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进路

当前,关于立法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如何建立完善立法体系的论述却非常有限。已颁布法律规范并不完善,因而需要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问题有全新的构思。笔者尝试以保护模式、体系架构、创新制度设计、重要制度配置为进路,构建新型的立法框架和内容,以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更有效保护。     

我国文化遗产保护法律体系的建构

我国文化遗产法律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法律制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所确立的基本法律依据和准则;二是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专门性法律、法规和规章等。我国文化遗产法律制度建设的基本目标,就是要建立起全方位保护文化遗产的法律制度,这也是我国文化发展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正式出台已指日可待。     

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的误区及其矫正——以重塑可持续发展观为视角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对于保护工作起着积极的作用,但实践中保护与开发间利益冲突的客观存在又需要法律制度在不同利益诉求间寻求平衡。从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中存在的误区出发,我国保存和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法律制度设计应当秉承一种可持续发展观,即着眼于发挥其维护文化多样性的固有功能,并且对于其促进经济发展的工具性作用方面改变目前以单纯追求经济效益为导向的"短视"商业开发。     

近二十年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教育体系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新途径,也是丰富非物质文化遗产事业的新突破。基于中国知网数据库的期刊文献,运用Citespace和中国知网计量工具,梳理了我国近二十年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研究脉络。研究内容主要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教育的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传承方式与现代教育制度的嫁接、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与教学、非物质文化遗产师资队伍建设与教育文化场域营造等。研究呈现内容丰富、视角多元、以质性研究方法为主等特点。研究认为,未来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研究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与教学实践、非物质文化遗产师资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法律和制度、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生具身认知等内容的研究。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法律问题分析——基于惠益分享机制视角

解决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的前提是积极调动各方主体的能动作用,而促使各方主体协作的关键在于妥善分配所得利益。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关系复杂且利益往来密集,需要社会多方共同保护,特别是通过法律制度确立。文章以惠益分享机制为切入点,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各方主体利益进行分析,归结了惠益分享机制平衡各方主体利益的基本原则与制度,找到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利益博弈的根源,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完善的惠益分享机制的法律制度。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机制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迥异于知识产权的特征,能否构建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学界有不同的观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下位概念能否纳入知识产权法律保护范畴,也存在同样的争议。从相关国际公约和我国国内法的有关规定来看,利用知识产权保护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可行性,但可行性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知识产权的差异性,而是应该明确利用知识产权法律机制保护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性并以此为基础构建合理的法律保护体系。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模式分析

我国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方面,基本形成体系,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和保护程度远不及对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与保护。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多样性的熔炉,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保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文化遗产生态发生了变化,一些文化遗产尤其是其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消失正在不断的减少。如何通过法律的手段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法律工作者的当务之急。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二元模式初探——基于利益区分的分析视角

我国目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采取的主要是行政主导的立法模式,由于未能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包含的利益关系建立相应的产权制度,保护效果不尽如人意。按照是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创新性利用可以区分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上的存量利益和增量利益,进而初步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二元法律保护体系。     

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开发与利用的支撑要素分析——以安徽池州为例

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开发与利用是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路径选择之一。对"可进入市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产业化开发与利用,需要在政府主导、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开发可行性评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人力资源开发等要素的支撑下进行。     

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体系的构建

我国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方面,基本形成体系,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和保护程度远不及对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与保护.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多样性的熔炉,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保证.参见200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伊斯坦布尔宣言>(Declaration of Istanbul).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文化遗产生态发生了变化,一些文化遗产尤其是其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不断的减少.如何通过法律的手段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法律工作者的当务之急.     

从“非遗”视角看彝族毕摩文化的法律保护机制

毕摩文化是彝族民众创造的彝族本体核心文化,它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各项特征,符合相关认定标准,应当将其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并构建合理的法律保护机制。     

科尔沁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法律保护的困境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近些年的热点问题,本文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保护入手,分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特点,以及介绍了云南、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保护的经验,着重论述了科尔沁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法律保护面临的机遇以及挑战。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问题研究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应参照国内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状况,认真分析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存在的法律问题,制定出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对策。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保护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为沿线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带来机遇与挑战,但中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保护方面还不健全,通过对中国西北和西南9省市区的相关法律法规的梳理分析,结合国际上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保护经验进行研究。研究认为,应转变立法理念,由政府本位转为社会本位,加强私权保护机制;对文化资源向文化资产的转化进行探讨,在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形成可持续、兼具文化与经济效益的利益共享化价值;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属性,在赋予传承人知识产权的同时还应赋予不同的权利范围,均衡处理社区与群体之间、公众与传承人之间的利益诉求;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用许可制度,明确传承人在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利用发展文化产业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共赢;加大政府、企业、公共组织的基金投入力度,多渠道筹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资金;完善传承人权利救济机制,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益保护基金、公益诉讼等特殊法律保护制度。     

论刚性立法与自组织规则对人口较少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可能贡献

人口较少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既要刚性立法予以指导和控制,也需关注维系、嵌入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的民族心理、民族认同等,通过自组织规则的补正功能,在人口较少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做到“刚柔并济”。相关立法对人口较少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贡献应体现在保护的法律理念、法定范畴的本土化、法律机制的整体构建、单项遗产及类型遗产立法等方面。自组织规则通过调动和发挥自组织优势,加快人口较少民族族群的自治立法,唤起并强化这种民俗团体共同的“归属感”及“主人翁”意识,以自觉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传承与可持续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法保护的障碍:原因及对策

后《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时代,知识产权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障碍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基于哲学家波兰尼对编码知识与意会知识的分类方法,可以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本体,即其属性与知识产权法预设保护的对象属性的不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私法保护障碍的深层次原因,印证了调整对象决定调整方法的法理。进而,从实证角度分析了知识产权制度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制度中相同的“保护”称谓不同的现实含义,并从不同保护模式与对象不兼容度的角度,讨论了现有以知识产权制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尝试的局限及改进。     

法律视阈下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新型分类与保护范式-以新疆哈萨克族为例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在现阶段不具备取得实效的条件,仍需对其进行单项分类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现行学科分类及保护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给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实践带来了较大困难,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法律角度进行重新分类有利于法律保护。法律视阈下应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状态和濒危程度为标准对其进行分类,并通过国家立法干预以及市场调节的方式进行相应的保护。     

亟待构建全局观念的“艺术法”体系——兼议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立法与动向

围绕着如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还是习惯于＂走一步看一步＂,＂出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和模式,缺乏一种全局观念。＂非遗＂的保护离不开相关法律的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立法属于＂艺术法＂体系的一个分支,正如民法体系、商法体系等一样,只有建立了全局观念的＂艺术法＂体系,才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做到有的放矢、事半功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