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新旧虎牢关

历史之虎牢关有新、旧两个关城,旧关历史悠久,新关建于近代,不仅从年代上讲新关没有旧关存在的时间长,而在各自所起的作用上,二者亦不能相提并论。历史的实际情况既然如此,故本文对以下几个问题的论述和探讨,重点放在旧关城上。     

论现代小说的多元“家庭”叙事模式

＂家庭＂叙事模式在现代文学创作屡见不鲜,并且随着文学的不断发展,形成了多元的＂家庭＂叙事模式。诸如废名、沈从文作品中田园牧歌家庭叙事模式,巴金、老舍笔下眷恋与反叛旧家庭叙事模式,也有新感觉派和张爱玲笔下光怪陆离的都会家庭。每一种家庭叙事模式类型背后,实则体现了作家独特的艺术眼光和思考问题的方式。     

浅析《老残游记》叙事视角的文化涵义

晚清小说中出现了大批不同于传统叙事风格的新作品,这些作品在不同的叙事向度上有其独特的贡献。《老残游记》作为晚清小说的顶峰之作,其文本书写模式值得深入探讨,其叙事视角的复杂性,在当时小说文本中具有代表性。《老残游记》运用的视角模式从总体上讲是一种＂有限视角＂模式,但＂视角越界＂现象也存在不少,对这种＂视角越界＂并不能武断地进行否定,而应该结合当时的文化背景和作者的创作意图,对其进行深层的探究。     

时间的对照与结构的循环--论沈从文的时间意识与小说叙事

文章探讨了沈从文与现代性线性时间观念迥异的时间意识,以及这种时间意识对小说叙事的影响。在“常”与“变”的执着思索中,沈从文超越了现代作家普遍存在的进化论的时间观念,拆解了“新”“旧”之间的对立模式。在普遍“新”胜于“旧”的价值期许和对未来乐观表达的现代叙事中,沈从文小说中的时间诗学构成了对现代性的反思。     

历史真实 人的存在 叙事策略——新历史小说研究述评

历史真实、人的存在、叙事策略是新历史小说研究中的三个最为重要的方面。在如何对待历史的真实上 ,研究者们主要围绕着如何重构客观存在的历史客体、如何重构历史观念展开了褒贬评价截然对立的激烈争辩。对新历史小说中人的存在及其呈现形态 ,研究者们从人在新历史小说中的地位、新历史小说中人的种种生存形态、与人的存在血肉关联的历史形态等几个方面作了相当充分的探讨。关于新历史小说的叙事策略 ,研究者们主要从叙事视角的变化、历史与今天时空的跳跃性、叙事的自我解构这三个方面作了较全面的剖析     

大历史与小人物： 北宋晚期党争视域下的官私石工考察

北宋中央官署石工多来源于地方石工家族以及荫子授官，属伎术官，被视为杂流，晋升甚难，他们难以直接参与高层党争活动，在北宋党争叙事中显得寂寂无闻。相比取湮后世的官署石工，民间石工安民、李仲宁却因谨守忠义而名盛后世，其实二人拒刻党籍碑并非全为公理，亦有一定的私情所在。从民间石工拒刻行为看党争舆情与党争叙事，可知在“崇宁党禁”高压下士人集体失语时，小人物却做出了正义之举，间接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立场，体现了当时社会舆情对旧党的同情。同时也体现出南渡后入籍党人子孙在党争叙事上是旧非新的总体趋势，他们为了弘扬祖德而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舆论反攻。透过石工行为看党争，说明看似与政治无关或处于政治边缘的小人物并不能完全独立于重大政治事件之外，他们亦会不自觉地参与党争或被党争洪流所裹挟，甚至也会在政治斗争中坚持自己的政治立场。     

历史真实人的存在叙事策略--新历史小说研究述评

历史真实、人的存在、叙事策略是新历史小说研究中的三个最为重要的方面.在如何对待历史的真实上,研究者们主要围绕着如何重构客观存在的历史客体、如何重构历史观念展开了褒贬评价截然对立的激烈争辩.对新历史小说中人的存在及其呈现形态,研究者们从人在新历史小说中的地位、新历史小说中人的种种生存形态、与人的存在血肉关联的历史形态等几个方面作了相当充分的探讨.关于新历史小说的叙事策略,研究者们主要从叙事视角的变化、历史与今天时空的跳跃性、叙事的自我解构这三个方面作了较全面的剖析.     

