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县政改革与基层治理体制的转型

清末民初湖南县政改革是一个连续的整体。清末的县政治理模式、镇乡行政设置和固有团体改良等制度和设施,为民初县政建设所继承与利用。民初县政建设重在行政组织建设上,发展到议行并立的县政治理格局,体现出近代中国县政民主化改革的最佳态势。建立起“县—镇乡”基层行政体制,使国家行政力量深入基层;改变清代地方行政的“简约治理”传统,建立现代官僚行政组织和机制;在地方公共权力组织与行政官厅之间建立起权力配置、监督制衡机制,构成了此后30多年近代中国县政改革与建设的基本内容。     

中国特色政治制度成长的适应性分析

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形态具有鲜明的"中间"特色与"弹性空间",运用传统比较政治理论是无法解释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制度是在与不断变动着的社会结构的适应性互动中逐步成长起来的,这集中体现为利益结构变迁与宪法制度的进步、阶层结构嬗变与政党制度的完善、组织结构变化与基层民主制度的成长等。政治制度的适应性成长与社会结构变迁形成了一种互强的格局和态势。     

社会基层治理创新何以实现？——基于40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社会基层治理创新对塑造我国社会发展新局面以及为国家发展提供新动能具有重要意义。采用“主体—资源”视角，基于“地方政府—社会力量—资源条件”理论建构，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探索不同组态的社会基层治理创新路径与模式。研究发现：实现社会基层治理创新的必要条件是地方政府对于政绩生产的追求，引起社会基层治理创新的影响因素组合路径模式可概括为控制—适应推进型、嵌入—问题促动型和标准—发展优化型。深刻洞察创新背后的推动因素，为促进和推广社会基层治理创新提出实践启示，叙写中国故事与中国理论。     

震荡与冲突：近代中国社会结构转型探析

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乃是权威—依附模式。鸦片战争以后 ,随着家族中心主义的动摇、阶级的裂变和改组、社会群体的嬗变与激增以及沿海与内地、城市与乡村二元格局的出现 ,近代中国社会结构呈现出从宗法社会到二元结构社会转型的态势。     

城乡比较视角下农村网格化管理审视

网格化管理日益被视为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模式而在越来越多的农村地区实践。从城乡比较的视角看,作为一种最初孕生于城市社会的治理模式,网格化管理与城市社会的高密度空间格局、高频次治理事务的特质相适配。而乡村社会的分散化空间格局、低频次的治理事务,以及乡村基层政府相对灵活高效的部门协同机制,决定了网格化管理模式与乡村社会基础之间的适配错位。网格化管理模式在乡村社会的具体实践诱发大量简单事务和治理对象的私人性事务涌入正式治理体系、基层治理主体的避责式消极应对,整个基层治理体系也由此偏离了简约高效的基本定位。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构建与乡村社会相适配的治理体系,网格化管理在乡村社会的推广应用需要更加审慎。     

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与现代化建设

自近代以来,中国就面临一个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大历史课题,即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国家权力统治向现代社会治理(多元主体共治)转型;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制度的转轨和社会结构的转型,利益的日益多元化和社会多样性,更是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迫切要求。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不仅要完善体制内的社会组织建设,更重要的是将体制外的社会组织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以此为基础将其纳入到体制中来,在法治约束和保障公民权利的基础上建立起公共权力与公民之间制度化、规范化与法治化的良性互动关系。     

新型社会治理格局下地方政府公共关系构建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地方政府是落实党的各项发展政策的主体,也是直面基层社会治理问题的重要单位。新媒体广泛普及、人民政治参与意识的提升、构建智慧型政府等要求对地方政府公共关系提出了挑战。地方政府公共关系构建到我国治理体系的完善,因此,在新型社会治理格局下应该进一步推动增强政府的服务功能,扩大沟通和交流渠道,加强相关舆情管理,调动公众参与,重构地方政府关系,增强基层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效能,为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水平提供保障。     

