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的法律地位:行政确认与《民法典》法律界定

网络是人类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基础性依托,也是法律关系存在条件、存在空间和法律制度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当下,网络的法律地位缺乏基础性研究。《民法典》的"网络"有四种意指:与报刊并列作为媒体、作为虚拟财产存在空间、作为包含互联网的信息渠道和在线服务平台。《民法典》把网络与报刊并列为媒体一部分,是在具有高位阶法律效力成文法中第一次确认了网络与媒体的关系,确定了网络可以是涉及名誉权纠纷的民事主体,能够享受权利承担义务的网络是有确定责任主体和法定代表人的网络信息服务者。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政策文件和管理制度以五种区分方式对网络的媒体属性部分进行了具有一定法律效力的行政确认,比《民法典》对网络媒体属性部分的界定更为精确。《民法典》中"网络"的法律地位分为作为民事主体、作为法律关系存在空间、作为法律信息公开渠道、作为法律关系特殊要素四种情况,体现了其权利义务的相应程度。     

新视角下的行政关系与行政法律关系研究

行政法学的研究核心是行政权力,行政法学领域基础概念行政关系和行政法律关系的研究也避不开行政权力.行政权力的法律属性决定了行政关系和行政法律关系也必然同属法律关系范畴.因此行政关系和行政法律关系的关系应变更为:行政关系是行政法律关系的前身,行政法律关系是行政法继续调整行政关系的结果,是一种"法律关系"的法律关系.     

重构法律解释

关于法律解释的诸多争议,大部分应归咎于法律方法体系的混乱。因而,重构法律解释的关键在于为其在方法体系中寻找合理的定位。一方面,法律方法体系的建构必然暗含"裁判理念",它从根本上决定了法律解释是服从立法者抑或主张创造;另一方面,解释方法置于法律推理的理论框架下,将其与背后的实质性依据(理由)紧密结合,最终转化为围绕相关证据的"论辩",不仅突显了其方法论意义,也理顺了与其他方法之间的关系。基于此,法律解释应做"减法"的课业:放弃对法律适用的"正确性担保"、设定解释方法运用的限度、清理解释方法清单,并致力于开发"解释规则",增强司法实践的可操作性。     

在环境政策与环境法律之间——反思中国环境保护的制度工具

环境政策与环境法律是中国环境保护最为重要的两种制度工具,二者相互交织、共生共济,型构了中国环境法治的实践图景;环境法律政策化和环境政策法律化是环境政策与环境法律之间联接、互动的主要途径和方式;环境法律政策化应以环境政策与环境法律的功能"区分"为前提,实现环境政策对环境法律灵活性机能的补给与拓展;环境政策法律化则是以法律的稳定性持续彰显现代环境法治理念与价值的重要方式;囿于环境政策与环境法律在环境保护中的工具性局限,中国环境法治的未来发展应当走向以制序为基础的环境保护新格局。     

论海商法的概念、调整对象与属性

海商法、海事法的概念,可以在不同的语境下根据需要灵活使用。狭义海商法的调整对象应定义为"海上运输中发生的特定社会关系"和"与船舶有关的其他特定社会关系",广义海商法的调整对象既包括平等主体之间的海商法律关系、海运服务贸易法律关系,又包括非平等主体之间的纵向海事行政关系、海上刑事法律关系。广义海商法含有多个部门法属性,可以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准确理解海商法的概念、调整对象、属性有利于解释相关理论争议,解决有关法律实践问题,促进海商法研究与教育的发展。     

论高校与学生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

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基于高校针对学生进行教育教学管理而形成的教育管理法律关系.高校依据法律、法规授权,以行政主体身份所进行的行政管理活动应当视为实施公权力的行为,由此而形成的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为行政法律关系.二者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不能笼统认定为一般行政法律关系,它既包括了因招生、社团管理等行为而形成的一般行政法律关系,又包括因学籍管理行为而形成的具有特别权力因素的特殊行政法律关系,有其独特性.     

