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社会本位观来看我国合同法中的合同自由

合同自由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为现代合同法的两大基本原则。合同自由原则以个人为本位 ,诚实信用原则以社会为本位 ,两者分别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本位”观。 1999年 10月1日我国新合同法的施行 ,结束了我国合同法领域中三足鼎立的局面 ,新合同法虽没有明确规定合同自由原则 ,但合同自由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却实质上成为贯穿合同法的两大主线。合同法妥当处理了合同自由与合同正义之间的辩证关系 ,适应了现代民法由个人本位迈向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相结合的潮流。     

新合同法对20世纪契约自由原则的反映

20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合同立法在将契约自由作为基本原则的同时,纷纷对其进行一定的限制、我国新合同法确立了合同自由原则,将其作为建构合同制度之基石,同时通过一般条款和具体制度进行了限制,反映了20世纪契约自由原则发展的普遍趋势。     

论我国格式合同制度的立法规制

格式合同的产生体现了现代市场经济效率的价值,但也严重威胁着合同的自由与公平,使契约自由和正义原则受到了限制,带来诸多问题。目前,我国格式条款立法规制存在立法匮乏;合同法关于格式条款的立法规定概念不严密,内容抽象,不具有可操作性,立法漏洞颇多等不足。完善我国合同法格式合同制度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一是由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当天格式合同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司法解释,其次,在将来条件成熟时可制定一部专门的格式合同规制法。     

俣同自由原则地位的再探讨

在西方近代合同法中 ,合同自由原则遭到全面打击而日趋衰落。合同自由原则既有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积极功能 ,同时也存在着不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消极作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我国的具体国情 ,也决定了合同自由原则只是我国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之一 ,我们必须反对将其绝对化、神圣化的倾向     

对合同自由原则地位的再探讨

在西方近代合同法中,合同自由原则遭到全面打击而日趋衰落.合同自由原则既有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积极功能,同时也存在着不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消极作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我国的具体国情,也决定了合同自由原则只是我国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我们必须反对将其绝对化、神圣化的倾向.     

论合同自由与国家干预

木文认为，合同自由与国家干预的存在依据都在市场经济自身，它们从不同角度体现了市场经济的要求。在合同法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合同自由与国家干预各自经历的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轨迹，体现了两者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合同自由与国家干预反映着合同法所具有的不同功能和价值。合同自由的价值取向是鼓励交易，侧重效率；国家干预的价值取向是保障交易安全，侧重社会公平。现代合同法的一个重要使命就在于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恰当地把握合同自由与国家干预结合的“度”，以有效发挥各自的优势，限制其消极因素。因而这一原则应在我国正在研究制定的统一合同法中得到具体体现。     

合同自由与消费者权益保护

合同自由是现代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但格式合同的广泛使用,对合同自由原则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为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实现合同自由与合同正义的统一,各国立法均对格式合同规定了种种限制,我国也已从整体上形成了一套规制格式合同、保护消费者权益的体系,但还不够完善,仍应加强立法、司法、行政对格式合同的规制,以切实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合同自愿”与“合同自由”辨析

法学界对于我国《合同法》第 4条确立的“合同自愿”原则 ,一直有较多的争论。本文就《合同法》中“合同自愿”原则与“合同自由”原则争论的缘起及“合同自愿”原则的过渡性特征进行了分析 ,并提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 ,未来中国的《合同法》(或《民法典》)中确立“合同自由”原则是必然的趋势。     

契约自由的保障与限制——在案件中展开

契约自由原则是现代合同法乃至民法的基本原则,立法和司法审判活动首先应当保障契约自由,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对契约自由加以限制。违反公序良俗原则、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和效力性强制规定的合同,审判机关有权依职权直接认定合同无效。对于意思表示不真实的合同,法律赋予当事人以撤销权来限制契约自由。     

论合同法的合同自由原则

我国合同法第一次以单独一条确立了合同自由原则 ,当事人合同自由是合同法的灵魂。契约自由思想起源于罗马法中的诺成契约 ,在《拿破伦民法典》中正式确立这一原则 ,1990年的《德国民法典》从社会本位出发 ,对它作了一些限制 ,使它趋向于成熟。我国合同法借鉴两法典的经验 ,对此原则作了充分的规定 ,以保障当事人意志自由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