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参与应急管理的危机学习-协同治理机制研究

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是我国“十四五”时期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重要内容之一,社会组织参与应急管理,特别是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中发挥了“协同增效”的特殊作用。社会组织在应急状态下如何进行危机学习以快速实现新的环境适应,如何与政府部门及专业机构合作,以协同形成应对突发事件的有效治理机制,这些都是应急管理和社会治理研究中需要关注的重点内容。以危机学习理论和协同治理理论为基础建立分析框架,系统研究了B市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的X社工中心“服务型”和Q基金会“资源型”的“危机学习-协同治理”机制。研究发现,多元主体领导机制及时调整是社会组织适应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件的前提,坚持需求导向、资源的精准对接是协同防控的关键,信息化危机学习与角色定位可有效提高应急处置的效率。当前,统筹协调机制尚不健全、政府职能部门的响应速度不够快、相关长效工作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影响应急管理中多元主体的良性互动和资源的有效配置。基于此,在制度建设方面,需建立社会组织应急响应机制以提高公共危机中政社协同的应对能力;职能发挥方面,应利用好社会组织的人才专业优势,形成“政府-市场-社会”三方联动的应急管理协同治理格局。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公共卫生应急治理中村民的公共认知及提升路径研究

农村公共卫生应急治理决定着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和乡村振兴的质量，也是完善国家公共卫生应急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发现：在农村公共卫生应急治理中自媒体已经成为主导村民公共认知的主要媒介；信息的复杂性和渠道的多元化使村民缺乏信息识别的能力；应急资源的匮乏和科学知识的欠缺影响村民的公共认知。以村庄社会共同体为主导的公共卫生应急治理方式是当前农村公共应急治理的主要选择。鉴于此，农村公共卫生应急治理需要构建以村镇为主体的农村公共卫生应急治理体系，不断加强公共卫生应急治理中的网络舆论引导和镇村一级医疗卫生机构的建设，构建以村社共同体为主导、社会力量有效参与的农村公共卫生应急治理体系。     

应急管理多主体的治理责任:确责、履责、问责

应急管理治理主体在应急管理实践中暴露的矛盾现象,反映了应急管理主体责任体系在确责、履责和问责环节的建设不足。基于治理理论,梳理了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在应急管理中的基本责任;基于管理机制理论,厘清了四类典型突发事件中各管理主体的主要分工和责任,明确了应急管理履责机制分析框架。通过分析问责制度的问责依据、对象、流程和原则,提出各个环节有待解决的问题。最后针对确责、履责和问责3个环节提出了构建应急管理治理责任体系、完善常态化全流程风险监控、健全纠错容错机制和问责追责机制等建议。     

数智赋能社区应急治理：何以可能，何以可为?——基于上海市L街道“社区大脑”建设的案例分析

依托数智技术理顺社区应急治理内在机理并突破治理阈值,已成为社区应急治理创新的可行路径。上海市L街道“社区大脑”建设催生了以“大数据+网格化管理”为特征的社区应急治理新模式,充分利用当前数智化发展的有利契机,既从主体、空间、规则以及方式等维度重塑原有的社区应急治理结构,又将数智赋能落实到社区应急治理的全生命周期,集中体现为社区应急预防、应急准备、应急响应以及应急恢复等动态接续的行动环节,切实保障社区应急治理全过程的高质量运行。因应数智技术赋能社区应急治理的双重路径,需加强顶层设计、畅通多元参与、保障信息安全以及创新人才培养等机制建设。     

多元主体参与我国自然灾害应急管理的困境及对策研究——以山东省抵御台风“利奇马”为例

本文从应急预警、应急救援、灾后重建三个维度,以山东省抵御台风"利奇马"为例,剖析多元主体参与自然灾害应急过程中的有效经验与问题短板。通过案例研究发现,自然灾害救助法律法规不健全,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不匹配,地方政府减灾防灾工作不具体,以及政府职能部门各自为政,政社关系不健全,公众防灾减灾意识、知识与技能不足以及媒体报道失范等是多元主体参与自然灾害应急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鉴于此,只有完善自然灾害应急管理法律体系,理顺中央与地方灾害应急财权与事权,建立"条块"联动的网状应急体系,提升地方政府灾害应急管理能力,调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普及灾害教育提升公众应急技能,规范灾情报道,才能真正破解多元主体参与自然灾害应急管理中的困境。     

