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套匈奴服饰的推定复原

本文以蒙古国诺音乌拉M6号匈奴贵族墓出土的服饰为主，参考内蒙古、新疆出土的服饰，结合汉画像砖等相关图像、造像资料，以及相关的文献记载，对两套匈奴服饰的视觉形态进行一次复原与探讨。     

滇文化中的贝和铜钱

本文是有关滇文化的贝和铜钱的，主要讨论两问题：一个是滇文化大墓中的海贝，它的来源及其所起的作用。作者指出在东南亚大陆存在着一个商品交换的贸易网，印度在这个网络中起过重要作用。考古学证据表明了滇文化大墓中的海贝是当作财富来陪葬的，它不是日常商品交换的产物，它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海贝可能被一定的家族所控制，仅在贵族之间进行交换。铜钱，在滇社会中它不是日常交换的货币，也是当作特殊的财富，它反映了滇人与“中国内陆”的联系。     

中型秦墓墓主族属及身份探析——以渭水流域中型秦墓的葬俗为视角

中国古代墓葬特定的头向以及葬式,是古代族群特有的丧葬习俗、原始宗教信仰的具体表现,能够反映墓主的族群、祖籍以及身份。周人东迁后进入关中地区的秦人,葬俗与西周墓葬差异明显,无论身份高低其墓葬均为西头向,战国中期后才开始出现的南、北、东头向,其墓主应来自其他地区。采用直肢葬的中型秦墓墓主与大型秦墓墓主应出自同一个族群,这个族群在秦人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属于贵族阶层。秦贵族阶层的直肢葬来自周文化,而下层平民采用的屈肢葬式源自西北甘青地区古文化,两者渊源不同,族属各异。屈肢葬中型秦墓的头向具有多样性,其墓主身份、籍贯均较复杂,西头向者应是随秦人东迁进入关中的西北诸戎部族及其后裔,北、东、南头向者来自秦以外的其他地区。这些人中既有西北土著中的上层人物及其后裔,也有来自中原诸国的富裕移民,还有凭借战功由平民擢升的军功贵族。     

宝山辽代皇族壁画墓初考

在内蒙古阿旗东沙布台乡宝山村西发现的两座辽代早期壁画墓，墓主人一是耶律阿保机的近亲，一是来自中原的与耶律氏有姻缘关系的女性。两座墓均应为公元923年建造，结构完整。墓内壁画内容丰富，再现了契丹早期社会风貌，反映了中原与北方文化的融合，展示了晚唐辽初时期高超的绘画技巧。     

不要相信纸上的东西——读《盐铁论》的一点体会

公元前八十一年,即汉昭帝始元六年,由当朝大司马大将军霍光一手策划召开的盐铁会议上,儒法两家不仅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而且在如何对待匈奴入侵的问题上也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斗争的焦点是承认不承认汉武帝执政以来对匈奴族奴隶主贵族的抵抗是完全必要的,是坚持汉武帝的抗战路线,还是采取和亲、妥协。从汉武帝执政后,在总结了汉高祖刘邦以来同匈奴族奴隶主贵族进行长期斗争的经验教训中,逐步认识到写在纸上的东西只是个骗局。对匈奴族奴隶主贵族的入侵,只能用武力去反抗,用战争解决问题,而决不能用仁德去感化。因此,汉武帝坚持了抗战立场,动员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进行了三次规模较大的抗匈战争,经过长期、艰苦的战斗终于打败了匈奴入侵者,赢得了胜利。     

试论匈奴分裂的原因

东汉初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造成匈奴分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内在的历史原因,又有外部因素的影响。争夺单于继承权的斗争直接导致了匈奴的分裂。匈奴贵族归汉事件的屡屡出现;政治制度的不完善;汉匈联系的加强、南北差距加大,使匈奴从内部逐渐瓦解,促使国家走向分裂。自然灾害严重、汉政府和其他民族政权的军事打击以及王莽的民族政策影响,使匈奴内乱加剧,加速了匈奴的分裂。     

印山大墓应是越王勾践自治冢--绍兴印山越国王陵陵主新考

印山越国王陵是越王勾践自治冢,主要依据有三一是印山不是木客山,木客山另有其山,木客山上另有其大墓.只有木客山上之大墓,才可能是允常的木客大冢;二是印山大墓之规模、形制与允常时的国力、地位极不相称,它不可能成为允常之陵;三是印山大墓所反映的全方位信息,与勾践在位时的时代背景全然吻合.     