镇政的现代化:南浔政治结构在近代的演进

南浔政治结构在近代的演进表明了市镇权力结构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之趋势.江南商业性市镇之权力通常由少数强宗巨族所把持.进入近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人向市镇集中,乡村地主中也有不少转向了市镇;而商业的发展与繁荣,则提高了商人在市镇权力结构和社会中的地位.科举制度废除后,南浔又得风气之先,兴办了不少近代新式学校.加上太平天国的兴起打击了江南的旧家世族,也深刻改变了江南市镇的权力结构,为市镇权力的重组创造了新的机会与条件.另外,南浔政治结构在近代的演进也表明了市镇的政治向正规化、规范化发展,市镇本身的日益复杂化使市镇管理中出现了不少新问题、新需要,这样,仅仅依靠保甲制度显然不能适应发展变化着的市镇社会之要求.国家通过一系列的机构设置,变地方权威为国家在基层的政权分支.自清末新政以来,中国乡村明确了以市镇为中心的建制,建立了乡镇行政机构.市镇不仅成为农村传统社区的文化中心,而且开始扮演政治中心的角色.     

国家现代化中政策问题建构主体的演变

在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阶段中,或者说,在不同的社会治理体系中,政策问题的建构主体及其体系、结构等都是不同的。严格说来,公共政策是在近代民主政治的背景下出现的,也只有对于公共政策而言,才有着可以作为科学考察对象的政策问题建构主体。但是,在一般的意义上,近代之前的社会治理过程也经常性地求助于政策,而且也确实制定了各种各样的政策。因此,也存在着政策问题建构过程及其主体。在历史的视野中去考察政策问题建构主体,我们可以发现其历史演进过程,可以通过把握政策问题建构主体的变动与历史发展之间的关系去开拓一种面向未来的视角。历史地看,政策问题建构主体经历了从"特权阶层"到"市民代表"再到"政策问题建构权扩大"等历史演进过程。     

社会治理是系统的社会工程

社会治理是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相互协调共建社会秩序的活动,目标是建构新的治理“主体-体制-机制-机理-环境-架构-过程-秩序”的社会系统结构和运行模式。社会治理作为系统的社会工程活动,其基本内容是从社会系统整体出发,整合社会治理机构;培育社会组织,调整政府与社会关系,形成“政府-社会组织-社会成员”三级衔接的多类型社会治理体系,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模式。社会工程强调从价值、规律、情境出发建构社会模式的方法,为正在建设和发展中的中国社会治理模式提供了方法论支持。     

从总体性动员到嵌合式引领：基层治理视阈下的政党功能调适

党的领导是我国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特点和优势。对建国后政党治理实践的研究发现,基层治理中政党功能呈现出从总体性动员到嵌合式引领的调适。在一体化的总体性支配阶段,政党通过组织整合和政治动员对基层社会进行总体性整合,呈现出“机械整合”的特点。改革以后,面对分化社会的碎片化治理难题,政党以培育治理共同体为目标开展嵌合式引领,借助政治统合机制进行适应性的整合性治理,形成了基层治理创新的政党方案。整体来看,党的基层治理逻辑经历了由碎片化治理向统合型治理、由政治动员向协商引领的逻辑转变。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研究

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既是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层面的具体实践，也是支撑保障农业农村现代化、助力实现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和重要举措，其生成逻辑具有多重向度。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面临着经济基础薄弱、法律制度不健全、农民群体法治意识淡薄、司法资源供给不足等诸多障碍。应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上，以权力规制、权利保障为核心，夯实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制度基础，构建多元化解矛盾纠纷机制，加强农村基层法治人才队伍建设，强化农村基层法治理念培塑，籍以助推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向纵深发展。     

