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仙与游仙诗

本文从仙的起源、特征及修仙术等方面讨论了仙观念对游仙诗的支配作用，主要分析了这一观念对＂列仙之趣＂和＂坎咏怀＂两类游仙诗的深刻影响，以期引起人们对长期被学术界忽略和误解的仙观念及游仙诗进行新的审视和检讨。     

道教神仙信仰影响下的嫦娥奔月神话之演变

"嫦娥奔月"神话产生初始,即受到神仙思想的浸润与渗透,特别是在道教神仙信仰影响下,得到神仙家和道教徒的不断改造与丰富,逐渐被仙话化,最终演变成为了纯粹的仙话.     

汉代神话仙话化倾向的时代特征——汉代神话流变研究之一

汉代是中国神话再度活跃的阶段,是其传播流变的黄金时期。在汉代,一些神话完成了由神话到仙话的飞跃发展,即有些神话首次出现仙话化的表现;一些已具有仙话化倾向的神话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强化。汉代神话仙话化倾向主要是受神仙方术思想的直接影响和神话载录者的侧面推动而产生的。     

还珠楼主武侠小说“神兽坐骑”母题的社会结构功能

在还珠楼主的武侠小说《蜀山剑侠传》中,初凤降服神兽坐骑,条件有三:一是发现天书所载龙鲛弱点,二是初凤受仙蚌庇护拥有神性,三是初凤和龙鲛的终极目标都是"谋一正果"。"神兽坐骑"与法器是剑仙的身份标志,显示了剑仙的正邪取向、个体修为与仙界地位。神兽坐骑母题具有"琴高骑鲤"的仙话渊源,鲤鱼构成仙话质素和拥有超凡能量。还珠楼主将鲤鱼"仙性"与剑仙仙话融合,开拓了海中世界愿景,世俗性与传奇性熔铸在女剑仙以及"龙鲛"形象上,在"神兽坐骑"母题演绎中折射出理想社会结构整合的进步意义。     

染及俗气难为仙--毛女传说的历史演变及其性别文化内蕴

毛女传说是“毛人”传闻的一个分支。魏晋服食求仙之风渗入到毛人传闻的“归因”中 ,早期道教信仰对于先唐该母题倾向起了决定性建构作用。唐代后 ,母题明显地以毛女回到尘世后的遭遇 ,否定其回归尘世的选择 ,显示出传播者对于超世追求的企慕。清人笔下这类系列性老故事 ,叙述重点则转向了毛女是如何由凡至仙 ,而又由仙归凡的。     

"蚕马"杂谭

“蚕马”原型可以解读出多层的文化意蕴。儒家的“蚕马同气”说代表了官方的“天人感应”哲学思想,并 有着“禁原蚕”的实际功用;民间的“蚕马”故事在流传过程中,一方面在某种程度受上述官方思想的影响,另一方 面佛道二教也借助于这个民间故事来扩大自己的影响,使其逐渐神化和仙化;但作为民间故事有着自己演变的特 点,后世文学在不断地重复这个母题中生发出新的文学内涵。     

唐人慕道与"桃源"意象之仙化

陶渊明构建了中国本土大同理想的社会蓝图——"桃花源"。后世对其含义的理解主要有二:一是现实的人间乐园,二是憧憬的理想社会。唐代这一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唐人笔下的"桃源"大多已成神仙居所。唐代道教大盛,帝王迷信神仙方药,文士崇迷域外仙界,民间则流行祈福攘灾的仙道法术。在此社会氛围和文化背景之下,唐代文士的意识深受影响,崇道是"桃源"意象仙化的主要动因。     

"霸王别姬"母题的现代流变

“霸王别姬”及其相关情节在不断被重说与改写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中国文学一个独特的母题。20世纪以来,身处不同写作语境中的几位作家发扬主体精神,对“霸王别姬”这一传统母题进行了各自“别有用心”的改写:或歌颂英雄主义,或寄托政治情怀,或张扬女性意识,或编排香艳故事。“霸王别姬”母题在被不断改写的过程中完成了自身的现代流变。     

道教神仙故事中的"食秽"魔考

通过探求"食秽"行为背后所传达的仪式性魔考,可看出道教"吃粪吮疮"的神仙做事深刻地反映了宗教心灵所需要的谦卑告罪的内核。《国语·郑语》所载"龙漦"事件,说明不洁之物能散发神秘的慑服力,不洁之物也可能转化为不可侵犯之圣物。就这类故事的基本母题与其转化来观察,从最初晋朝《神仙传》中浮现的原型模式,随时代发展,基本形式被扩大并加入了许多细节,反映了民俗文化中佛道两教混融,以及宗教与民俗文学互用互染的现象,到清《七真祖师列仙传》的出现,成为这一类型故事集大成的高峰作品,随着宗教文本向文学方向倾斜,发生整体情节简化、神仙角色概念化、魔考与试探弱化等现象。     

