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格物”、“诚意”到“致知”——王阳明的《大学》诠释与“致良知”的提出

对于《大学》的诠释重点,王阳明从"格物"出发,经历了从"诚意"到"致知"的转移过程,它蕴涵着"致良知"提出的内在逻辑。一心求道的王阳明,早年困惑于"格物",因为朱子"格物"夹杂的知识诉求之方式达不到终极之道;龙场悟道后的阳明重视"诚意",以"意"涉"物"、训"物"为"事",将"物"明确为人的生存情境而非客观之物,对应之"理"则为德性形态的是非之理,"格物"被纯化为通过德性涵养达到心体的绝对自明而占有终极之道;宁藩之变后的阳明提出"致(良)知",则德性涵养过程中的是非标准被明确澄清,对朱子"格物致知"理论的彻底改造也得以完成。     

凌廷堪“慎独格物说”的礼学诠释

凌廷堪从礼学的视角重新诠释儒家的"慎独"、"格物"等重要思想.凌廷堪将"慎独"解释为内心之德或者是外心之德,它的指向都与礼学息息相关;将"格物"解释为"格礼",则是从礼学的实践层而来解渎"格物"的.所渭的"慎独"、"格物",实际上就是礼学,这为乾嘉之际的经典诠释提供了新的解释形态.     

下学而上达——朱子小学与大学的贯通

朱子之大学指"大人之学",即成就内圣外王的圣人之学,学的是如何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以至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小学则是小子之学,学的是洒扫、应对、进退之事,故宋人往往以洒扫、应对、进退为小学。然而,朱子的"小学"与"大学"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二者如何衔接与贯通?文章认为,在朱子思想体系中,小学与大学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小学是大学的基础和前提,大学是小学的必然归宿。朱子的小学与大学在本体、认知、工夫与境界上都是贯通的,具体体现为理即事、事即理、知行相须、敬贯始终。尽管二者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但小学的主敬与大学的穷理之间保持着永久的张力,二者齐头并进,不可偏废,共同构成朱子思想的主题。     

船山对“格物始教”问题的思考

在《大学》修身功夫的次第问题上,船山针对阳明对朱子"格物始教"说的批评,认同朱子的观念,批评阳明的功夫论观念为"离物索知"。同时,船山又通过对《大学》格致功夫与诚正功夫相互界定关系的诠释,认为格致诚正四者俱为"入德之门"而不可偏废,藉此来转变朱子"格物始教"说理论上可能的偏颇。     

比较朱子与王阳明的"格物"义

朱子的工夫论是通过"格物"探求天道,希望由此得出道德律令指导行为方向,以"格物"为因.王阳明"格物"义则是在自律道德中,通过本心发出道德律令,在此中,行为由良知伸展、遍润而得以正,换言之,以本心为主,以格物为果.     

"格物"与"致知"——朱熹、曾国藩知行观比较研究

“格物致知”是传统文化与知识论的重要概念,为历代学者所重视。朱子的格物观最为精义,主要是通过格物,把人心已知之理推广到未知领域,达到宇宙界与人生界豁然贯通的理想境界。晚清理学大师曾国藩,极力推崇朱子格物之说,并有其深刻洞见,把格物与教育目的论结合起来,强调身体力行、知行合一,达到通经致用目的。     

朱子“格物”理论中“知”的特点

朱子"格物"之"格"有特定的意义,即"格"是心之理和物之理的相互作用,并由此引出了"知"的特点:"知"分为"体知"和"推知"。"体知"是心对心中所居众理的感悟和体察;"推知"是心以体知的结果对事物作出的判断。在此理论基础上得出:朱子把心作为"物"来格的可行性的原因在于体知的内容可以作推知的对象。     

论朱子对《中庸》“致曲”的诠释

《中庸》有"其次致曲"之说,朱子解之为将人身上"善端发见之偏"推致极处的一种工夫。其实,所谓"致曲"之工夫,亦即是朱子《大学》诠释中的"格物致知"之工夫,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朱子《学》《庸》诠释的贯通处。     

