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与解决:中国城市社区冲突治理主体及现行解决方法

通过对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和深圳等特大城市社区的调查,重点探究社会转型期中国城市社区居民和基层政府解决城市社区冲突的主要途径与举措,前者包括对话和解、调解、仲裁、信访、诉讼及诉诸暴力等,后者主要涉及社区冲突化解、冲突调解、冲突管控、冲突处置和暴力强制等。一个共识是,随着社会问题的日益增多与复杂化,大多数社会或社区冲突必须通过包括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体等在内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或合作解决。     

冲突与达鹄:公众参与视野下的长三角公共冲突事件分析——基于2010-2012年的案例

以2010-2012年发生在长三角的公共冲突事件为例,运用案例比较分析方法,对公众参与和公共冲突事件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长三角地区的公共冲突事件起因多与公众的经济权益受损相关,作为中间变量,社会公众往往以非制度化参与致使冲突升级为"威胁","迫使"上级政府出面协调各方利益并终止公共冲突。分析表明:赋予并落实公众公共事务参与权利,有助于解决中国当前面临的公共冲突问题。     

比较视角下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邻避冲突治理研究——以Q市为例

文章选取Q市东部与西部两个同期规划的垃圾焚烧项目引发邻避冲突的案例，从治理主体、治理结构、治理机制与治理理念四个维度进行比较研究，从而探寻垃圾焚烧类邻避冲突多元共治的深层逻辑，提出垃圾焚烧项目邻避冲突问题标本兼治的新路径。     

现代法治视野下的调解

调解指的是发生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在第三方的主持下通过相互妥协达成一致而解决纠纷的一种方法;本文通过对调解的一般分析和个案分析,指出调解在解决纠纷方面的两个特征;其次,本文勾勒了现代法治的基本要求,指出调解与现代法治的冲突;最后本文指出,制度的形成和废除其实不是个别法学家说了算的,甚至也不是立法者说了算的,纸面上设计的制度在社会生活中未必就真的能实现,而纸面上废除的制度在社会生活中也未必就会消失.     

试论我国海事行政调解的困境与出路

由于海上纠纷涉案标的大、专业性强、案情复杂、调查难度高等原因,目前,我国海事行政调解理论研究还处于十分薄弱的阶段,这严重制约了我国航海事业的发展壮大。针对这一现状,确立海事行政调解司法确认程序,合理平衡调解者权利与义务,提高调解者调解自觉性、积极性和规范性,正确引导行政相对人,采取合法合理方式解决矛盾纠纷,对更好地提高调解协议履行率、完善海事行政调解非常必要。     

我国诉讼调解制度改革探析

调解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而诉讼调解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更具有重要的价值，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深入，诉讼调解制度越来越暴露出诸多弊端，如调解程序的相对任意性与审判程序的规范性明显存在冲突，法官既是调解者又是审判者，对最终纠纷的解决可能产生不利的影响等等。为此，必须进一步规范诉讼调解程序，通过建立调审分离的立法模式，明确诉讼调解的自愿合法原则，使我国的诉讼调解制度能够符合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推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     

法院调解实现中的冲突化解与合意纯化

法院调解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中最富有特色的制度 ,但近年来 ,理论界有将调解与审判分离的改革构想。法院调解保持其高度稳定性有其内在成因 ,一是国家立法政策导向 ,二是民事诉讼程序内在价值的反映。司法实践中 ,法院调解在实现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冲突 ,但其中有法官主观因素。为使调解的结果尽量与判决一致 ,纯化合意、化解冲突是当前解决法院调解实现中的冲突的必由之路     

征地冲突风险作用路径研究

借鉴风险理论,分析征地冲突风险因素、征地冲突后果;结合实践及以往研究成果提出假设,构建征地冲突风险作用路径模型,对征地冲突风险因素、征地冲突后果的作用路径进行实证分析,探寻征地冲突风险因素之间、征地冲突风险因素与征地冲突后果之间的作用路径。研究表明,征地程序、征地补偿分配、征地矛盾调解三大冲突风险因素对征地冲突后果产生直接影响,影响程度分别为0.283、0.447、0.073。征地监督冲突风险因素、征地矛盾调解冲突风险因素对征地冲突后果产生间接影响,影响程度分别为0.340、0.324。提出从征地补偿分配模式、征地监督机制、征地矛盾调解机制、征地补偿程序规范等方面制定征地冲突风险控制策略。     

公共组织冲突成因分析

公共组织冲突广泛地存在于公共组织的各个层级和各项活动中。在进行冲突管理时,应对冲突的成因进行认真分析,才能准确地划分冲突类型,掌握其演化规律,从而作出科学的抉择。本文以组织行为学为理论基础,以公共组织领导者的视角,从组织、群体、个体、外部环境的四个维度对公共组织冲突成因加以分析。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价值再分析与发展路径探讨 ——兼论社区调解制度的完善

以调解为代表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价值，应纳入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发展中国特色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一个重要路径，就是完善社区调解制度。社区调解制是社区调解员采取说理的方式，运用情、理、法化解居民之间纠纷的制度，是促进人际关系和谐与社会秩序稳定的“第一道防线”。上海市社区调解在全国占领先地位，但是上海市社区调解制度尚有待完善。     