疑难案件裁判的“唯一正确答案”与“最佳答案”

德沃金以疑难案件为切入点,提出了司法裁判的"唯一正确答案"命题,晚近又修正为"最佳答案"命题,强调司法裁判以保证个人权利为宗旨;对于疑难案件,没有可以依据的明确规则进行审理,则寻求原则作为准则,对现有法律进行建设性解释,而不能运用政策进行审判;原则是确定的,具有道德价值属性,因而法律问题具有"唯一正确答案",退一步讲,通过合理的整体性、建设性解释,将表面上看似实体问题的法律问题转换为程序问题、方法问题,总会找到疑难案件的"最佳答案"。许霆提起申诉要求旧案重审,这其实再次体现了疑难案件裁判的法治困境,而"建设性解释"往往是在现实规范与国民期待之间寻找博弈平衡点。     

再论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问题

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的健康中国、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想，就要在“十四五”卫生立法方面有质的跃升，而立足点非“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问题莫属。医患关系就是且只能是民事法律关系这个法律属性定位，对于主要提供国家保障性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公立医院的医患关系来讲显然是错误的。笔者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提出“国家主体医疗卫生事业中法定业务领域的医患关系不是民事法律关系，而是行政法律关系，其侵权损害赔偿适用国家赔偿法律”的观点，即主导行政说，符合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卫生健康的重要表述和现代卫生法学学术体系，应成为“十四五”卫生法治的基石。     

不纳入编制管理背景下高校法律主体地位探讨

高校不纳入编制管理是近两年来中国探索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的一大重要突破。这一改革实际上是对高校法律主体地位进行再定位的过程,高校不再是行政权力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延伸,而是享有独立的法律主体地位。不纳入编制管理在推动高校去行政化的同时,也意味着高校不正当行为所可能遭受的管控减少。因此,必须在这一改革时期内重建非编制化的高校监管体系,以确保改革的风险可控。应当同时从增强内部控制和外部约束两个角度健全高校监管体系,一方面从创新高校法人治理结构的角度实现"自我监管",另一方面则要从革新高等教育管理方式的角度实现"他人监管"。     

论人本法律观中的人

人本法律观中的"人",不能仅仅理解为人民,应该为一切人.法律主体从部分人到全体人,是人类进步在法律中的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性质、我国宪法和法律以及我国参加的国际条约,决定了我国法律主体必须是一切人.传统观点的谬误,在于把守法的人与罪犯的区别,等同于人与非人的区别.其实,只要是具有生物属性的人,就应该成为我国完法和法律保护的对象.     

试论法律解释的概念和目的

法律解释应界定为在法律适用过程中,以法官为主体的解释主体,围绕与法律条文适用相关的案件事实,遵循一定的法学方法,阐明法律条文含义的活动。明确法律解释内涵对于指导当前司法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关于法律解释目的,无论是"主观说"还是"客观说",最终都是为达到合目的合理法律解释服务。     

论行政法律解释

行政法律解释是行政主体以适用行政法为目的,对行政法律规范的含义进行探求和说明的活动。行政解释权的限度就是依法行政原则。在当前中国,依法行政的第一涵义就是无授权即无行政。行政解释的对象是行政法律规范。文法解释是一切行政解释的基础;体系解释是文法解释之后必须首先运用的解释;法意解释和目的解释是体系解释之后的解释选择方法。必须综合利用各种解释方法以获得合理的解释结果,从而贯彻合法性及正义信念。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法律规制问题研究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日益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现实课题,关乎国计民生和百年梦的实现。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优化经济结构离不开制度的创新和法治建设,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法律规制呈现出政策法律化、法域属性混合化、规制人文化的特征。本文阐述了经济发展转变过程中关于政策科学性与协调性、权力与权利法律体系以及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方面的现状,并从完善立法、执法、司法的路径提出解决相关问题的建议。     

浅析我国公立高校与学生间的法律关系

公立高校既是民事主体又是行政主体,分别以民事主体和行政主体身份与学生产生法律关系。平等民事主体关系和行政法律关系错位和越位导致侵权。明确高校不同活动中的主体性质,增强高校管理活动中的法治规制、增大学生参与学校管理活动的途径都是实现依法治校的方式;回归学生消费者的民事主体身份、尊重学生选择权是高校后勤化改革的核心和动力。     

