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官僚行政:西方公共行政的理论探索

过去一个世纪是官僚行政迅速发展的历史,也是其不断遭到批判和改造的历史。本文从官僚行政的形成与缺陷出发,分析了新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三个西方主要的公共行政理论对传统官僚行政的批判与反思,以期对我们正确认识官僚行政和我国公共行政学的理论研究有所启示。     

西方理性官僚制与我国公共行政的发展取向

官僚工具理性与官僚主义是具有本质区别的两个概念。现代官僚制是近代西方工业化发展的产物,体现了资本主义的理性精神,在现代社会具有普适性价值。当今世界公共行政面临的困境不仅仅是官僚制的困境,新公共管理的原则应用到中国应当慎重。现实的中国正在经历着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型,我国公共行政发展可以借鉴西方现代行政管理理念的某些合理内容。     

西方公共管理理论比较研究——兼论其在我国的适用性价值

对西方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脉络从传统公共行政到新公共管理再到整体性治理进行了比较分析,寻找公共管理领域的一般性原则与价值。结合我国的发展现状,传统公共行政的理性官僚制、新公共管理的市场导向核心、整体性治理的协同与整合理念都对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具有借鉴与启示作用。     

中国传统官僚制的弊端解析——以韦伯现代官僚制为比较对象

滥觞于先秦时期的中国传统官僚制，是家国同构、高度集权的家产官僚制，它不具备现代官僚制理性精神和法制原则，其浓重的人治传统对中国人的观念影响十分深刻。虽然西方新管理主义呼吁摈弃现代官僚制，但相对于中国传统官僚制而言，现代官僚制的优势是明显的。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基础、法治环境、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的发展现状与现代官僚制的产生条件有一定距离，因此，中国政府当务之急不是模仿新公共管理模式，而是立足实际，坚决摈弃传统官僚制，学习和借鉴西方现代官僚制的合理成份，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     

对官僚制批判的再批判

20世纪70年代起在西方国家兴起的新公共管理学派对传统公共行政的理论基础和核心模式———韦伯的理性官僚制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批判主要集中在官僚制的限制民主、压抑个性、效率低下、应变力差等方面。本文试图从行政生态学角度对这种批判进行再审视,认为新公共管理只是在表层采取了与官僚制不同的形式而已,实质上是对理性官僚制的改进和回归。尤其是在行政环境与新公共管理发生地截然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官僚制仍有其生命力。发展中国家目前正处于理性官僚制不足的状态,应汲取理性官僚制的合理内核,同时有选择地吸纳新公共管理的部分建议,实现自身公共行政的超越———走向后官僚制。     

官僚制:危机与超越

官僚制是以马克斯·韦伯等西方学者为代表所构建的一种经典管理范式,意指现代社会实施合法统治的行政组织,它是一种高度理性化的组织模式。从其诞生以来,一直在各国公共管理领域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和影响。但随着各国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官僚制的内在缺陷也日益暴露出来,官僚制在现代社会中的专业化危机、服从危机、民主危机、信息危机,使其受到了广泛的批评与质疑。对官僚制进行全面的审查与解析,以澄清人们对官僚制的看法,目的不在于全盘否定官僚制,而在于正视官僚制并从复合型官僚、道德猜想、顾客驱使及规制重塑四个方面对其进行重整,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公共管理的改革取向作出一些前瞻性的设想。     

传统官僚制的现代遗存与中国政府的现实应对

滥觞于先秦时期的传统官僚制,是家国同构、高度集权的家产官僚制。它不具备现代官僚制的科学精神、理性精神和法制精神,其浓重的人治传统对当代中国人的观念影响十分深刻。虽然西方新管理主义呼吁摈弃现代官僚制,但相对于中国传统官僚制而言,现代官僚制的优势是显著的。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基础、法治环境、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的发展现状与现代官僚制的产生条件有一定距离,因此,当务之急不是模仿新公共管理模式,而是立足中国实际情况,坚决摈弃传统官僚制,学习和借鉴现代官僚制的合理成分,创新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     

新公共管理和官僚制：相克还是相生——兼论中西方政府改革的方向和轨迹

当代西方有一种观点认为,韦伯的官僚制体系与后工业化时代的新公共管理理念是格格不入的,官僚制已经过时.事实上新公共管理与官僚制并不矛盾,二者是相生并存的.目前我国还处于官僚化不足的工业化时代,借鉴新公共管理和完善官僚制是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双重任务.     

