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终结的障碍及其原因——以驻京办撤销为例

公共政策终结是政策过程的最后一个环节,在政策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政策终结有利于改进政策系统,提高政策效率。但是政策终结障碍重重:非理性因素引发政策终结的心理障碍,信息不对称产生政策终结的认知障碍,机构的持久性形成政策终结的组织障碍,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导致政策终结的利益障碍。     

政策终结过程中政府公信力下降问题浅析

公共政策在执行由于过时、无效、多余而需要终止,但在终结过程中,由于政策终结存在的多种因素的影响,往往引起各个社会群体对政府的政策终结行为产生信任危机。对此,本文通过对存在的不信任人群以及不信任的体现进行分析,揭示政府公信力在政策终结过程中下降的原因,试探如何在政策终结过程中保持政府的公信力。     

社交媒体推动政策终结的多源流分析——以武汉市取消路桥隧收费政策为例

社交媒体的蓬勃发展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与沟通方式,同时也对公共政策的过程产生了深刻复杂的影响。本文运用多源流理论,探讨了社交媒体对武汉市路桥隧收费政策终结的影响。研究发现：在问题流中,社交媒体充当了政策运行效果的反馈机制,加速政策问题的曝光,同时扩大焦点事件的影响力,使其顺利打开问题之窗;在政策流中,社交媒体整合了信息资源,为利益相关者提供政策讨论的公共空间,加速政策终结方案的筛选;在政治流中,社交媒体成为公众情绪的放大器与显示器,激增的国民情绪与政府换届推动了政治窗口的打开;最终政策企业家抓住政策终结窗口开启的时机,借助社交媒体平台公开宣传政策终结建议,促使三流耦合,推动政策终结。研究认为,政府在公共政策过程中要正确认识社交媒体的作用,合理利用社交媒体实现政策终结。     

论政策终结中的政策评价标准

政策终结意味着新旧政策的更替,是政策生命周期中的重要环节,其议程是在全面、客观的政策评价基础上提出的,评价结果是政策终结支持者行动的重要依据。评价可依据价值和行为两类标准,前者可分为公平性与回应性,后者则分为政策的效果、效率以及效应三个维度。由于评价者价值取向的多样性以及政策效应的复杂性,故需要注重实证评价与规范评价相统一。     

公共对话式政策执行模式的理论初探

政策执行模式经历自上而上模式和自下而上模式后,正向一种双向互动的公共对话式模式发展。公共对话式政策执行模式是一种基于公民权、政府的公共性和服务本质、宪政民主价值等理念,并且强调平等、共识、辩论、尊重公民权、行政人员的自主性和个人责任、官民双向互动的新型公共政策执行模式,这一模式对于促进有效的政策执行进而实现公共政策的最终目的具有重要意义。公共对话式政策执行模式在理论和实践中都面临诸多挑战与困难,但公共对话本身蕴藏的无限潜力使得公共对话式政策执行模式所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并不是不可攻破的,很多矛盾与悖论可以向着有利于政策执行的方面转化,其有着无限的发展前景。     

公共对话式政策执行模式的理论初探

政策执行模式经历自上而上模式和自下而上模式后,正向一种双向互动的公共对话式模式发展。公共对话式政策执行模式是一种基于公民权、政府的公共性和服务本质、宪政民主价值等理念,并且强调平等、共识、辩论、尊重公民权、行政人员的自主性和个人责任、官民双向互动的新型公共政策执行模式,这一模式对于促进有效的政策执行进而实现公共政策的最终目的具有重要意义。公共对话式政策执行模式在理论和实践中都面临诸多挑战与困难,但公共对话本身蕴藏的无限潜力使得公共对话式政策执行模式所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并不是不可攻破的,很多矛盾与悖论可以向着有利于政策执行的方面转化,其有着无限的发展前景。     

海西建设的公共政策途径

当前,搞好海西建设的公共政策途径是:探索体现区情的政策制定模式,优化促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公共政策;避免政策执行过程的投机行为,有效治理政策变通中违背政策原理的错误现象;克服政策评估出现的认识误区,努力发展促使经济区建设有序进行的评估事业;强化政策监控应有的建设功能,坚决遏制阻碍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消极因素;及时疏通公共政策的终结渠道,科学处理政策周期及政策发展出现的障碍问题;优化公共政策系统的构成单元,实现有效促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政策创新.     

