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大众文化研究视角的转换

西方大众文化研究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大众文化研究的视角截然不同。20世纪30-5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占据主导地位。进入到20世纪70年代后,主张“文化主义”的伯明翰学派在对大众文化的研究上,经历了从“批判”到“理解”的视角转换过程。     

现代中国大众文化刍议

现代中国大众文化主要体现为“五四”以来文艺大众化的理论探讨和文化实践。启蒙救亡思潮和文化接受的大众化导向深刻影响了它的产生、发展。“大众化”成为现代中国大众文化的主要理论走向。文化世俗化及商业化等方面的积极因素渗入到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中,对此探讨成为中国大众文化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文学世界主义·文化多元主义·文化融合

比较文学从肇始至今走过了文学世界主义旅行、文化多元主义演变和文化融合等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每一个阶段向另一阶段转变都是一个不断扩大兼容量、不断跨越界限的过程。从文学分离走向文学综合、从强调学科视野特性到与其他学科整合、从精英经典研究到通俗大众文化研究、从以西方文化为中心到东西方文化交流融会,比较文学发展见证了各国各民族文学走向门户开放,彼此间的文学与文化互通有无、交流融合的过程。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化,文化形态不可能再被分割地对待,而是走向融合。融合后的文化将共同寻找与自然修好合一的可能性,以及途径和规律。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研究述要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作为其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议题不仅在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大放异彩,而且后世文化理论工作者对它的研究也从来没有中断过.对该理论的研究,主要在以下问题上形成了一定的知识“存量”:一是关于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发生语境的研究,二是关于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批判维度的研究,三是关于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局限性的研究,四是关于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在中国适用性问题的研究,五是关于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对我国当代文化建设的借鉴意义的研究.     

暧昧的"大众"--"大众文化"中的"大众"考辨

本文考辨了西方“大众文化”理论中有代表性的两种“大众”观,即“精英主义”大众文化理论的“文化呆子”和“平民主义”大众文化理论的“文化游牧者”。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产生、发展的背景分析,得出一个结论:当代中国“大众文化”里的“大众”是一个“文化饕餮”的形象。     

大众文化的中国形态

西方的文化研究对大众文化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从负面评价到正面评价的过程。西方的大众文化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在中国独特的历史和现实语境中，大众文化显示了独特的性质和功能，即非完全的商品性、受限制的大众性、初步的文化民主性、有限的政治性。它们构成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的起点。     

詹姆逊与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三种视角

中国大众文化研究有文化批判、历史主义和“新左派”三种视角。这三种研究视角都不同程度的借用和改写了詹姆逊大众文化理论中的术语与观念,文化批判视角研究者以精英主义的立场接受了詹姆逊对于大众文化商品属性的彻底批判,历史主义视角研究则对詹姆逊的辩证态度进行了一定的变异,站在进化论立场对中国大众文化所具有的消解政治文化与正统意识形态的功用积极肯定,“新左派”视角基于政治与阶级的立场,部分接受詹姆逊的阶级观念对大众文化的阶级属性做了分析。从这三种视角所依赖的理论路径与本土话语,可以见出中国学术界对于詹姆逊的大众文化理论有一定程度的接受与创造性误读。     

大众文化合法性的取得及其理论资源

冲破传统美学和现代主义美学的理论假设和偏见,西方后现代主义、实用主义美学和文化研究理论从不同的视角,运用不同的方法对大众文化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辩护,从而为大众文化合法性的取得提供了新的理论模式。     

理论超越的再语境化与娱乐批判的后人文化——论后革命时代的大众文化批评与中国文化语境

大众文化历来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重点关注对象。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带有鲜明文化革命色彩的传统批判理论曾盛极一时,是伯明翰学派与后现代主义诸家为大众文化批评带来的反拨和突破使其步入了多元共存的文化“后革命”时代。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先后引进,刺激了中国大众文化批评的开展,也能解决一部分中国的大众文化现实问题;但要警惕和防止以“他者”的文化眼光来遮蔽中国本土的问题情境,必须结合中国实际将西方文化理论“再语境化”,并结合中国当前的后革命特色坚持适时而积极的文化批评。中国大众文化批评的当务之急是——走出“娱乐至死”的文化陷阱与精神沙化,重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文化道统与人文生态。     

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理论根基与发展现状

在吸收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并对之进行反思的基础上,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走过了一段漫长的路程。其中,本雅明的大众文化思想启发我们首次承认大众文化的独立地位;英美文化研究学派依循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引导我们重新探讨大众文化的价值意义;消费文化理论提出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则使我们有可能进一步分析大众文化的审美属性。     

“俗文学”概念二题

厘清“俗文学”的概念是俗文学研究的首要问题。学术界一直强调“俗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区别,其实“俗文学”就是“民间文学”,今天所谓“民间文学”的概念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产生的。“俗文学”不同于“俗文化”,它应该是“俗”与“文学”的紧密结合体,二者缺一不可。     

