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行政和学术权力运行机制平衡策略研究

我国高校在办学过程中,除了要处理好与政府、社会之间的关系,更要科学地构建学校内部治理结构。而学校内部的政治领导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和民主管理权力等多元权力主体构成,使高校治理结构呈现出相当复杂的状态,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运行问题。通过对高校行政和学术权力运行中存在的问题进行阐述,从提高学术权力、约束行政权力、优化高校管理制度和转变政府调控方式等四个方面,探究了促进高校行政和学术权力平衡运行的策略。     

论政府权力清单的合法性审查

根据《指导意见》,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应该“抓好清权、减权、制权、晒权等主要环节”,对清理后保留的职权“应该逐条逐项进行合法性、合理性和必要性审查”。然而,政府权力清单编制中存在“权力”归属判断失当、“权力”范围过度扩张与权力清单的功能定位偏离等问题。权力清单的法律边界包括形式上权力依据的有效性与实质上权力转化的合理性两个层面,通过运用合法性控制手段保证政府权力清单的形式要求与实质标准相互统一,有利于实现权力清单的规则之治。权力清单基准法是权力清单中“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基础,权力清单编制包括清单基准法清理与权力分类合成两个阶段,只有完成权力清单基准法的合法性审查,才能依据权力清单基准法对行政权力进行清理、分类、汇集与合法性审查。建议分别从审查主体、审查内容、审查方式、审查程序四个层次构建权力清单基准法的合法性审查机制,间接实现对政府编制权力清单的立法规制。     

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变革逻辑与路径演进——以北京市“接诉即办”数字治理改革为例

作为现代科层制政府与信息技术相互融合所形成的新型政府管理形态，数字政府是新时代信息技术革命的高质量产物。在以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数字文明时代，全球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纷纷进行数字政府的战略部署，加快推动政府数字化转型进程。我国数字政府建设实现了与西方发达国家从跟跑、并跑再到领跑的角色转变。在以市民诉求治理驱动的数字政府建设中，北京市“接诉即办”数字治理改革突破了党政体制下基层治理条块分割的制度藩篱，构建起了精准高效的数字治理平台与机制，实现了政府治理从以行政为中心到以人民为中心的转变和演进。以数字化驱动政府治理现代化，以技术赋能引领治理制度体系变革，防范和避免数字化转型陷阱，是适应数字化时代经济社会巨大变迁的应时之举，更是打造组织更协同、管理更高效、服务更优质的现代政府的必由路径。     

完善我国行政权力监督体制之探析

要确保行政权利依法、公正、高效地行使，就必须对其进行监督和约束。目前，我国虽然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较为系统、内外结合的行政监督体制，但有时候仍然存在着内部协调机制不完善、监督主体缺乏独立性、监督操作缺乏可行性等缺陷。因此，一方面要通过建立和完善包括执政党、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群众和社会舆论等监督主体在内的外部监督机制，来使之发挥对行政权力的直接监督作用；另一方面也要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有限权力政府”和强化行政监察机关的作用，以及建立行政人员的道德约束机制等内部体制的进一步完善来实现，这些乃是对行政权力进行有效监督的关键。     

垃圾分类数字技术进入乡村的社会过程研究

乡村治理数字化是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数字化技术的不断成熟,越来越多的现代数字技术开始进入乡村社会,在乡村公共事务治理中发挥效用。通过对浙江省部分乡村垃圾分类数字技术运用的实地调查,探析乡村治理数字化实现路径及可能的社会影响。研究认为,该项技术成功“进入”乡村,需要地方政府、村干部和村民等主体共同努力与合作;垃圾分类数字新技术的引入和运用,也会给乡村社会带来一系列变化与影响。从政府在乡村的权力集中,村庄自治力量的弱化,以及村民日常行动逻辑的改变等方面,可以明显看到“技术下乡”的社会影响。如何有效平衡政府管理与村庄自治的关系,建立一个长久、稳定的乡村治理机制,是乡村推广垃圾分类数字技术时应着重考虑和持续关注的问题。     

基层治理中的“权力执行碎片化”研究——以城管执法为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城管的权力执行过程为研究对象,通过内部视角,发现在基层行政权力不可替代的情况下,由于受到传统“碎片化政府”下的结构惯性、具有制度供给不足和单向依赖的依附性结构等多重因素影响,政府内部不同部门之间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进行权力执行中的配合,这使得本应互相配合统一使用的基层行政权力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呈现碎片化状态,致使大量行政权力难以有效使用。受到权力执行碎片化影响,国家对单个部门资源投入的增加因无法有效发挥作用而只能导致内卷化问题。为此,应该通过治理结构和制度等多方面进行整体性改进,以提高基层治理能力。     