"洪水猛兽":朱子对宋代名士"阳儒阴佛"思潮的批判及其意义——以《杂学辨》为中心

朱子丙戌所撰《杂学辨》标志着他由溺佛到归本儒学的转变.《杂学辨》非一般意义上辟佛老之作,而是通过严厉批判苏轼、苏辙、张九成、吕本中四位"贵显名誉"之士以佛老解经之阳儒阴佛思想,来达到辨紫朱、清门户、正人心、崇孟学、立道统的目的.朱子对四者的批判集矢于性命论和工夫论,驳斥了性道不可言、以诚造化、格物默识等异端之说,充分显示了不畏权威、接续孟学、弘扬洛学的弘道立场,反映出通过掌握儒家经典解释权来重振儒学的策略.《杂学辨》不仅关乎朱子思想的前后转变,而且发挥了持守儒家经典本位,维护儒学纯洁性的作用,对理学及儒佛关系的走向皆具不可忽视之意义.     

从"形而上学"到"行而上学":康德哲学哥白尼式革命的实质

从"知识"以"对象"为转移到"对象"以"知识"为转移的这种所谓康德"哥白尼式革命"并非单纯地是一种认识论的革命,而是一种新的哲学思维态度的确立。"旧形而上学""旧"就"旧"在"自然的认识方式"上,误以为"形而上学"是一种超验的"知识论";新的哲学思维态度,知道"知识"的限度,使"超验的"知识成为不可能,而使"超越的"实践成为可能,在这一限度内,才为"信仰"留了地盘。这种信仰其实就是对实践理性之自由的信仰。因此,新的哲学态度下的Metaphysik不再是按照"自然倾向"去认识的"形而上学",而是以道德实践之自由(道德行动)为目的的"行而上学",这才是康德哲学所实现的"哥白尼式革命"的实质。     

学问与世变:晚清中国实学观的衍变与知识取向的转折

无论是清代的官方知识诉求,还是乾嘉学问影响下的士林风尚,其标榜的学问追求都并未脱离"经史实学"的范畴,经史之学在清代儒学内部长期位于"实学"概念的核心。晚清以降,这一以经史之学作为"实学"的观念,发生了根本的动摇。在"论学以有用为主"的时代思潮影响下,由于经过了偏重近世史与外国史的调适,史学作为一种知识门类的地位获得了提升,成为"有用之学"的一种;同时,在同一把衡量学问"有用"与否的流行标尺下,经学则被归于"无用",也由此在清末日益退居知识版图的边缘乃至走上被扬弃的道路。     

论阮元经世致用思想的学术特色

阮元生当乾嘉汉学风靡之时,深受汉学皖派训诂以明义理之学风的影响,为学扬汉抑宋,注重“实事求是”,但他没有仅仅满足于做书斋式学问,而是主张学以致用。他不仅通过训诂方法将儒学若干核心概念如“格物”、“一贯”等解为“实事”、“实行”,阐明“圣贤之道,无非实践”,而且将学术有机地运用到实际政务之中,使其经世致用思想具有显著的学术特色。     

朱子对“为己之学”的诠释与建构

"为己之学"是宋代理学的重要主题,宋代儒者大多以"为己之学"自期.朱子对"为己之学"极为重视,甚至以之作为划分读书人是否为"吾党"的标准.他认为"为己之学"既是学问的目标,也是为学的基本原则.朱子诠解<大学>,其目的就在于将"为己之学"理论化、系统化,并落实在文本中.     