自卑和焦虑--中国文论"失语"的历史溯源

20世纪的中国文论处在中国传统文化和欧美近现代文化因素构成的“文化场”内。中国文化在20世纪中的“低势态”与西方文化的“高势态”的悬殊差异,形成了特别的自卑心理和焦虑心理,这种心理分别在“五四”时期和新时期的40年左右的时间中得到充分的表现,20世纪中国批评的历史几乎就是西方各种批评流派在中国轮番上演的历史。这也是造成中国文论“失语”的历史和现实的关键原因。     

当代视野中的大众文化现象解读

大众文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依据商业效益原则和全球性文化互动大规模“制造”的产物,它在当代的生成具有深远影响。只有洞悉它生成的语境,领会其内涵的“为何”,才能明晰它的“何为”,才能提示大众文化研究中的“错位”意识,并对大众文化现象作出适当评判。     

文化价值管理论要

文化价值管理理论是对传统管理理论模式的全面超越和扬弃 ,这种以突现人的主体性为核心的管理理论的“哥白尼式革命”与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有着异曲同工之趣。重视人的主体性 ,主张“目的人”思想放弃“工具人”思想 ,成为西方传统管理理论走出自身困境的最优选择。我国企业管理中人的主体性和目的性的发挥应充分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中浓厚的人文精神 ,结合西方传统科学管理中先进的理性管理理念 ,形成全面体现人本管理的现代文化价值管理     

是"时代差距"还是"文化差异"——评新文化运动中的"健全个人主义"妇女观

娜拉和子君是新文化运动初期 ,知识分子为树立“新的妇女观”而引进和创作的两个“新女性”形象 ,但两人“出走”的涵义却大相径庭 ,一个是西方个人主义在女性生活中的成功蔓延 ;一个却宣告了西方个人主义在东方女性自我解放过程中引进的失败。以往研究过于注重两者之间存在的“时代差距” ,忽视了其间的“文化差异” :个人本位的自我解放不同于群体本位的恋爱自由———这正是东西方近代妇女观转型的不同文化特质之所在。     

大众文化在异化与拯救间的审美博弈

大众文化在审美维度上的博弈发生在审美异化与审美拯救之间。在与主流文化、精英文化的抗衡中,大众文化突破一元,解构二元,为人的解放和人的现代化提供了多元的审美视角;在权力话语与反权力的实践的博弈中,大众文化引领着普罗大众突破了具有着难解的清教主义情结的精英审美权力话语的藩篱,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众审美实践;在“大众白痴”与“觉醒的酒神”的博弈中,大众文化赢得了其在主体性问题上的尊严,最终使沉醉的酒神得以觉醒,主体人格得以回归。     

谈当前"文化诗学"与西方新历史主义的不同旨趣

当前,“文化诗学”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方法影响越来越大,但是,许多人将它与西方20世纪80年代流行起来的西方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混同。实际上,我国当前的“文化诗学”立足于我国的文学现实,既注重文学内部研究,也重视文学外部研究,追求文学诗意的王国;而西方新历史主义理论旨趣却指向文化政治权力。     

大蛇,上古人的食物和工具——“豢龙、御龙、扰龙”浅析

中国文化又称龙文化,学术界历时最久的"龙"讨论至今仍无定论。其实,对中国龙蛇文化,要有发展变化的观点,要考虑到蛇进化的因素。上古的龙是自然界真实存在的动物:大蛇。上古传说及典籍中"豢龙、御龙、食龙"等是古人驯养大蛇为食物和工具的社会生活实录,与西周后以象征符号出现的龙意象有着本质区别。     

大众文化批判

作为人类实践方式和实践产物的文化,是一个自身处于不断变化和发展过程的有机体,任何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都必然引起特定文化体系的变化和革新。人类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根本跃迁也带来了人类文化体系的重大改观,而大众文化就是随着工业文明的发生和发展而兴盛起来的文化样式,它顺应了大工业社会民众的精神需求,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但大众文化自身的非批判性、非创造性、非选择性又决定了它具有很大的现实局限性。因此,批判地建构健康的大众文化非常必要。     

直觉、理性、人心:梁漱溟对中国文化解读的三阶段

梁漱溟对中国文化的解读经历了直觉、理性、人心三个阶段,他的直觉说有两层含义,一为认识的直观,二为本能的良知良能,随着认识的深入他逐渐意识到用"直觉"理解中国文化的不妥,遂而提出了"理性"与"人心"的概念,而且梁漱溟对"理性"和"人心"赋予了特殊的含义。通过对"直觉"、"理性"和"人心"(梁漱溟在不同时期对文化的解读核心用语)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梁漱溟对文化尤其是对中国文化解读的得与失。尤为重要的是,梁漱溟对"良知良能"的来源试图结合现代的生物科学予以新的解答,这是对"人心"或曰"良知良能"的终极性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