政策终结过程中公法权精英的权力异化与优化

我国的政策终结过程整体上属于公法权精英主导模式,其决策过程在较大程度上取决于公法权精英的选择,受该模式影响,在公共法权的运用过程中时有异化现象发生,如在政策终结议程建构中出现的回避政策错误、随意终结政策的行为以及在终结方案执行中出现的拒绝、拖延、附加条件和替代性执行等,对此,在加快立法程序建构的基础上推动多元主体参与,同时强化对公法权精英的伦理道德引导将是优化政策终结过程中公共权力运用的有效方式。     

海西建设的公共政策途径

当前，搞好海西建设的公共政策途径是：探索体现区情的政策制定模式，优化促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公共政策；避免政策执行过程的投机行为，有效治理政策变通中违背政策原理的错误现象；克服政策评估出现的认识误区，努力发展促使经济区建设有序进行的评估事业；强化政策监控应有的建设功能，坚决遏制阻碍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消极因素；及时疏通公共政策的终结渠道，科学处理政策周期及政策发展出现的障碍问题；优化公共政策系统的构成单元，实现有效促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政策创新。     

基层治理中的政策执行波动及其消解

政策执行波动是指公共政策在执行的不同阶段出现波动现象,表现为政策消极执行和运动式执行。政策的适用性和政策执行压力是造成政策执行波动的最主要原因,并会引发一系列基层治理问题。分析政策执行波动的表现和影响因素,直观呈现政策执行波动与基层治理之间的逻辑关系,从政策适用性和政策执行压力着手寻求对策,以期消除政策执行波动,完善基层治理。     

论理性主义公共政策分析的局限性

用理性化的观点和方法看待、分析和解决问题，是现代公共政策分析的主要特征之一。但过分强调理性主义政策分析理念的合理性、分析方法的可靠性，在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的实践中亦造成了相当的误区、困境和消极后果，以致于出现了政策理论与政策实践相脱离的现象。理性主义公共政策分析的局限性主要来自：政策制定者和政策分析者的局限性，政策分析方法的局限性，政策分析条件的局限性。理性主义公共政策分析的理念和方法从一开始就引起了诸如渐进主义政策理论和有限理性政策理论等的批评和修正。理性主义公共政策分析的最大误区集中于它对主、客观条件的理想化的要求上。事实上，诸如知识的广博性、动机的纯正性、价值标准的中立性、数据（资料）的完整性、分析模型的真实性、政策方案的周全性、未来预测的准确性等项理性主义公共政策分析的要求，都不是现实人类的知识和能力所能实现的。所以，理性主义的公共政策分析不应当亦不可能是实际公共政策分析的唯一理念和唯一工具。未来公共政策分析的出路在于理性与超理性的理念和工具的合理运用     

“意识形态终结论”的终结:后危机时代的意识形态——兼论“全球化即美国化”的终结

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全面胜利,世界加速进入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代表西方的美国式自由主义价值体系,随着美国主导的这一轮全球化进程而成为具有全球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西方一些学者也称"意识形态的终结"和"历史的终结"。然而,人们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有理由反思,"意识形态终结论"统摄下的"全球化即美国化"的发展方向不是一条正确道路。在现阶段,不同地区、国家都应确立以自身为根据的意识形态。当然,这一意识形态并不是以政治斗争、阶级矛盾为旨归,而是基于符合共同利益,以指引经济发展和民族强盛为目标的自我意识。     

“文学的终结”还是“文学时代的终结”