《淮南子》神话演变状态的文化意味

神话历史化是世界性特征,算不得是民族特色;而神话的仙话化是中国神话演变中的一枝,尽管有独特性,但不足以涵盖中国神话演变的整体特点。如果寻找中国神话演变特征的话,则莫若以“混杂”二字来概括,即它的演变是多种模式的统一,是神话的历史化、仙话化、哲学化、文学化、宗教化等的统一。就《淮南子》中神话演变的形态而言,也同样彰显出“混杂”的特征,神话历史化、仙话化和哲学化是最主要的演变状态。这三种演变状态的文化意味在于:如果说先秦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使神话历史化,大众文化性质的神仙思潮使神话仙话化,那么精英文化性质的哲学理性精神最终使神话哲学化。     

新词语产生的内部机制和外部原因

本文结合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词语,从新词语产生的内部机制和外部原因两个方面来探讨新词语发展演变的规律和原因,阐释新词语所蕴含的文化现象,以期更好地认识语言和社会的关系。     

超越文化相对主义与文化普遍主义

文化相对主义在 2 0世纪盛行 ,从知识学的内在层面来看 ,它是文化普遍主义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 ;从社会学的外在层面来看 ,又与 2 0世纪特定的社会文化危机密切相关。文化相对主义有两个理论误区 :否定文化的共通性 ,反对历史的进步性。在文化认同和建构上 ,必须超越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普遍主义 ,坚持时代性进步和民族性光大相统一的路径     

试论文化变迁的“过渡性”

文化变迁的“过渡性”形成“过渡状态”,从而完成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的合理配置,构成了世界文化分布与呈现的图景。变迁的直接动力来自于文化的接触与影响。不经过“过渡状态”的文化变迁是不真实和不可靠的。文化从个别现象上看,可能存在暴风骤雨式的变革;从全局角度看,循序渐进式的“过渡变迁”是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     

“於菟”仪式的民俗学解读

作为历史与现状、传统与生活的文化产物,“於菟”系列岁末民俗在其特定的时空上表现了其特有的文化传统,通过仪式实践实现民俗意义,即外在的多元结构和内在的象征系统。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经济法回应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面对逆全球化、贸易战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等内外部经济环境变化的战略抉择.对市场经济环境极其敏感的经济法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在政府与市场关系领域内实现了耦合,并使新发展格局中的法律问题聚焦在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领域.而经济法"干预之法"的属性、"回应型法"的品格和"问题导向"的特征,共同奠定了其回应新发展格局的基础.对此,在秉持问题导向的前提下,经济法的应对在整体上可遵循从干预型政府向规制型政府的转变;同时,宏观调控法需要转向"法治化下的相机抉择",市场规制法也需要制度供给与规制变革的同步推进,以此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良好的经济法治保障.     

“秀”字新用

本文主要通过对当下流行的"秀"字的概括描写,探讨了"秀"字的多种新义,"秀"字出现的格式,并论述了"秀"字新义得以流行的内在和外在原因.     

帕慕克"文化杂合观"探析

帕慕克的创作一直秉持着“文化杂合”的观点,他试图在东西方文化的夹缝中为身份尴尬的土耳其寻找一条民族文化的出路,但是现实境遇的残酷,又迫使着他一次又一次地书写着“文化冲突”。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帕慕克“文化杂合”的突围之路很难说不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想象。对于土耳其来说,一路向西的欧盟之路行不通,转身朝东的“一带一路”倡议未尝不是死棋盘活的更好选择,这也许是纠缠帕慕克多年的“文化杂合”观的正解。     

蒙古族“风水宝地出英雄”母题之历史文化渊源

“风水宝地出英雄”,这是蒙古族地名传说的主要母题之一。本文立足于蒙古族地名传说中的英雄与故乡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其传统文化渊源、社会历史根源等诸层面的分析,认为该母题是在科尔沁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是蒙古人故乡崇拜与英雄崇拜相结合的产物。     

论大学生素质教育应把握和遵循的规律

论述了大学生素质教育应把握和遵循大学生素质的形成几个规律 :一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结果的规律 ;二是循序渐进、不断发展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过程的规律 ;三是必须依赖于实践活动的规律 ;四是应把握和遵循大学生素质的形成受其校园环境影响和制约的规律 ;五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结果的规律 ;六是受其个性差异影响的规律。     

明代云南刑法原则和刑罚手段的变化

明代随着中央政权在云南统治的深入和云南与内地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联系的加强,明代云南刑法原则和刑罚手段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变化的原因是中央王朝对云南治理的加强,云南与内地各方面差距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