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式协商：农村基层协商治理有效运行的内在逻辑——基于C镇古村落保护利用案例的分析

农村基层协商治理何以能够有效运行，是基层协商治理研究无法回避的基本命题。主流的理性、制度与技术路径不能完全回答这一问题，这就需要将情感带入基层协商治理之中。情感式协商建立在中国社会特有的文化生态基础之上，通过综合运用情感型关系、情感型混合关系、利益型混合关系及利益型关系，按照需求法则、信任法则、情面法则与公平法则展开协商，有利于实现基层治理的目标，也是理解我国农村基层协商治理有效运行的重要密码。情感式协商并非否定制度化协商，它是将作为科学的制度化协商与作为艺术的情感式协商有机结合，是推进基层协商治理走向善治的题中之义。     

村级协商结构的变迁与治理绩效

“威权式协商结构”既推动了村级协商的开展,又限制了村级协商的持续发展。以恩施州将律师顾问团纳入村级协商治理的实践为研究对象,发现“专家调和式协商结构”可以显著提升治理绩效。协商结构的变迁,一方面促进了协商行动策略的制度化,从而提升结构的稳定水平;另一方面实现了主体间关系的有序调整,从而提升结构的统合水平。因此,“专家调和式协商结构”较“威权式协商结构”更易提升治理绩效。对比两种协商结构可知,两者的规范设定和资源调节方式不同,权力关系配置的差异是造成此现象的根本原因。构建“专家调和式协商结构”要在尊重村民的主体地位、引入“独立第三方”、重新配置权力关系以及运用法治手段四个方面不断发力。     

乡村治理异化：具象、机理与转向

在农村发展过程中，资源与权力的双重下沉成为乡村治理的显著特征，型塑了治理行政化的实践样态。行政控制权的层层加码对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提出了时代挑战，在乡村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关系等多方面的张力问题中可见真相。该文认为，在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机制中，可从趋利行为、政绩驱动与权责失衡的理性逻辑，“指导者与领导者”“当家人与代理人”和自治主体的角色身份，以及政策执行、制度体系与科层关系的组织制度中予以解释，最后提出以制度建设规范权力运行、以考核创新面向治理需求、以政府角色明晰主体关系、以职能转变筑牢服务理念的优化路径。     

西方政党党内民主的特点与加强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建设的思考

西方政党党内民主发展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发展时期,逐步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民主选举制度、民主决策机制、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以及较为完善的权利保障机制。中国共产党在进行党内民主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可以借鉴西方政党的党内民主建设中的有益经验,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对党内民主建设加以阐述: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化建设,推进法律化与加强权力制约,竞争性民主与协商性民主相结合。     

社会治理现代化语境下的权利话语和关系话语

现代社会治理的根本问题在于建立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间的良性关系。因此,现代化的社会治理必须以法治为基本方式。然而,在面对日益严峻的社会治理问题时,作为法治社会主流话语的权利话语却遭遇了许多质疑。对权利话语的西方背景和中国语境的分析可以表明,权利话语在西方社会遭到的批评并不足以证成其在中国的困境;相反,以特殊主义和功利主义为特点的关系话语才是该问题的原因。     

地方政府创新中的“治理”与“元治理”

"治理"是当代政治学与公共管理研究的重要范式,从管理向"治理"的转变也被视为当前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重要方向。但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经验凸显出传统治理理论的主要缺陷:忽视"治理失灵"的可能性,未能回答治理发展的主体、路径问题。而方兴未艾的"元治理"理论强调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主轴角色,倡导政府运用制度化途径提高社会自组织能力、优化社会治理体系,为当代中国地方治理变革提供了新视野。     

族际政治与新时代中国民族事务治理转型

进入新时代,中国民族事务的公共性特征不断凸显,国家与多民族社会的关系发生深刻变化,族际关系领域的压力与挑战需要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探索民族事务治理转型方案。运用规范分析与文献分析方法对当代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基本逻辑的研究表明,通过民族事务治理来维持公共权力资源在国内不同民族间的动态均衡分配是实现族际关系和谐、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途径。结合中国国情,在纵向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府际关系层面,要明晰职能定位、统筹权力划分,促进分权方式由“环节性分工”转为“整体性分权”;在横向的政府与社会力量关系层面,要变“政府管理”为多种社会力量“协同共治”,积极发挥少数民族社会组织的功能及作用,形成多主体协同参与格局。此外,法治化、制度化和民主化也是民族事务治理转型的重要途径。     