新公共服务模式在当代中国可行性的生态分析

新公共服务是西方学者在对新公共管理批判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新型的行政模式,其因与我国的公共服务型政府存在着称谓上的相似性而深受中国学者的推崇。然而,新公共服务是在西方社会背景下产生的,有着特定的生态基础。当代中国的行政生态条件还不足以推行新公共服务,中国公共行政改革的思路应是:以进一步完善理性官僚制为战略,以借鉴新公共服务等西方先进的理论为策略。     

论官僚制的实践困境及其救治理路

论述了理性官僚制的实践困境及其陷入困境的深层原因。着重分析了以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与后现代公共行政思潮为主的现代行政学理论对官僚制模式的批判与反思,分析了我国学者张康之教授“超越官僚制”的理论构想,并据此对官僚制的救治之路进行了初步探讨。     

后现代公共行政:一个批评性考察

当前,公共行政学界存在着这样一种研究思维路径:以西方公共行政的个性来代替中国公共行政的个性,进而以西方公共行政的个性来代替不同国家公共行政的共性。对后现代公共行政的盲目推崇就是基于如此的逻辑。后现代公共行政实际上是基于质疑、批判的立场对现代公共行政的一种反思和警醒,这绝不意味着后现代公共行政可以与现代公共行政分庭抗礼、并驾齐驱,更不是以否定和取代现代公共行政为目的。从本质上讲,后现代公共行政仍然没有脱离理性认知和官僚科层制的框架。在研究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时,应切入现实的中国经验。     

新公共管理改革研究

传统的"科层制"或"官僚制"公共行政模式存在僵化、效率低下、缺乏创新等缺点,因此新公共管理改革席卷了整个西方社会。研究、借鉴西方国家的新公共管理改革对我们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改革传统的公共行政管理模式,提高行政管理能力和效率具有重要的意义。     

新公共管理的兴起及其适用度分析

新公共管理,作为不同于传统公共行政的一种新形式、新途径,开创了公共行政理论研究的新范式。但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任何思想理论的产生及发挥作用都必须依赖于一定的社会土壤,如果人们一味地吹捧新公共管理模式,而不对其加以反思,必然会错置公共管理的核心价值。处于行政体制改革中的我国,必须用现实性的眼光理性的审视和借鉴西方的新公共管理理论,积极塑造具有适应性的公共行政管理模式。     

公共行政道德化:新公共行政社会公平观的现代价值

以政治与行政二分法和官僚制为基础的传统公共行政以效率和经济为核心价值。新公共行政学派强烈批判了传统公共行政的效率和经济观,认为必须把社会公平引入公共行政中去,并作为其基石和核心,才能体现公共行政的精神。公共行政道德化是社会公平的现代启示,它包括公共行政体制的道德化和行政人员的道德化两个维度,包括从行政人到公共人、从顾客到公民、从管理到服务、追求公共性4个基本意涵。     

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概念辨析与学科界定

关于公共管理内涵及其与公共行政之间关系的争论 ,只有通过辨析Manage ment和Administration两个术语 ,并考察公共行政 (PublicAdministration)和公共管理 (PublicManagement)在国外的起源和发展 ,才能得到澄清。通过剖析和整合公共管理、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之间的关系 ,我们可以尝试性地建立现代公共管理的基本框架。现代公共管理与以往的研究途径相区别 ,其管理主体大大外延 ,它以问题取向、顾客取向、结果取向为基本的价值取向 ,并以公共利益作为其最本质的内容     

中国行政改革过程中面临的抉择

随着中国在WTO圈子内时间越长，中国行政改革更加面临着来自国内和国外的双重压力：一方面，中国当前行政生态还处在呼唤理性官僚时代，另一方面，受到来自发达国家新一轮公共改革示范效应冲击。在此背景下，理性官僚制与新公共管理在中国这个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展开了一场博弈，博弈的结果是理性官僚制与新公共管理之间不是一种非此即比、相克不容的零和博弈，而是一种互补融和、相生并存的关系。这样，在中国这个具体语境里，行政改革的抉择就是：重塑官僚制为主；借鉴新公共管理为辅。     

"新公共管理"与中国公共管理的理论建设

目前,作为西方特定时空产物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已对我国行政学界理论发展的方向和管理者的行为方式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对这一理论,我们既不能全盘、直接地移植,亦不可消极地加以排斥,而应立足于中国公共管理的实践,按照我国公共管理理论发展的独特理路,在深入研究和批判的基础上,有选择地撷取其精华,用以建设和完善中国公共管理的理论.     

西部大开发与政府管理创新

我国西部大开发面临新形势,现行政府管理体制和管理行为远远不能适应西部大开发新形势的需要,必须进行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和管理行为的创新。为此,应当学习和借鉴西方70年代以来的公共行政改革运动中取得的新公共政策管理、新公共行政管理和新公共管理的好经验。当然,学习和借鉴应当与我国国情结合,才能有效进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和管理行为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