霍去病与西汉抗击匈奴的战争

一一个历史人物的产生,与他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有不可分割的关系,青年爱国英雄霍去病的出现也是这样,他正好在西汉对匈奴由屈辱退让的“和亲”政策转变为战略进攻的时候,登上了政治舞台。刘邦建立西汉以后,面临三个严重的问题:第一,安定社会秩序,恢复社会经济;第二,解决诸侯王割据势力和中央集权统治的矛盾;第三,抵抗匈奴奴隶主贵族的侵扰破坏,巩固边防。前两件事办得很有成绩,而对付匈奴的侵扰却并不顺利。匈奴是我国北方古老的民族,长期居住蒙古高原,过游牧生活,他们在与中原汉族的交往中,生产不断发展,战国后期,进入奴隶制阶段,建立起强有力的奴隶制国家政权。     

出土文献所见北魏早期的士族制元素——杨琏、刘玉墓志比较研究

出土文献是研判中古历史的第一手素材，北魏早期史料匮乏赖以补充和校正。新见北魏杨琏墓志是透视北魏前期社会历史的重要素材，然其丰富内涵惟有结合同籍人士刘玉墓志方能深入解读。二人同为西恒农胡城人士，先祖为汉将李陵部众，出击匈奴兵败被俘，从此流落草原诸部，艰辛繁衍生息，直至北魏辗转投靠，以匈奴化汉人的姿态成为代人集团之特殊成员。他们顺应士族化趋势，伪冒郡望，攀附弘农名族，反映时人门第速成之功利心态。其近世功绩履历构成实际的姓族门资，杨琏高居华腴等级，刘玉跻身甲乙丙丁层位，彰显北魏遴选士族体制至上、酬赏勋绩的特性。他们根据世资拥有相应的仕进通道，即以禁卫武官释褐，而后外放地方郡县。两方墓志洋溢贵族气息，其中反映北魏早期士族制成就的节点尤为关键，说明士族化是个漫长曲折的过程，绝非孝文帝厘定胡汉姓族一纸改革诏令那样简单。     

先秦依咐关系的演变

先秦时期的依附关系主要表现为政治上的依附关系。这种依附在春秋战国时又有着较为显著的变化，表现为依附者——“私徒属”与“宾客”对其所依附的各级贵族的人身依附的减弱。具体来讲：私徒属讲求忠于主人，至死不贰，宾客则以势取舍，择木而栖；私徒属仕于主人，奉职尽责以取得俸禄，宾客则无有职掌，有事差遣，无事闲处，仰衣食于主人；私徒属视主人为衣食之本，尽忠于主人即是其人生目标，宾客则视主人为进身之阶，出将入相，显身扬名于国方是最高理想。这种依附关系的演变反映了早期国家的集权化倾向以及君主专制权的加强。     

“西域”名义考

西域名号的使用,在《史记》中已经有所反映。以为西域始见于《汉书.西域传》或者得名于西汉宣帝时期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匈奴早期在对西域地方的控制中据有优势地位。于是有匈奴西域的方位代号,史称皆在匈奴之西。汉武帝时代汉与匈奴的实力对比扭转之后,汉帝国的西域阨以玉门﹑阳关。以为西域就是西国的认识,是有历史依据的。汉代文献可见所谓西域、东域、北域、南域,都是指民族结构成分复杂,中原文化影响薄弱,中央政权行政力量已经介入,却不能有效全面地施行控制的边远地方。徐松以所谓界中国之西理解西域名义的准确内涵,可能是比较合理的。由此对于汉王朝与西域的外交关系和军事关系,汉王朝与西北的边疆问题和民族问题,才可以获得接近历史真实的认识。     

略论匈奴汉赵政权与两晋的关系

西晋初年,匈奴尚与西晋保持臣属关系,西晋则延续曹魏政策,在怀柔、安抚的同时,限制匈奴的发展。八王之乱爆发后,以刘渊为首的匈奴贵族趁机壮大实力,建立政权,最终消灭了西晋,将晋朝势力驱逐出北方。进入前赵后,石勒在北方崛起,前赵忙于在北方的争夺与扩张,与东晋并未发生大规模战争。在此过程中,汉赵政权在国内建立封建职官体系,保护农业的发展,大力推行汉族文化,加速了匈奴的汉化。汉赵政权虽然存在时间短暂,但却揭开了此后百余年少数民族在北方争夺中原霸主的斗争,同时引起了少数民族对汉文化的认同,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融合的高潮。     

汉代及以前有关灵魂升天的艺术作品探索

濮阳西水坡第45号墓的蚌塑龙、虎、鹿图案是目前所知的最早的灵魂升天图。两周时期的人物龙凤合体玉雕也是表现灵魂升天的一种艺术作品。楚国人物龙凤帛画、人物御龙帛画和汉代非衣帛画以帛画形式表现墓主人灵魂升天的主题。壁画墓则以壁画的形式来反映墓主人灵魂升天的主题。画像石墓、画像砖墓则随着墓葬建筑材料的变化,改变为雕刻的画像形式。虽然艺术形式千变万化,但表达的都是关于死后灵魂升天的同一主题。     