美国塑造国际贸易规则的符号权力——以公平贸易为例

符号权力是通过塑造符号在社会主体内部建立认同的一种话语权力，是美国塑造国际贸易规则的关键力量。符号权力在国际社会主体间不均衡地分布，该权力的行使需要以特定符号为载体，选择的符号兼具正当性、非中性与模糊性；符号权力的行使主体通常通过符号选择服务本国利益，通过概念分类实现行为分类，通过附加标签实现群体分类，通过制度化提升权力合法性，通过沟通互动促进符号和规则的内化，再通过利益扩散协助建立自身权威。美国长期利用“公平贸易”符号塑造国际贸易规则，并依据不同时期的利益诉求为“公平贸易”赋予不同的解释。美国的这一实践恰好体现了符号权力的内在特征和形成机理，因而构成了美国行使符号权力服务国家战略、塑造国际规则、打击竞争对手的成功范例。未来中国应有取舍地学习美国符号权力的运用方式，既要积极对接符合本国改革方向的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也要对缺乏正当性的符号内涵进行反思与再解释，还要主动提出标识性符号并推动国内、国际制度创新，争取在既有国际贸易规则的重构和新规则的创设过程中发挥更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权力清单的行政法构造

目前我国权力清单是由行政系统内部通过行政文件的方式进行构造的,这种方式存在很大缺陷。因为它将权力清单作为一个事实行为、内部行为、政策导向来看待。事实上,权力清单是具有严格的行政法属性的,不应当与行政政策相等同。如果仅仅将其处理成一种权宜之计,就会大大降低权力清单在行政法治中的价值。因此,我们认为,权力清单必须和我国行政法治的完善紧密结合起来,通过修改行政组织法,将行政系统中的综合权限和职能权限予以厘清;对相关部门行政管理法进行修正,针对每一个部门管理将该领域的权力以清单的方式列举出来;制定专门法典,列举相应的权力清单。     

行政审批信息化与法治化

“无人干预自动审批”、“秒批”等新型信息化手段的出现,预示着对传统行政审批模式的颠覆。通过网络化协作治理模式、统一的信息技术平台、透明开放的数据系统,为打造整体政府和促进政府职能转型提供了条件并显现出初步成效,但却难以使行政审批脱困于体制性制约。行政审批改革的信息化建设亟待法治化的手段与方法,正视信息化技术在行政审批改革中对行政体系和过程内部的积极作用,将其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嵌入体制结构当中,促使组织系统变革,从而有力推动政府内部权力关系和职能定位的改变。     

“潜规则”的行政文化论析

“潜规则”是与正式规则行对应的另类规则，它侵袭着正式规则，是一种隐性的却无时不在发挥作用的行政文化，是滋生哺育腐败的文化基础。“潜规则”行政丈化表现为正式组织下的派别集团化、公共权力和价值的异化、行政行为的非程序化等：传统行政文化中的人伦情结、行政资源的稀缺、“经济人”理性、监督制约惩罚机制的缺位、积极行政文化的沉沦是其产生的原因：因此需要从制度、规范化行政裁量权、主体行政文化的现代化和先进的行政道德理念的培育等方面加以遏制。     

行政监督在法治政府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行政监督是我国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环节，而建设法治政府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规范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使行政权力。因此，应改善行政监督主体的地位，强化内部监察力度，提高行政监督效能，改进行政监督的方式；同时还要提高行政监督人员的整体素质，完善人事监督机制。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大学治理的现状反思与优化空间——基于权力要素与教师感知的视角

大学治理现代化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实现“从高等教育大国到高等教育强国的历史性跨越”的现实要求。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大学治理现代化的有效推进要准确把握当前高等教育的形势变化，洞察大学治理中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互动与协同的境遇。本文运用问卷调查方法，探讨了我国大学内部的行政权力配置结构、运行方式、监督与制约状况以及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政策供给与执行状况等问题。在对大学治理现实状况描述基础上，大学治理的优化路径要进一步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持续深化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并助推大学内涵式发展、引入多元权力主体并探寻教授治学的实践路径，同时发挥民主管理与监督的作用和推动大学的智慧化治理，从而稳步推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浅议WTO规则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影响及我们的对策

