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时代的审美生态与美学转向

20世纪美学从以美的本质为重心转向以审美经验的探讨为重心,在关注艺术美的同时强调审美经验和审美心理本身的意义。大众文化的主流化发展和审美化弥散,使当代美学走出经典美学的认识论路径、本体论路径和心理学路径,进入新的理论整合期,艺术哲学的视野明显扩大,并形成与生活世界的双向互动和深度沟通;审美风尚逐渐偏重功利性,世俗性的审美趣味基本取代了崇高与理想,严格自律的审美观念正在被一种泯灭了界限的泛审美观念取代。日常生活意志的感性需求持续高涨和精神崇高性的失落尽管不是绝对对立的,但是这其中潜藏着的审美文化超越性消退的危机值得关注。审美生态的更替与当下关怀的世俗性、身体美学的可能与审美体验的纵深性、大众文化的张力与审美观念的生成性,成为现代性转向后的题中之义。     

文化经济时代: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与管理

世界经济发展经过了一个文化与产业不断接近以至融合甚至部分重合的过程。文化产业的出现,标志着“文化经济”这一新的经济类型或者经济发展模式的诞生;“文化经济”应该是一种“人文化的知识经济,”即一种在世性与神性追求双赢的知识经济。作为世贸组织的成员,中国政府发展与管理文化产业,应该将自己放在全面的文化开放平台上,按照世贸规则调整和重构中国的交往理念、制度形态和法律文化,提高中国文化的核心竞争力;用竞争促发展的眼光和文化生态主义的思想范式充分发挥“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后发优势,为经济全球化下的中国文化建设与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强大的原动力。     

经典美学的危机与大众美学的崛起

在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笼罩下,日常生活的意义被放大为文化的中心并被神圣化,而昔日的现代性的神圣价值则被日常化;技术和市场在文化领域的强力介入使当今时代出现了一种明显的文化泛化与审美泛化的趋势。从经典艺术美的陶冶到关注身体感觉和生理欲念的快感美学,从经典艺术的“人”之代言到当代文化的大众体验,从经典艺术的文字想像到大众文化的图像复现,从经典艺术的观念幻象到大众文化的身体喜剧,经典美学迅速进入了自身的当代转型和现实重构,其文化立场和理论视域理应做出全面调整。     

精神的异变与心灵的救赎——俄瑞斯忒斯主题在《悲悼》三部曲中的现代性呈现

作为一个颇具多价性的、富有争议的文学母题，作为古希腊文化对人类命运与生存境况的特别关注，俄瑞斯忒斯主题始终内蕴着古老而又常青的生命回响和神圣启示，各个时代诸多戏剧家借助它展现和寄寓其对人生意义的思考和对现实悖谬的反抗。“美国戏剧之父”奥尼尔在其著名悲剧《悲悼》三部曲中，为古老的俄瑞斯忒斯主题注入了现代心理学因素，更深刻地探索到了人类灵魂的最隐秘处，从潜意识层面反映出人类精神上的存在困境，并以重塑自由意志和自愿选择受难的方式，最终从根本上实现了对命运的抗争和对心灵的救赎。     

大众文化的现代性悖论:技术物性的固化与日常感性的想像

在大众文化审美形象化和欢乐身体化的今天,大众文化语义学维度的审美思考却越来越匮乏甚至一度消失。人的存在确实需要现代经济和技术,但又不能仅限于现代经济和技术:如果说大众文化带有很大的技术“物性”,那么人不是物;如果说大众文化诱惑、满足、填塞着人的日常感性欲望,那么人不仅仅是日常感性的存在;如果说大众文化造就着一个市场秩序似的标准化感受,那么人是不能完全被标准化的。在日常感性得到较好满足的先进国家,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显得很理直气壮,然而,在日常感性相对匮乏的中国大陆,大众文化的具体效益还是相当复杂的。     

《歌德谈话录》:诗艺的伟大与复杂

恩格斯曾说,歌德是"烂透了"的时代里的"最伟大的德意志人",是文艺领域里"真正的奥林匹亚神山上的宙斯"。歌德在文艺创作上的成就是辉煌的,同时他的文艺思想也是深刻的,《歌德谈话录》就集中地反映了歌德晚年最成熟的文艺思想和实践经验,是歌德对创作实践和对各门艺术的深刻体会的总结,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典范。重读《歌德谈话录》,在重温其伟大的诗艺言说中,体会其间天然的复杂与细微的矛盾,发掘对今天仍然有益的文艺思想。     

大众文化的市场逻辑——后革命氛围中的中产趣味与消费想像

20世纪末,中国社会走进崭新的“后革命”时代,确立了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和彻底开放的社会调整格局。在这种时代背景中,孕育已久的中国大众文化在国家体制默许及市场逻辑笼罩下迅速崛起,取代了传统精英文化的支配地位和美学趣味,并由高科技与现代传媒的强力支持而独霸了最大的市场份额,直接影响着最广大的城镇市民。大众文化的勃兴是文化受到长期禁锢之后重获解放的结果,是对大一统的文化格局的颠覆,代表了经济和技术上的历史潮流;同时,遵循“市场逻辑”、依靠数码技术的大众文化又带着严重的先天不足,加剧了急功近利的社会价值取向和精神压力,消解了人文价值的传统影响。     

文艺学的拓疆与文化研究的崛起

尽管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文艺学的学科建制至今已有百年[1],但是,严格意义上作为学科门类的、被体制化的文艺学却成形于20世纪50年代,其学术框架、基本理路与思想观点均承袭于前苏联;学科创始的标志是查良铮在1953年翻译的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该书在日丹诺夫主义的笼罩下,显示出强烈的政治功利色彩,它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理解以及以政治立场主导文学理论阐述的学科模式,影响了社会主义中国以后数十年的文艺学学科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为了推动中国文艺学的学科建设,积极有效地回应转型时期社会文化的迅猛发展,学界众多学者主动参与到文艺学的学科回顾与学术反思话题中来,使其成为世纪之交以来文艺学界的焦点话题之一.同时,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艺学通过吸收西方经典文论的养分不断得到成长,它也是当前疆域拓展得最快的学科,以至于成为最不稳定的学科.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文艺实践与审美引导

中国式现代化重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从高质量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角度看,当代文艺实践在放手发展文艺产业、传媒企业与坚守审美精神、价值底线之间产生了创作业余化、审美茧房化、发展失衡化等现象。针对文艺生产领域出现的技术主义、消费主义等倾向,亟需我们以经典文艺的诗性正义和丰富、深邃的审美引导来促进文艺的健康发展。同时,充分利用现代先进科技,特别是迭代发展的数字媒介技术,灵活多样地传承中华美学精神、融通全球文明涵养、重塑文艺教化功能,形成国家宏观调控、市场制度管控、民众素养提升等多层面互补共享的“文化治理”格局。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充分重视算法技术应用与资本深度介入对文艺生态产生的深刻影响,重视价值引导,逐步完善治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