当代中国协商民主的政治价值和制度化建构

协商民主的实质是为广大公民参与公共政治和社会治理提供广阔渠道和制度平台.在当代中国,发展协商民主,对于沟通多元化政治价值诉求,形成民主政治发展合力,具有独特的政治优势;对于适应社会成员平等性政治价值期待,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具有独特的政治优势;对于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促进政治生态协调和谐,具有独特的政治优势;对于实现由制度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尤其具有极其广远的政治意义和政治价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关键在于使协商民主制度化.要坚持人民民主、平等对话、多层推进、和而不同、和谐共进等基本原则,着力推进政党协商民主制度化、国家权力机关协商民主制度化、国家行政机关协商民主制度化、社会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大众网络协商民主制度化,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在协商民主制度化建构中的“主渠道”“主阵地”作用.     

从“统治”到“治理”:当代中国社会管理创新的宪政解读

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创新是一个国家还权于社会、推进社会自治、实现社会善治的过程。宪政是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制度化,宪政框架下的社会自治则是以权利制约权力的制度化。宪政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题中应有之义。宪政建设的主要价值在于确认、巩固社会治理创新的成果。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创新与宪政建设之间具有天然的亲和力,两者在目标上是一致的,在价值上是契合的、逻辑上是同构的,前者是后者的动力来源,后者是前者的根本保障,两者是相互促进、相互支持、并行不悖的良性互动关系。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的基本目标,就是社会主义宪政建设的基本目标,推进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的过程,就是实现社会主义宪政的过程。变革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体制,为建设社会主义宪政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     

从静态到动态：劳动关系治理思维的变革

[提要]我国劳动关系矛盾尖锐凸显,表明“以静态的法律强制替代动态的劳资内部协商”的劳动关系治理机制失灵。劳动关系治理思维应该实现从“静态”到“动态”的转向,在坚持国家适度干预原则下,通过劳资双方协商与合作使劳动关系在动态调整中实现平衡。劳动关系动态治理的首要目标是构建既自成一体又动态发展的劳动法律制度体系,为劳动关系当事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创设制度空间。完善《劳动合同法》、《劳动法》、《工会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以实现劳动基准制度、个别劳动合同、集体合同、企业民主管理、集体协商、劳动争议处理等多重制度的有机结合,是实现劳动关系动态治理目标的方向。     

论协商民主机制在中国环境法治中的应用

环境保护作为公共事务,需要一种公共治理模式,在公共治理中政府、企业与公民社会团体都不是也不应该是唯一的治理主体。环境协商民主机制是建立环境治理主体良性互动网络治理机制的最佳途径,是突破环境法律制度瓶颈的必然选择,是实现环境公共领域良好治理的重要保障。环境协商民主机制在环境法治中能够并应该发挥“造法”功能,为环境法的理念、原则和制度创新提供合法性基础。环境法治需要依赖环境协商民主机制,通过建立和完善相应的程序机制,保障政府、企业和公民社会团体以平等的身份通过民主协商设定各自的行动范围和有效边界,设定各自的权力、权利和义务的内容,实现环境公平正义。环境协商民主在中国还是一个新事物,应受到环境法学界的关注。     

试论高校治理与协商民主

传统的高校管理体制始终未能解决好我国高校与政府、社会的关系,也未能处理好高校内部各方面之间的关系。从“公司治理”借鉴而来的“高校治理”是一种新的高校管理体制,协商民主是与选举民主相并列的一种民主制度。在高校管理体制创新中引进协商民主制度对于调整高校内外部之间的各种关系、构建高校治理结构具有重要的价值。     

试论我国乡村协商治理的发展与推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确立起来的“乡政村治”治理格局逐渐变成了“乡政”主导“村治”的一元化治理.在探索实现“乡政”与“村治”良性互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村民自治和基层政府管理相结合的民主协商、良性互动的乡村协商治理形态,推动了乡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是,由于固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相关法律制度规范的失效或缺失以及民主传统相对缺乏等原因,现阶段我国乡村协商治理的发展仍然面临诸多困境.勃兴于西方社会的协商民主为我国乡村治理提供了一种新视角,并对于克服乡村协商治理的发展困境,推进并完善我国乡村多元主体协商合作、共同治理的形式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技术创新元治理研究