WTO规则对我国法制建设的影响 WTO（世界贸易组织）是一个政府间的国际组织，有一套内容广泛且不断发展的规则，即我们常说的WTO规则。WTO规则从规范贸易制度入手，广泛介入各成员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手伸得越来越长”。WTO规则是约束其成员（GATT称缔约国）的行为规范。主要规范的是成员的政府经济管理活动，是约束政府行为的。有的学者称WTO规则为“国际行政法典”。这套规则带有很强的强制力，是“带牙齿”的。因此，加入WTO，首先面临挑战的是政府，最大的挑战是对政府管理经济方式的挑战，最大…     

数字劳动与劳动价值论关系研究

人类社会步入数字化时代，数字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成为支撑全球经济格局的重要力量。数字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便是数字劳动，相比传统劳动，数字劳动的新特征使得学术界对数字劳动的认定标准产生了争论，甚至有西方学者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数字化时代已经过时。文章通过对数字劳动的考察和研究，发现数字劳动依然具有生产性、劳动性、物质性等特性，数字劳动与背后的资本关系并未发生质的变化，因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数字化时代并未失效。同时，在数字化时代，我们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坚持“人民至上”“以人为本”的理念，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数字劳动规则。     

按WTO规则建构现代化行政行为体系

WTO的基本原则和具体的贸易规则对我国政府的行政行为提出了新的要求:维护贸易的公平性,依法行使经济管理职能,坚持行政行为的公开透明,行政行为的时效性,强化行政监督。反观我国政府的行政行为,无论从政府行政行为的整体结构来看,还是从行政行为的方式来看,抑或是从行政决策的特征来看,与WTO的要求都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为此,我国政府必须从构建现代化的行政理念、调整行政权力结构、完善行政运行机制等方面入手,按WTO规则建构现代化的行政行为体系。     

浅析行政权力的滥用及其治理

伴随着“入世”的进程，转轨时期我国政府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权力的市场化操作日益侵蚀着政府机能。并且危及社会秩序和稳定。“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消极腐败现象十分严重，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如何治理行政权力的滥用，归根结底就是通过控制掌权者对权力的行使达到权力公共运行的目的。     

政府实现理性行政的基本途径探讨

在行政领域,理性行政取得了一定成绩,并成为政府行政改革的必然要求。文中以对权力伦理与理性行政的认识作为理论基础,对政府权力行使中的非理性的表现及其深层次原因进行了较为全面地分析。针对政府理性行政存在的问题,围绕对权力伦理观的构建这一基本途径,分别从政府组织内部、公务员自身及社会这三个角度设计提出重塑权力伦理观的有效措施,提升权力伦理价值,促使政府理性行政的实现。     

行政权力的运行规则初探

行政权力是行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权力的运行规则更是行政体制改革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当前,传统一元利益背景下以命令服从为核心的权力运行机制正面临巨大挑战.权力运行过程中应当考虑价值取向,即法治、平等、理性、效率,并在此基础上从行政权力的内部设置、外部监督以及权力主体自身的角度来建立高效合理的运行规则.     

农村公共品的“赋能型供给”：价值内涵、逻辑机理与运作机制——以开镇小微项目的创新实践为例

农民动员缺位和参与性不足的“最后一公里”困境是制约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的关键因素。研究发现，项目制供给中的政府包揽代建模式内含着行政替代组织的实践逻辑，会由于基层村社组织的失语和脱嵌陷入动员困境，引发项目进村实践梗阻。“赋能型供给”的基层创新实践是对政府包揽代建模式的优化，实现了从“替代组织”到“赋能组织”的逻辑演变。地方政府能够在项目分类基础上，优化项目进村的建管制度，将小微项目下放到村社内部，由行政村和村民小组进行自主治理。“赋能型供给”是政府以村庄对项目的依赖性为基础，通过适度放权和有节制的行政干预，从资源、权力和规则三个层面，以属地化包干、约束型自主和制度化参与实践机制为基层村社组织进行综合赋能，使其成为国家与农民之间的联结中介和动员载体。通过重塑国家—基层村社组织—农民的互动结构，形成一个可以深入农村社会进行强动员的基层组织体系，有效化解“最后一公里”难题，提升公共品供给效率。“赋能型供给”创新实践为项目制背景下如何实现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提供了一个可行思路。     

学校内部规则的效力分析

学校内部规则是教育法制在学校中的延伸,他的效力问题是对内部规则进行规范的重点.特别权力关系、法律优先原则、自由裁量权与行政合理性原则、法律保留原则、公务法人的效力要件、正当程序原则是学校内部规则应依据的法理原则.根据这些原则,现有学校内部规则的效力要进行进一步规范和法律调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