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约自由的保障与限制——在案件中展开

契约自由原则是现代合同法乃至民法的基本原则,立法和司法审判活动首先应当保障契约自由,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对契约自由加以限制。违反公序良俗原则、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和效力性强制规定的合同,审判机关有权依职权直接认定合同无效。对于意思表示不真实的合同,法律赋予当事人以撤销权来限制契约自由。     

合同自由原则的"衰落"与匡正

合同自由原则历经演变,虽然多有变化甚至受到种种限制,但其并未真正"衰落",对合同自由的限制其实是对其真义的恢复.我国合同法虽对合同自由原则作了规制但仍有问题存在.因此,应将彻底贯彻合同自由和防止合同自由绝对化相结合的原则,不断完善合同法律制度.     

合同自由原则的“衰落”与匡正

合同自由原则历经演变，虽然多有变化甚至受到种种限制，但其并未真正“衰落”，对合同自由的限制其实是对其真义的恢复。我国合同法虽对合同自由原则作了规制但仍有问题存在。因此，应将彻底贯彻合同自由和防止合同自由绝对化相结合的原则，不断完善合同法律制度。     

简论合同自由原则

合同自由原则具有丰富的法律内涵,其产生于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是人类社会从"身份到契约"运动的高度概括,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原因.然而,绝对的契约自由在现代社会产生了不公平的现象,限制合同自由成为立法、司法的一项重要内容,目的是实践合同正义.合同自由原则在我国历经曲折后,最终为合同法所确定.     

市场经济对合同自由原则的限制

从法律实证、现实功能和理论基础角度入手,通过对强制性缔约制度、格式合同制度、附随义务制度的分析,对合同自由原则进行重新审视,认为必须用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合同自由原则,对合同自由原则的限制并非是对此原则的根本否定,而是作为一种修正,以恢复其本来的价值和地位,从而使这一原则更具有社会适应性和现实需要性。     

论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

文章指出,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是在国际私法上关于合同法律适用的理论中提出的,但它的意义绝不仅止于国际私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显得更为重要。这一原则与契约自由有着天然的联系。它早于契约自由而产生,但后来又以契约自由作为其理论基础。文章认为,意思自治不仅是意识形态领域变革的具体体现,它也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近现代贸易关系发展的需要。当前,其适用范围仍不断扩大,同时又受到不同形式的限制。     

对行政合同中契约自由原则的探讨

建立在合同当事人平等基础上的契约自由是私法合同的一个原则。在不平等当事人之间的行政合同同样应该贯彻契约自由原则。通过分析契约自由在行政合同中所表现出的特点,笔者认为,由于行政合同是行政主体履行行政职能的合同,其根本目的是要实现公共利益。因此,行政合同中的契约自由是保障公共利益得以实现的有限的契约自由。     

契约正义与契约自由及其限制

本文通过对契约正义、契约自由、契约自由的限制三者之间关系的论述 ,论证了契约正义是契约自由的核心 ,人们崇尚契约自由是为了契约正义 ,人们限制契约自由 ,也是为了实现真正的契约正义。结合我国立法关于契约自由及其限制的规定 ,本文得出结论 :我国新合同法将契约自由确定为法律原则并大力倡导 ,其根本原因也是为了确保契约正义在我国的充分实现     

契约自由发展探微

契约自由作为民法原则,始于《法国民法典》。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尤其是定式合同的出现,契约自由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甚至有的学者认为契约自由已经死了。定式合同的出现不但没有使契约自由衰落,相反加速了契约自由的演化进程,使契约正义从契约自由中突现出来。     

契约自由与限制

契约自由原则是合同法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基于公平正义的考量,在特殊情况下,通过立法和司法审判活动对其进行限制。诚实信用原则主要是对履行合同的要求,不对契约自由构成限制。对契约自由的限制可划分为绝对限制和相对限制。对不同类型的限制,各有对应的司法干预方式。对契约自由的限制,应当合法、合理和必要,应以实现契约自由和公平正义的平衡为目的。     

论我国格式合同制度的立法规制

格式合同的产生体现了现代市场经济效率的价值,但也严重威胁着合同的自由与公平,使契约自由和正义原则受到了限制,带来诸多问题。目前,我国格式条款立法规制存在立法匮乏;合同法关于格式条款的立法规定概念不严密,内容抽象,不具有可操作性,立法漏洞颇多等不足。完善我国合同法格式合同制度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一是由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当天格式合同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司法解释,其次,在将来条件成熟时可制定一部专门的格式合同规制法。     

<合同法>的约定从优原则

《合同法》将契约自由确立为基本原则 ,同时为了充分贯彻合同自由精神 ,在总则、分则条款中制定了大量的约定从优条款 ,形成了一个新的合同适用规则——约定从优原则。全面介绍了约定从优原则 ,并从约定从优原则的意义入手 ,阐述了其在《合同法》中的表现及所受限制。约定从优原则的价值 ,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发挥其巨大效能     