图文传与传记文学的普及大众化趋向——从《胡适传》第四版所想到的

图文作传,是历史人物长篇传记写作走向大众化的一种新路径。它从绣像小说、近代电影、近年“讲经”“读史”潮流中获得启发,却又与它们迥然有别。传以文字为主,辅以图片,似与“绣像小说”同,其根本区别在于真实与虚构。与近代电影也只图像近似,而不可能有音乐语言等听觉因素。与“讲经”“读史”之类的区别最明显,或主说理,或主叙事;图片资料或有或无,或多或少。在传记中选用图片资料,须有严格的要求和应起的作用。首先,能真实地表现传主的生平行状和思想发展;其次,能表现传主思想生活的时代和社会背景。     

甘肃省博物馆新入藏的八件中古织绣品及其所反映的东西方文化因素

甘肃省博物馆近期新入藏8件纺织品和刺绣,保存完好,图案精美。其中,有的纺织品中有汉字铭文,反映了汉晋时期上层贵族追求享受和儒家"孝道"思想对社会的影响;有的以丝线绣联珠动物纹,体现出波斯萨珊王朝艺术的影响;有的为团窠褐地花卉纹,与青海都兰出土丝织品颇为近似,很可能即来自都兰吐蕃贵族墓。可以断定,甘肃省博物馆新入藏的这8件中古时期织绣品大体为汉晋、南北朝、唐代之物,有着明显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印记。     

论长江流域早期佛教造像的古印度影响

中国最早的佛像是发现于重庆的延光四年(公元125)的摇钱树佛像,而北方最早的纪年佛像在此200年之后,这表明中国的佛教造像首先在长江流域兴起,然后,北方丝绸之路与黄河流域的佛像艺术才次第兴起。长江沿线的早期佛像,集中于汉晋时期,主要受古印度恒河流域的贵霜秣菟罗流派的影响。南朝时期,南方的佛像,与古印度南部、斯里兰卡和东南亚的关联较密,不仅有斯里兰卡的佛像传入中国,梁武帝也曾使人去印度求取佛像。无论是"秀骨清相"还是"面短而艳"都带有异国情调的造像的特征。     

希拉康坡里画墓及其壁画

希拉康坡里画墓是古埃及涅伽达文化Ⅱ时期的重要文化遗址之一。画墓已被考古学者证实为王墓。尤其重要的是,画墓的壁画真实、生动地反映了埃及抗击外来人侵者的一次重大的胜利,没有丝毫的“来世论”的宗教色彩。其艺术形象与主题思想具有现实主义的历史意义。在埃及文明时代的早期,文字材料极其匮乏的情况下,画墓的研究为我们了解埃及国家早期发展阶段的历史提供了极其有益的启示。     

顾成、罗汝芳“文”“武”二墓探源

明镇远侯顾成以武官身份镇守贵州而建立功勋，其墓葬后世称“武墓”;罗汝芳是阳明后学的代表性人物，其墓葬后世则称“文墓”。传二墓均立于安顺九溪村河畔。已有研究表明，“武墓”确为顾成长子顾统与其妻俞氏合圹，《顾夫人俞氏圹志》厘清了该墓茔之讹传数百年的谬误;“文墓”虽疑窦重重，为考古研究带来了许多疑云，却增加了对罗汝芳晚年生活际遇、思想由激进转为隐逸突变的深思，且从罗汝芳的“韦氏之识”“伤子之痛”和“隐居之谜”事件分析，其隐逸并葬于安顺九溪之说极为可能。     

汉简所见西汉与车师的交往

车师是西域北道的重要国家,在维护西域稳定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西汉武帝与宣帝时期,汉与匈奴五争车师,宣帝神爵年间匈奴日逐王先贤掸归降,车师随之内属,元帝时西汉在车师设立戊己校尉,保证了汉对车师的监护。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汉与车师保持了密切的往来关系。20世纪出土的西北汉简中有一些关于西汉与车师交往的简文,反映出西汉与车师交往的广泛与深刻。     

论维吾尔族文学的印度文化渊源——从《世事记》与一则印度民间童话的比较谈起

维吾尔叙事长诗《世事记》中的一则故事和印度民间童话《活了的木偶》故事中虽然人物角色有变化,个别细节有变化,叙述文体有不同,但故事基本情节、结构没有很大的区别。《世事记》故事不可能直接影响《活了的木偶》,印度文学对新疆早期文学,包括新疆的民间文学的影响应在16世纪前。从《世事记》可见古代印度文化对古代西域、新疆文化、文学的影响,也说明了新疆多元文化相互交融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