民事检察调解————法律监督中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方法

当今社会矛盾日趋多元化,单一的纠纷解决机制已无法适应现实的需要,替代性纠纷解决方法成为司法的重要路径。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应当将“检调对接”纳入社会大调解格局,在履行对法院民事审判权监督的同时,积极参与民事纠纷的化解,促进社会和谐,体现法律监督中的公共服务职能。然而,民事审判检察监督中引入调解、和解却缺乏法律的具体规定。它是否属于法律监督权范畴？如果不是,那这种替代性纠纷解决方法的运用会不会弱化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权的监督？民事检察调解是否会损害法院裁判的既判力及胜诉方的合法权益？以上问题均需在理论上进一步厘清。立足于民事检察调解的现实价值可知,在尊重私法自治、契约自由的基础上,法律监督与替代性纠纷解决及法院裁判的既判力是可以兼容的。民事检察调解应遵循自愿和尊重当事人处分权原则、衡平原则、效率原则、正当程序原则。界定民事检察调解的范围和模式对司法实践与民事诉讼立法有所裨益。     

三峡库区外迁移民的社区文化冲突及对策

近年来,三峡库区外迁移民面临的社区文化冲突开始逐渐显现并影响到库区移民搬迁与安置工作的顺利开展,解决这种冲突已成为实现库区移民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从解决三峡库区移民文化与其迁入地文化存在的差异入手,分析现阶段三峡库区外迁移民所面临的社区文化冲突及原因,并提出解决冲突的对策,以达到建设和谐移民社区、构建和谐社会的目的。     

科学发展观与“调解优先”理念的思考

论文深入探讨了社会转型期司法所推出的调解优先理念的内涵,认为调解和判决何者优先我国经历过不同的认识发展阶段,而主张"调解优先"理念却和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思想具有契合性。论文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为例,具体分析了"调解优先"理念在司法实践中是如何和法院的制度设计合理地相结合并得以应用,针对学界、司法界对于调解优先所提出的质疑,作者就调解优先是否偏离了法治,调解优先是否意味着调解万能,调解优先与司法职业化是否相矛盾等问题做了深入分析。     

司法调解与和谐社会

多元化社会必然呈现多元化的矛盾,从而形成多元化的解决矛盾机制,调解则是其中一个重要机制;调解的主体各异,司法调解是其中一个重要类别。司法调解是公权指导下私权的处分,它相对于法院审判而言,具有特点。司法调解在我国的发展进程可分为调解为主时期、偏重审判时期、调审结合时期。国际上,以美国ADR为代表的“可选择的争议解决方式”蓬勃发展,对我国有借鉴意义。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司法调解起着重要作用,必须规范其原则,改善其现状,以强化其功能。     

收入分配、产权保护与社会冲突: 现代经济学视角下的冲突管理与和谐社会构建

以群体性事件为代表的社会冲突现象越来越成为当下社会聚焦的问题。在现代经济学的视角下详解冲突的发生机制和化解方法,通过将精英和社会大众这两个阶层之间的冲突行为纳入到以博弈论为基础的分析框架内构建模型分析,进而发现,产权保护的加强和收入分配的改善都会减少群体性冲突行为的发生,反之,两者同时恶化往往是冲突爆发的重要潜在原因。在一定范围内,精英通过改善收入分配可以同时改善双方的收入情况,以达到帕累托改进,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政府打开了施政的空间。从长远看,产权保护的加强和收入分配的改善不仅是构建完善的社会稳定机制的微观基础,也是社会大众实现中国梦的保障。     

邻避冲突中的新公民参与： 基于社会建构的过程

新公民参与是邻避冲突的核心议题，它对规避邻避冲突具有重要作用。基于社会建构过程的分析表明，邻避冲突中新公民参与缺失激化了对抗和非理性的集体行动。新公民参与是对邻避问题扩大化的负面解码过程，认知解放、信息不对称、知识垄断、信任差距等对此有重要影响。提升新公民参与应从制度化建设入手，扩大参与主体，建立决策参与、法律框架、信息沟通、知识分享等制度体系，建立邻避问题的有序、协商与对话机制。     

联合国在解决西撒问题中的作用分析

联合国一直努力参与并推动西撒哈拉(简称西撒)问题的解决,曾有效促成各方实现停火。但是,西撒问题迄今仍然悬而未决,从整体来看,联合国所发挥的作用也是有限的,且具有较大的波动性。霸权主义的干扰、大国利益与注意力的转移、缺乏解决争端的有效手段以及联合国自身公正性等一系列因素是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只有坚持公正对待所有冲突、加强安理会的权威、坚决按照《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基本准则公正、现实地处理冲突,充分发挥联合国秘书长及其代表的积极作用,才能促使西撒问题得到尽早、妥善解决。     

Monitoring Trends in Global Combat: A New Dataset of Battle Deaths

Both academic publications and public media often make inappropriate use of incommensurate conflict statistics, creating misleading impressions about patterns in global warfare. This article clarifie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combatant deaths, battle deaths, and war deaths. A new dataset of battle deaths in armed conflict is presented for the period 1946–2002. Global battle deaths have been decreasing over most of this period, mainly due to a decline in interstate and internationalised civil armed conflict. It is far more difficult to accurately assess the number of war deaths in conflicts both past and present. But there are compelling reasons to believe that there is a need for increased attention to non-battle causes of mortality, especially displacement and disease in conflict studies. Therefore, it is demographers, public health specialists, and epidemiologists who can best describe the true human cost of many recent armed conflicts and assess the actions necessary to reduce that to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