农村社会突发事件预警和应急与责任机制建设研究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分析了中国农村社会突发事件形成机理,从农村社会突发事件管理主体、内容和过程三方面,提出了建立农村社会突发事件管理机制的政策措施:从管理主体看,应当建立政府、社会、居民互动的农村社会突发事件治理机制;从管理过程看,必须加强农村社会突发事件事前、事中、事后三阶段全面治理;从管理内容看,重点在预警防范,核心是应急处理,关键是严格问责。     

论企业参与灾害治理的政府责任和作用

政府一直是灾害治理的核心主体,但在灾害复杂性与常态化趋势不断突显的风险社会,政府“唱独角戏”的传统灾害治理模式已经无法应对接踵而来的各类灾害,难以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公共安全需要,而企业因在资金、技术等方面的天然优势则能弥补政府在灾害治理中的诸多不足。发掘与发挥企业在灾害治理中的作用,促进企业参与灾害治理,既是新时代解决中国应急能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难题的需要,也是中国灾害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政府必须承担政治责任、法律责任和社会责任,并从法律、政治和社会多方面发挥作用,为企业参与灾害治理创造良好条件,走出以政府为单一主体的传统灾害管理模式,迈向政府、市场与社会多元合作的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灾害治理新格局。     

公共治理视角下弱势群体话语权的保护

公共治理,意味着政府不再是唯一的治理主体,社会组织和个人也发挥着应有的作用。在当前的治理过程中,我国弱势群体话语权制度保障不健全、话语权社会载体不力、话语的正当渠道不畅,进而制约了公共治理的实现。切实保护弱势群体的话语权需从四个方面入手:创新社会管理理念,建设服务型政府;完善公共治理机制,协调利益矛盾;完善多中心治理,推进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加强弱势群体主体意识教育,提高其政治参与积极性。     

中原经济区崛起背景下地方政府治理研究——以郑州市政府治理为例

现代政府治理模式强调政府、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等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共同管理。目前我国地方政府治理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发展的迫切需求与资源不足、环境恶化相矛盾;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需求与参与机制、参与渠道缺乏相矛盾;治理模式突破需求与政府角色难以转变相矛盾等。以中原经济区崛起背景下的郑州市政府治理为例,提出实现治理主体多元化的政策建议。     

志愿服务参与应急管理的联动机制探析

当前，复杂多变的新冠病毒感染疫情防控形势对应急志愿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志愿服务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在参与应急管理中应增强预防能力、救助能力、资源整合能力和快速行动力等。然而，当前志愿服务参与应急管理过程中存在着制度保障不足、组织化能力弱、技术联动性弱和人才专业化程度低等问题，从而导致联动效能不足，影响了志愿队伍的参与积极性、志愿者的权益保障以及志愿服务的参与效率。基于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理论，构建“制度-组织-技术-人才”四个层面志愿服务参与应急管理的联动模型，厘清当前志愿服务参与应急管理所面临的困难和存在的不足，形成制度赋能、组织赋能、技术赋能和人才赋能的优化策略，从而促进志愿服务参与应急管理的有效联动，优化应对突发公共卫生危机事件的有效路径。     

合作治理与社会管理模式创新

合作治理模式是对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等批判、继承、反思基础上形成的全新社会治理模式,是我国社会管理模式改革与创新的理想选择,其实现路径主要包括创新社会管理理念,加强合作治理法制建设,改革与完善合作治理体制,建立健全合作治理机制,重视与培育合作治理主体等方面。     

城市老旧小区综合治理问题与对策的实证研究

为解决城市老旧小区在提升改造、居民自治、网格化管理、卫生环境治理和项目化服务运作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以西安市碑林区为案例,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走访及对比国内外同类城市老旧小区治理等方法,对老旧小区综合治理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研究认为,老旧小区房屋建筑与基础设施老化现象严重,乱搭乱建、脏乱差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社会组织、市场力量、小区居民和社会志愿者等主体参与不足,现代物业管理服务严重缺乏,多元主体参与老旧小区工作的治理格局尚未形成;社会各界对老旧小区治理的民生意义与公益性定位还不明确,导致政府政策指导相对滞后,硬件提升改造与软环境治理方面的财政资金投入不足,人文关怀相对缺乏等。研究认为,老旧小区的综合治理应以公共服务理论和以人为本理论为支撑,以居民需求为出发点,以多元主体参与共治为着力点,以提高认识站位、完善支持性政策、加大资金投入、健全管理体系与工作机制为重要抓手,提升老旧小区的综合治理水平。     