“格物”“修身”是管理者之本

当前有些管理者只注重学习管理方法而忽视"格物"和"修身",其实,在古代著名的政治家眼里,"格物"和"修身"才是管理者的基本功。《大学》中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建构“帝王之学”的信仰体系——真德秀《大学衍义》“诚意正心之要”解析

宋代理学家建构起一套以"天理"为最高范畴的哲学体系,"天理"即是信仰的"本体","诚"的境界与"天理"本体是同一的。因而"诚意"不是知识体系中的问题,而是信仰体系中的问题。"诚"很难体会和把握,学者只能由"敬"以通"诚"。"敬"是"敬畏"之意,即对于神圣之物的畏惧。真德秀在《大学衍义》一书中讨论"诚意正心"问题,重在"崇敬畏"和"戒逸欲",其本质上乃是建构"帝王之学"的信仰体系。     

论阮元对传统经学诸范畴的新阐释

阮元是清代著名的学者型官员,其经学研究注重训诂基础上的义理探求,强调学术的实践、实用、实行,与乾嘉诸儒纯致力于考据有别,形成了自己独具的特色。他的《论语论仁论》、《孟子论仁论》,致力于"仁学"观的重建;《性命古训》,新释"性命",倡"节性"之说;《论语一贯说》、《大学格物说》,倡"圣贤之道,无非实践"新观念。他对儒学基本概念和范畴的考释、申发,不是着力于"向上一层"的探索,而是一一归本于社会政治与伦理,以为"经世之具"。     

哈耶克的进化论法学方法论

哈耶克基于经验主义哲学的立场,在"唯理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两种对立的理性观中坚持"理性不及",否定法律是人理性的产物。在批判"自然的"和"人为的"二分观的基础上,提出"人之行动而非人之设计"的三分观,确立了进化论法学方法论,法律不是"建构的",而是"发现的"。自生的私法优于人为的公法,在私法之治里,法律和自由是统一的;在公法之治里,法律和自由是对立的。     

吴康斋哲学思想之特色及其意义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对康斋哲学思想的特色及其意义作了一简要概括,指出康斋思想的特色在于"一禀宋人成说",即严守朱子之矩镬;康斋哲学思想的意义在于其对明代心学有"启明"作用,即其所谓"微康斋,焉得有后时之盛哉".其实,康斋之学乃圣贤之学,其对明代心学之"启明"并非学理上之"启明",而是笃志圣贤之实践.康斋之人格与实践乃康斋哲学思想的特色与意义之所在.     

师德的实质与教师的人格建构

"经师"好遇、"人师"难求的原因是经师只重知识论、认识论层面的知识和理论的传授,人师不仅注重知识论、认识论,更重视价值论和伦理学,看重将二者有机地统一,尤重将认识论转化为价值论、伦理学,在教育实践中致力于"化理论为知识,化理论为德性,化理论为人格";经师只重学问之"器",人师重视学问之"道";与"器"相关的是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与"道"相关的是目的理性、价值理性与人文理性。人师对待学问和三尺讲坛的敬业程度应以"学、会、工、巧、精、通、生、化、圣、神"的十个逐级而上的境界为理想目标。本文分析了"经师"和"人师"的实质差异,阐述了当下中国社会教育伦理视域中的师德的现状和成因,论证了师德人格建构的方法论及其内涵、路径和方式方法。     

回归孔孟,《大学》为宗:论王心敬的"朱王会通"思想

"朱王会通"是晚明清初关学的主流思想,但与冯从吾为解决学术分歧和李二曲为救正人心不同,王心敬是直接针对清初盛行的"辟王尊朱"之风,解决的是理学门户之争,思考的是儒学日后的发展.王心敬认为,所谓"尊朱"者不仅不了解陆王之学,而且也不了解朱子的为学旨趣.朱子因救程门末流的禅学倾向,故平日特重"道问学",但其晚年又常常向学者指示本体,以免陷溺于辞章训诂之中.而陆王的"立大本"、"致良知"更是孟子学之本旨,且陆王意主经世,与出世的佛老之学截然不同,因此,朱子与陆王并非吾儒与异端之别.更何况,陆王对道德本心的挺立,有助于纠正学者口耳支离之病.所以,会通朱王,将本体与工夫统一起来才是真正的为学之道,而且这才符合孔孟"全体大用,真体实功"的学问宗旨,才是《大学》"明新止善"精神的全部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