旧唯物主义之“旧”与新唯物主义之“新”

旧唯物主义的旧在于它的直观性,即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现实中的事物,而不能从主体方面把感性理解为人的感性活动,理解为实践。马克思创立的新唯物主义的新在于它的实践性,即从主体方面把现实中的事物当作实践和人的感性活动来理解。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新唯物主义从实践出发去说明人的本质与社会生活,以及国家、法和意识形态的产生过程,最终在社会历史观领域摆脱唯心主义的纠缠。     

论家族叙事的悲剧化与喜剧化

中国的家族叙事大多采取悲剧化的格调,展现人物在悲剧情境中的生命抗争。由于题材和中国文化的性质,家族悲剧性叙事呈现悲而不伤、怨而不怒等审美特征。在少数文本中,喜剧性的手法揭示了旧家族的荒诞与崩溃的必然,特别在先锋叙事中,对父辈的降格叙述表明了伦理与家族叙事的革命。     

一种灵石,三部大书──从《水浒传》、《西游记》到《红楼梦》的“石头记”叙事模式

从《水浒传》、《西游记》到《红楼梦》,看来差异巨大的三书,都以一块＂灵石＂的意象打头并契合中心人物、隐含主旨以贯穿全书,从而三书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称为＂石头记＂。＂石头记＂叙事模式源于中国古人以＂天人合一＂把握世界的方式和古老的石文化传统。＂石头记＂叙事模式的生成与存在表明,中国古代小说是一立体网状系统,各代表性作品与流派自其异处而观之各有千秋,自其同处而观之实千部一贯,无非这一巨大立体网络系统中的一个＂结＂,因此古代小说研究不能过重作品个案与类析而忽视旁通。＂石头记＂叙事模式虽然是所谓＂老套情节＂,但不能仅仅视为后先模拟甚至变相的抄袭,而应该承认其为文学发展演变一个规律性的体现,是中国古代小说叙事艺术演进中不断自我调节新变的结果。     

流动的意识:《苏州河》的跨国界故事片叙述模式

电影《苏州河》代表一种新的电影叙事类型。“本体论非稳定故事”试图颠覆那个牢固的、本源性的“确实发生过的事实必须存在,并且应先于讲故事的行为”的故事理念。在没有一个稳定的故事的情况下,解读过程中的真实性的问题也随之开始解体。对故事进行重建的愿望已经不可能。本体界线的模糊,证明了现代社会的碎片化、复杂化。     

意向性本体论地位问题的折中解答

意向性的本体论地位问题,是心灵哲学中的前沿和焦点问题,主要有两种回答,一是意向性怀疑论或取消论,二是意向实在论。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两种理论的缺陷逐渐暴露出来,而一种新的、既融合了已有理论的合理因素又有诸多超越的折中理论脱颖而出。它尚在发展之中,但已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折中理论有多种形式,其共同点在于,在“实在”“存在”等本体论概念上大做文章,纷纷提出关于存在的新理论,然后据以说明意向性的本体论地位。这些新的理论既提出了解决心灵哲学问题的新方案,又对相关本体论问题作了不无创新的解答。     