一般人容易把＂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时代的终结＂混为一谈。实际上文学不会终结,而文学时代的终结是传统意义的文字表达方式的衰落,代之而起的是新的传媒手段的崛起,成为文学新的表达方式。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全过程的主要障碍及对策

随着新型服务行政理念的发展,政府应重视公民对公共政策周期的全过程参与。基于政策过程模型,从议程建立到政策制定、执行、调整,再到政策终结,公民应参与公共政策的全过程,使政府和公民间形成良性互动。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着政府与公民实时沟通渠道不畅通、官员公开信息不及时、公民参与能力不足等主要障碍。为此,应从完善双方沟通渠道、建立健全信息公开制度、培养公民参与能力等方面着手,促进公民的全程参与。     

历史学的终结——论历史学的双重边缘化

人们大都认为历史作为过去和过去发生过的事件必然会终结,而且事实上也已经终结,但史学作为对过去的认识,却始终都在进行,故而史学不会终结。与此相反,我把历史理解为现实生活,认为作为现实生活的历史永远不会终结,而史学作为对历史的研究,倒随时都有可能终结,故史学是会终结的。这个终结指的是历史学在原有学术体制中的中心位置和在社会中的中心地位的终结,即历史学的边缘化     

“研究式审计”在内部审计实践的应用策略

基于"研究式审计"在审计项目实践中的概念和特征,试述"研究式审计"在内部审计,尤其是高校内部审计实践中的必要性,及其在合同管理、领导干部经济责任、教育政策落实、科研经费管理、内部控制及廉政风险防控等方面开展的可行性。     

“哲学终结”之后

在 2 0世纪的各种后现代理论中 ,德里达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一位后现代思想家 ,他对传统哲学的在场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中心主义所做的强有力批判以启示录的语调宣告了哲学的终结。那么 ,哲学终结之后 ,哲学家何为 ?哲学终结之后 ,哲学写作与哲学阅读还有可能吗 ?本文试图就德里达的解构哲学谈一下“终结”之后的哲学或者说“后哲学”的写作与阅读问题     

沟通式动员：县域上下级政府间政策协商机制及其功能

公共政策执行中的“层层加码”,客观上导致了政策变通和体制失衡等现实困境,然而在县域治理实践中,上级“层层加码”的空间也是下级“讨价还价”的空间,上下级之间存在着沟通式的政策动员机制。构建了“外部压力—内在共识”的分析框架,以C县公共政策执行为例,剖析了县域上下级政府部门在谈判过程中的沟通机制,探讨了上下级协同治理的执行效果。研究发现,客观性归因、组织化协调、制度性反馈、差异化激励等沟通式动员,在上下级之间构建了层级责任连带、主体责任内化和集体行动共识的政策执行单元,上下级政策主体围绕共同的政策目标达成执行共识,由此形成了运动式治理常规化、非问责体制有限动员和地方执行自主性空间三种政策动员效果。沟通式动员,作为多层级单一制政府体制压力传导的缓冲机制,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政策实施路径,实现了政府体制的自我调适、增强了政府体制的制度韧性。     

论俄国波拿巴主义政策的终结

俄国波拿巴主义政策的终结是俄国史的一个主要问题。本文针对苏联史学家对此问题的种种观点提出商榷,并得出自己的结论。     

复杂性视野下中国转基因政策风险区别组合管理

长期以来,公共政策理论与实践中潜在地存在着将公共政策简单化处理的倾向,这一做法忽视了政策系统内、外部的多样性、差异性、可变性等特点.本文试图摆脱这种传统,将复杂性思想引入转基因政策风险管理中,分析转基因政策系统的复杂性类型、根源以及中国转基因政策面临的风险.最后,引入威廉姆森的区别组合思想,提出对复杂的转基因政策风险进行区别组合管理,指出理想的转基因政策风险区别管理机制的基本构成,以期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中国转基因政策风险管理有所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