论合同法的合同自由原则

我国合同法第一次以单独一条确立了合同自由原则 ,当事人合同自由是合同法的灵魂。契约自由思想起源于罗马法中的诺成契约 ,在《拿破伦民法典》中正式确立这一原则 ,1990年的《德国民法典》从社会本位出发 ,对它作了一些限制 ,使它趋向于成熟。我国合同法借鉴两法典的经验 ,对此原则作了充分的规定 ,以保障当事人意志自由的实现     

论情事变更原则与合同解除

情事变更原则是现代各国处理合同问题的一项重要原则.很多国家都把情事变更作为合同解除的条件.情事变更原则的本质是维护合同自由.我国合同解除制度以维护合同自由为其指导思想.情事变更与解除合同的关系在于通过情事变更原则,严格限制一方当事人在情事发生变更后,滥用解除合同的权利.     

以物抵债契约研究

以物抵债在司法实务中常见,我国民法上没有此概念及相应的制度体系,故司法判决多有疑虑,现今竟成了疑难案例。有的法院几乎将其视为虚假诉讼之同义词,有的法院则以"流质契约"直接否定其效力。以物抵债系当事人在契约中约定的条款,故应以无名合同原理研究之,区分不同情形进行归类,尽量与现有民法概念和制度进行匹配。以物抵债契约不属于法律漏洞,法院应通过准用、类推适用等方法解释适用,形成比较有法理性的裁判规则。以物抵债契约的效力判断,应从合同自由及意思自治原则出发,正确进行概念界定和辨析,在正确进行意思表示解释及物尽其用原则下,应肯定其意义和效力,而不是直接适用流质契约及让与担保之规则。以物抵债契约的实践合同说只是一种解释的角度,而非实践合同的效力本质。以物抵债契约虽容易被虚假诉讼利用,但两者本身并无关联。     

浅述合同自由原则及其限制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立法上由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契约自由在经历岁月的洗礼之后,正逐步走向衰落。但是,坚持合同自由原则,尊重当事人的自由意志,却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因此,现代合同法虽对合同自由予以一定限制,却不能取消这一原则。尽管我国合同法的发展过程与发达国家形成强烈反差,但基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对合同自由进行限制这种趋势却是正常而必然的。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正确把握对合同自由进行限制的度,不仅是与国际潮流接轨所需,也是使社会主义法治能切实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的必然要求。     

解读契约自由之限制与契约自由之关系

从纯粹的自由理念的契约自由原则到契约死亡、契约正义理论的出现,给我们展现了两个极端的契约理论,有学者认为这是契约理论发展的必然。本文通过对这两个极端理论的研究发现,契约自由原则之限制是正确理解这种契约理论发展的核心问题,并认为契约自由原则仍然是现代契约法的核心原则,契约自由之限制是契约自由原则的合理边界。     

论虚拟企业对现行合同法的冲击

虚拟企业是近几年才出现的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发展模式,并日益成为21世纪制造业的一大发展趋势。随着这一新事物的不断发展,给现行合同法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文章就此对合同自由原则和无名合同的相关规定提出了若干置疑,并提出以构建契约实体的方式来界定虚拟企业的法律本质,同时也建议对合同法相对自由原则作适当的扩大,而对无名合同也应有明确性规定。     

协作理念与债务人治愈权的构造

协作理念渊源于共同体主义的价值观,并为“关系契约论”、“共同体论的契约观”所肯认,最终在《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和《欧洲合同法原则》中变成了现实的法律规定。作为已被国际法律文本确立的“债务人的治愈权”,其价值基础正在于契约自由原则所体现的自由观与契约正义原则所体现的正义观构成相倚的两极,产生相互亲和的张力,将现代社会所肯定的协作理念,和谐地体现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社会经济生活之中。债务人治愈权的规则构造,其目的就是在保障债务人实现其治愈权与保护债权人享有的合法权益之间达致动态的平衡。     

对契约自由及其限制的理性思考

契约自由是私法的基本原则。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将契约自由绝对化,因其带来了一系列严峻的社会问题,各国采取措施对其加以限制。但这并不意味着“契约的衰落或死亡”,相反是契约法理论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丰富与发展。契约自由是合同法的基石和灵魂,同时,必须辅之以适当的限制、适度的国家干预。但是,国家干预从本质上说只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如果忽视市场对于资源配置的基础性调节作用,忽视对自然人、法人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主体意识和自由意志的尊重,把政府调控的手段目的化、政府调控的功能绝对化、政府调控的形式随意化,则必然导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方向的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