“本体论证明”的三个模态版本辨析

安瑟尔姆提出的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曾受到康德的摧毁性批判。以现代模态逻辑为基本工具,哈特肖恩、普兰丁格和哥德尔分别构造了本体论证明的"模态版本"。经过比较研究可以发现:哈特肖恩的版本没有区分逻辑可能与形而上学可能;普兰丁格的版本以"极伟大性"为核心,运用可能世界理论摆脱了基于"存在"不是谓词的康德式质疑,使问题集中于对证明中非逻辑前提之合理性的把握;而哥德尔的版本尽管依托"肯定性属性",但由于把"必然存在"作为"肯定性属性"之一,最终难以避免康德式质疑。更重要的是,任何本体论证明都是一种有前提的推演,因此对它们的评价最终都要依赖于其非逻辑前提的合理性。     

故事的形而上：王蒙本体论诗学奥蕴

王蒙本体论诗学在中国诗学理论界独树一帜,是我国20世纪末期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王蒙以故事本体建构其本体论诗学,通过对故事的形而上思考来推进诗学本体论研究,故事的本源和本体、故事的讲述方式、叙述策略和幽默语言等形式本体,以诗学文本自身为出发点和目的,昭示和张扬了诗学本位、形式本位和语言本位,成为王蒙本体论诗学的重要维度。     

叙事治疗：社会工作实践的新范式

叙事治疗兴起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如今已成为社会工作实践的新范式。本文初步梳理了叙事治疗的理论脉络、概念框架和实践框架。     

文本展示的独特模型--《坎特伯雷故事集》的叙事框架探析

伟大诗人乔叟的杰作<坎特伯雷故事集>继承了欧洲文学"框架故事"的伟大传统,构建了一个高度发展的叙事框架.独特的叙事框架把所有的故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故事集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左传》叙事的文学笔法

叙事艺术是《左传》的主要文学表现,其成就大体表现在三方面:一是伏笔艺术,在重大历史事件中采用伏笔法,使故事情节前后照应,保持完整;二是微言大义,左氏将自己的思想感情寓于客观叙述之中,寄意于言外,寓理于事中;三是跳脱艺术,故事情节大幅跳跃,大胆而巧妙地省略,使故事情节的叙述实中有虚,空灵有味。     

理解与语言:存在论生存论分析的意义与困难--哲学解释学语言观反思

哲学问题的转换,使语言问题成为20世纪西方哲学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语言从表达、描述"认知对象"的工具和符号转变为"存在"和"言说"本身,从"手段"转变为"自身",并以此为基点分析语言研究中遭遇的哲学问题,是哲学解释学语言本体论分析的重要特征.语言的本体论分析完成了理解的本体论分析.寻求在哲学意义上对话的平等性,预示着研究取得新成果的新的可能性.     

《罗密欧与朱丽叶》：一首生命的赞歌

称作悲剧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事实上并不符合亚理斯多德的悲剧理论，它更象是一部喜剧。封建主义衰亡之际，新兴的人文主义思想并未完全建立。一些顽固的封建习俗如血亲复仇仍在前封建大家族中残留并作为他们进行苟延残喘挣扎的重要形式和最后堡垒。世仇观念的继续存在不仅为拥有新思想观念的市民阶层所不齿，也被本家族中年轻一代所抛弃。建立在这种背景之下的罗朱爱情故事就和窒息人的守旧意识形成鲜明对照，并在他们和父辈们进行的一系列抗争中展现了这一对恋人成熟的青春和爱情以及他们对生命的赞颂。在黑暗中闪烁着光芒的两颗年轻的心最后以震撼人心的方式走向结合，从而充分表达了他们对文艺复兴时期的爱情、友情、和谐和幸福的热烈追求和执着抗争。死亡不仅象征了旧制度的终结，更重要的是象征着新生命的开始。     

李白杜甫晚年情感隔阂臆说

李白、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他们以卓越的诗歌成就树起了两座丰碑,更以早年建立的情若手足的交谊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一段千古佳话。但在晚年,李、杜之间产生了情感隔阂。其表现是杜甫对李白之死漠然视之,令人感到蹊跷。其中原因主要是杜甫对李白的不满直至失望。因为杜甫怅怨李白恃才傲物,得罪玄宗,不辩忠奸,附依永王,被定罪附逆做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