和谐行政法律秩序的构建——基于社会连带性的行政法治化路径

建立在行政权与公民权二元对立基础上的传统模式行政法难以回应日益发展的行政实践需要,构建以"合作"为核心理念的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服务—合作"良性互动的和谐行政法律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行政法学应以构建和谐行政法律秩序为己任,将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置于一种"服务—合作"的良性互动情境中,而非传统模式的对立斗争关系。有鉴于此,应改变传统从对立、制约角度分析行政法律秩序构建的路径,而以社会连带关系解读行政法律秩序的构架,将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置于一种良性互动的"和谐"关系之中。     

论行政法律关系

在行政法基本理论中,行政法律关系是一个最基础的具有核心意义的概念,或者说行政法学的主要任务就是研究行政法律关系、研究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各自的权利义务内容。但是,目前出版的行政法学著作尚缺乏对行政法律关系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有些教材表述中的错误十分明显。为此,本文着重对行政法律关系中最典型的行政命令法律关系作些初步的探讨,以其引起更全面深入的研究。一、研究行政法律关系的重要性(一) 行政管理关系的多样化导致行政法律关系多样化行政法律关系是最古老的法律关系之一,自从有了国家行政管理,就形成了国家行政管理中的各种社会关系,其中由行政法律规范所调整的国家行政管理关系就形成了行政法律关系。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发展,国家行政管理的范围和职能不断变化;在现代社会生活中,行政法律关系的复盖面十分广泛,可以说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大部分领域,成为社会生活中最经常、最普遍     

中国城乡关系的“中间地带”及其“双重扩差机制”——一种“空间—过程”的分析策略

为了克服既有理论对城乡关系的过度简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实践悖论,本文借助"空间—过程"分析策略呈现出一个城乡关系的"中间地带",即城乡资源转移的发生学领域和结构性存在。作为一种特定的市场结构,"中间地带"表现出两个重要的特征:一是不可替代的市场地位;二是充当行政壁垒的着力点。"中间地带"对城乡资源转移具有一种"双重扩差机制"。其中,市场地位优势扩大了激励性落差,行政壁垒则扩大了前提性落差。双重扩差机制的后果表明,城乡资源转移的结果并不是城市剥夺农村,而是"中间地带"对城乡两端生产主体和消费主体的"双向剥夺",具体表现为压缩生产主体的利益空间和增加消费主体的消费成本。但是,"中间地带"的"双重扩差机制"和"双向剥夺"对城乡居民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上述"中间地带"的理论图式不仅澄清了城乡关系的发生结构,而且为我们理解中国城乡关系的实践悖论和检视相关政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工具和解释框架。     

法律解释中的话语主体与主体话语

法律解释中的话语主体和主体话语的理性化是法律论证的当然前提。区分法律解释主体、法律解释中的话语主体和法律的话语主体三个概念,有助于把握法律解释中的话语主体问题。法律解释中的主体话语具有交往性、时限性、规则性、程序性、封闭性以及法律文本的决定性等特点。我国法律解释中的话语主体和主体话语存在诸多问题,我们应实现话语主体的理性化、话语权利的现实化和话语交往的自治化等。     

行政问责制法律化的理性分析

为探讨行政问责制法律化的关键问题,提出其具体范畴应是着眼于对行政主体及其公务人员政治责任、纪律责任和道义责任追究的法律化,对法律责任的追究只需要在现有基础上加以进一步完善即可;通过立法明晰行政主体及其公务人员的职责权限应是行政问责制法律化的重点;行政问责制法律化较为合适的途径应是完善行政组织法、完善有关监督行政的法律制度以及完善公务员法等。     

传统法律心态问题探究

传统社会形成的人们对法律问题的政治性心态、调和性心态和道德性心态构成法律心态的典型形式。这些与"一切以法律为唯一准则"的现代法治理念形成冲突,在对传统法律心态进行理性反思的基础上,在肯定其存在的历史必然性的同时,批判其中的不合理成分,用现代法治理念对传统法律心态进行改造,以形成政治问题法制化,利益主体确定化,道德问题法律化的现代法律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