兴起于西方的为解决治理失灵的元治理理论,强调多种治理模式的有效整合,为解决复杂性的技术创新治理难题提供了新思路。当前,中国技术创新元治理存在着内部元治理协同性不强,外部元治理的市场与社会基础薄弱,整体元治理中不同治理模式协调共振效应不明显等问题,需要通过推进技术创新元治理的主体协同,强化政府“同辈中的长者”的作用,实现三种治理模式的有效“开合”等举措,推进中国技术创新元治理,提高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促进创新驱动发展。     

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与现代化建设

自近代以来,中国就面临一个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大历史课题,即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国家权力统治向现代社会治理(多元主体共治)转型;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制度的转轨和社会结构的转型,利益的日益多元化和社会多样性,更是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迫切要求。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不仅要完善体制内的社会组织建设,更重要的是将体制外的社会组织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以此为基础将其纳入到体制中来,在法治约束和保障公民权利的基础上建立起公共权力与公民之间制度化、规范化与法治化的良性互动关系。     

治理时代：政府改革的新挑战

理解治理时代是准确把握政府改革方向的首要条件。现有对治理时代的研究较零散,尚缺乏系统性。治理时代的称谓与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变密切相关,是由工业社会以政府为中心、控制导向的“管理模式”向后工业社会合作治理为主流的“治理模式”的转变。治理时代是社会发展的客观性与人类追求理想生存状态的主观能动性共同作用的结果。治理时代意味着新型的治理结构、新型的主体间关系、新的公共行动机制,以及新的愿景和目标。从统治、管理、到治理,是人类文明的进化历程,也必然要求政府的角色、能力、存在样态和运行方式做出新的调整。     

西方理论与中国文本: 费瑟斯通和李渔美学思想比较研究

费瑟斯通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命题传入中国后,再次引发了西方理论在中国本土是否具有合 法性的争议,其实质是如何处理西方理论与中国文本之间关系的问题。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消费主义紧密相 连,是一种国际现象而且源远流长。李渔的《闲情偶寄》是中国本土孕育的生活美学著作,与费瑟斯通的理论 既有相通相近之处,也有后者所没有的丰富内容和不同的理论样态。探究《闲情偶寄》与当今西方美学潮流的 关系,为建立不依赖于西方中心的普遍美学理论提供了广阔的思维空间。     

乡村数字治理中协同惰性的 样态、成因及消解

乡村数字治理中的协同惰性是乡村数字治理效能提升的障碍。基于乡村数字治理之情状,参照协同优势理论的分析框架,将当前乡村数字治理中的协同惰性总结为目标异向型、权力失衡型、信任度较低型、领导力不善型、成员结构不优型等样态。协同主体固有的异质性、传统乡村治理文化的阻滞、平等协商机制不畅、协同行动“运动式”开展等是乡村数字治理中协同惰性生成的主因。因此,须从加强各级党组织对乡村数字治理的领导、优化协同体成员结构、增进协作意愿、强化全过程监管等方面入手,着力消解乡村数字治理中的协同惰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概念之重构——以党内法规法属性定位为视角

在中国党政一体双轨权力结构中，软法说、国家法律说等均难以对党内法规的法属性做出准确定位，重构中国特色社会义法概念不但具有紧迫性，且切实可行。鉴于党在权力结构的重要位置，应将传统法概念中的“国家”修改为包括党组织的“公权力机关”，“国家强制力”修改为包含党纪的“公共强制力”，从而为将党内法规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供理论支撑。基于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应当是指特定公权力机关制定或认可的、并以公共强制力保障实施的，以权利和义务为主要内容的规范体系。     

民本主义：人权话语本土理解的哲学基础

以儒家“民本”思想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奠定了中国古代社会“远神近人,以人为本”的人文基调,包含了“人民的利益构成君主权力的基础,为了保障人民的利益,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的意思,还提出了许多有关人的个别性权利的思想主张,这些丰富的人文精神内容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接引与体认西方人权理论的文化支点,更是西方人权理论在中国获得本土诠释与理解的哲学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