他对内心世界"怨愤"的抒发,开拓了宋诗题材的表现内容.诗歌风格方面,由早期的绮艳转向晚年的沉郁、奇涩.宋祁很快抛弃了早年诗中的浓辞丽藻,而代之以奇字俗语.在艺术表现上,其诗善用典故、意象以表现深沉的情感,同时也不乏直抒胸臆之句,充分体现出其诗的过渡特色,为宋诗另开"精工"一路,这对后代诗歌产生一定的影响.     

论李煜诗

李煜为词名所掩,其诗歌研究长期处于空白状态。通过搜集整理李煜存世的全部诗作及断句,从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两个方面分析李煜诗歌的类型与表现力,可以发现,李煜诗的成就不亚于其词。李煜诗是他人生观的写照,能抒发真实性灵,往往以小见大,语短情长,虚实相生,一叠三叹,有感人肺腑的艺术力量。     

倪瓒诗与画的乖违

元人倪瓒在山水画领域,与其在诗歌领域取得的成就存在巨大反差。其诗、画颇存乖忤之处:诗多因袭,画重革新;诗爱“春”色,画喜“秋”景;诗色浓重,画意简净;诗之意象庞杂,画之意象单纯。二者诸多的忤悖,有助于我们认识更为丰满、完整的倪瓒形象。     

穆旦晚年诗歌艺术之探究

穆旦晚年的诗歌创作表现了他对生活的歌颂与向往,展示了人情、人性美好的一面。他晚年的作品突现其坚毅的精神,展示了人情人性的至善至美,较之以往的诗歌创作更注重表达内心的体验与感悟,诗风更加深邃成熟。他晚年的诗作对以往诗作既有继承,更有发展与超越,放射着迷人的光泽,书写着中国新诗的辉煌,并成为永恒的经典。     

华兹华斯诗歌的反现代性

华兹华斯的诗歌是对资本主义进行审美现代性批判的先声。结合现代性理论分析他的诗歌,可以发现其中深刻的反现代性特征。他的自然诗歌具有深厚的生态意识;他的儿童诗歌显示了他对自然人性的渴望;他对下层人民的同情表达了他对现代文明的批判。     

试论秦观诗的艺术风格——“女郎诗”不是秦观诗的主调

秦观前期诗 ,以田园、山水、酬唱为主要内容 ,风格不一。秦观在重大政治关头曾写过一些讽刺诗 ,数量虽少 ,但却振聋发聩 ,令人耳目一新 ,使人看到他在静穆之中又有着金刚怒目式的抗争。秦观后期诗 ,以贬谪生活为主题 ,以哀怨加悲愤为基调 ,严重高古 ,自成一家 ,是秦观一生思想和艺术成熟的结晶 ,形成了秦观诗的主旋律和主体流向。因此 ,“女郎诗”不是秦观诗的主调     

论萧纲的边塞诗

萧纲在诗史上素以“宫体”见称 ,但观其创作实际可以发现 ,“宫体”一词并不能涵盖萧纲诗的全部。以萧纲的边塞诗为研究对象 ,对其创作特征进行了较为具体的分析与归纳 ,证实该类诗歌无论在题材内容、艺术形式 ,亦或风格情调诸方面 ,与其宫体诗相比 ,均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气象。可见萧纲诗也存在着一定的多样化的风格特征。     

陈与义诗词互动之考察

陈与义是两宋之交的杰出诗人。他的诗、词创作在当时都有名气。他的诗、词创作既都具有多元化风格的一面,又有诗多纪实词多言情不同的一面。陈与义诗词互动首先体现在简斋词题材立意的诗化和创作技巧的诗化,这些是诗歌对词的影响和渗透;其次体现在简斋词对简斋诗流丽特点的影响以及简斋诗句化用词句等方面,这些是词对诗歌的影响和渗透。     

暴力观、双重视角与救世——泰德·休斯自然诗的再认识

评论界不仅对泰德.休斯的暴力观缺少认识,而且研究视角单一,对休斯执著书写暴力的原因也缺少探究,这使休斯的自然诗无法得到比较全面、客观的评价。只有了解休斯的暴力观,清楚休斯执著书写暴力的原因,既从人类视角,又从自然视角观照,才能更好地理解休斯的自然诗,在感受其丰富内蕴的同时,体味休斯的苦心,领略诗中浓浓的人文关怀。     

论李商隐悼亡诗对婚姻情感价值的新发现

李商隐悼亡诗是创作主体对世俗婚姻生活的人伦价值、情感价值的重新发现和追悔,悼亡诗中亡者王氏成为李商隐余生永恒的眷恋,从而使其对早年的浪漫追索兴味顿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