乡村治理变迁下的农村社会组织

回顾乡村治理结构变化的历史过程,农村社会结构以及不同治理主体间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多中心乡村治理格局正在成为目前中国农村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主要方式。农村社会组织作为治理活动中的重要主体,在协调不同治理主体关系、实现村民利益有效表达、推动农村社区民主意识形成等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由于自然嵌入农村社会结构,农村社会组织通过组织运作实现了不同治理主体的广泛参与,这与目前乡村多中心治理格局目标相得益彰。乡村治理过程显然需要组织运作机制与传统村民自治机制有机结合。因此,农村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并与农村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村民个体等治理主体相互合作协商是解决目前农村社会治理困境的主要出路。     

企业环境行为的治理:主体、类型与效果

企业环境行为的治理是指来自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多元行动主体,通过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管理、控制或约束企业的环境影响行为,以实现企业的环境法律责任和环境道德责任。通过对治理系统中各行动主体的分析,将治理分为七种基本类型,其中三种分别是由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实施的单方治理,四种是由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两者结合或三者结合所形成的共同治理。根据政府治理的强制性程度、企业治理的行动主体、社会治理的行为目标,又可以进一步划分出一些子类型。某一特定的治理类型及其子类型有可能影响到其他治理类型及其子类型,进而影响到治理效果;各种治理类型之间可以有意组合,形成治理合力;政府可以通过“元治理”对各种治理类型进行统筹安排,以发挥更好的治理效果。     

善治视阈下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机制构建研究

随着我国改革的持续深入和伴随而来的利益关系深刻调整,群体性事件频发严重影响到和谐稳定的社会政治局面。但长期以来,群体性事件的治理却始终不尽如人意,文章尝试从善治视阈深刻剖析群体性事件频发的现实和深层次原因,并试图从善治视阈探讨并提出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机制。     

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与参与主体的近代嬗变

中国基层社会的治理模式,自晚清以来就在各种社会力量的推动下发生着剧烈的变动,由此也促使基层权力主体格局在竞相更易的新旧制度演变中此消彼长、渐次递进。从总体上来看,近代以来社会治理模式与基层权力主体的嬗变演进,是经历了从地方权绅-工农群众-参议员-人民代表这样一条清晰的变动格局。与此同时,参与治理的权力主体格局变动,也鲜明地凸显出近代中国的激剧变动在基层社会中的历史映像。不过,回观近代中国的社会治理演进轨迹与基层权力的嬗变,也有值得进一步反思的地方。     

社会治理精细化的框架及其实现

社会治理精细化是一个实践命题,为一种增量治理方式,系针对以往粗放式治理的反思和矫正,它不是要实施颠覆性的改革,而是针对特定问题所展开的精准施策。从公共管理“过程论”的角度,精细化治理的框架可以围绕价值、主体和治理目标三个方面展开：以公民为价值归宿的精细化,目标是构建全民“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以多元主体能动性为导向的精细化,目标是激活“共建”诸主体的发展潜力;而以目标实现程度为参照的精细化,则是为社会治理提供管控的依据。     

拓展网格化管理与创新社区治理机制研究

社会治理创新是我国目前重要的实践与理论课题。实行网格化管理,创新社区治理机制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方面与重要内容。学术界对网格化管理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本文对网格化管理进行分析,把网格化管理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探索提升到社会治理的层面来总结思考,提出了创新社区网格化治理机制建议。     

善治:和谐社会建设视野中的治理伦理

社会治理是由共同目标支持的、社会各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管理活动。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需要通过引入“善治”理念，积极建构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理伦理，从而实现和谐之治。善治理念强调在目的上增进公共利益、满足公众需要，体现“全体人民共同享有”的价值取向；在程序上加强公民与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与合作。治理伦理的生成主要不是靠制定伦理规则，而是靠公民的广泛参与和共同建设，其生成过程的重心在于监督和批评。     

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教育治理的价值、困境及建议

从“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角度看，乡村教育治理的核心在于规范乡村教育治理主体有效参与的制度与程序。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教育治理对于丰富乡村教育发展的制度供给与执行模式、发挥第三方评价和监督乡村教育质量的作用、挖掘乡村教育发展的社会价值蕴含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农村留守儿童教育是乡村教育治理中的典型问题。以农村留守儿童教育治理为实例，分析当前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教育治理存在的现实困境，进而提出有关对策建议：利用大数据平台实现社会力量对乡村教育治理的精准支持；厘清政府与社会在乡村教育治理中的责任；完善政府购买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教育服务的机制；提升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教育治理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