居委会直选与城市基层治理——对2006年上海市居委会直接选举的分析

本文从治理理论出发,分析社会变迁形势下城市基层治理与城市社区构建的内在关系,以及不同基层治理模式所对应的实现途径和社会基础。文章认为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任务之一在于解决基层治理的政治有效性,构建具备自治理能力的现代城市社区。当前的居委会直接选举是一个有益的尝试,通过由政府主导的选举对社区自治组织进行赋权,实现社区权力的让渡和建构,可以较快和较有效地构建以居委会为核心的集中型的基层民主治理网络,减少在国家治理与私人治理之间的隙缝。基于对2006年上海市居委会换届选举的观察和访谈,本文初步总结了在直接选举条件下基层治理格局的有利变化及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并就政府对于居委会直选的引导和管理提出了政策建议。     

新时代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生成逻辑、实践模式与发展路径

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完善基层直接民主制度体系和工作体系,增强城乡社区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实效是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最新要求。群众参与是基层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内容,尤其是当前正值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新时代,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得到日益关注和重视。总结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基础、制度变迁和实践经验,全面分析新时代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特征表现,将新时代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划分为党建引领、群众自主参与、社区民主协商以及基层社会多元融合4种模式,并分述每种模式的内涵、意义和作用。针对当前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制度建设不完善、路径渠道不畅通、信息沟通不充分等问题,以加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为视角,提出通过完善基层社会治理制度体系,健全基层社会治理协同机制,提升群众参与治理能力,增强社区群众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和自我监督实效,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基层社会治理。     

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路径探索——以成都模式为例

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基层党组织和社区治理二者存在制约因素,导致基层党建在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实践中面临功能定位不清晰、资源整合难、机制滞后、居民参与水平低等困境。成都市“一核多元、赋能基层”的发展治理模式突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坚持发展与治理并重,实施精细化治理,推动三治融合,有效破解了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困境。成都模式的启示就是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党建引领目标、依托互动的工作平台、优化党建引领的领域、完善治理制度,最终实现基层党建引领能力与城市社区治理水平的双向提升。     

组织化再造:基层组织能力提升 的制度嵌入机制研究

在基层治理现代化和社会基础弱化的双重背景之下,如何增强农村基层的组织能力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与理论问题。基于"制度-组织"的分析框架,对成都市公共服务资金项目实践过程进行考察发现,制度嵌入是提高基层组织能力的重要途径。通过输入灵活资源、设置规范程序以及再造自治机构等方式,国家可以将外部供给的资源、规则和主体嵌入基层治理体系。灵活性的资源输入可以实现对农民的利益动员,从而激活其参与意识;程序性规则的设置可以实现对农民的行为引导,从而规范其行为表达;自治机构的再造可以实现对农民的广泛吸纳与集体参与,从而均衡农民之间的权责关系。因此,嵌入式的制度介入可以为农民组织化提供内外部条件,从而实现对农民的动员、引导和集体吸纳,进而使农民组织起来成为可能。这表明,制度嵌入是国家推动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基于小波变换的W18Cr4V图像去噪算法研究

管理体制的制度变迁和社区治理机制实践，构成农民集中居住区的组织形态，反映了农民集中居住区治理主体及其权责关系。当前针对农民集中居住后的“村改居”“撤村并居”管理体制改革制度设计，在实践中形成多元化的管理模式。但是，受集中居住安置方式差异的影响，不同管理模式中制度设计遭遇的社区结构有所差异。在农民集中居住区治理事务的刺激下，管理体制以重构权责关系的形式因地制宜形成不同的治理机制，包括属地管理模式、管委会模式与第三方托管模式。农民集中居住区治理机制的权责关系重塑实践，以地域空间为对象形成治理单元再造、治理力量统合、治理事务分流的治理格局，建构起基层政府治理能力。     

乡村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路径构建

乡村治理的效度是衡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程度的重要标尺,事关社会稳定、国家发展和中华民族复兴之大计。以基层政府、村“两委”、乡村精英和普通村民等为代表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是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治本之策。对当前乡村多元主体在合作共治中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加以聚焦,以参与能力提升、共同利益塑造、治理制度建设和治理技术优化四大抓手为举措推进乡村善治进程,成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基本路径。     

基层治理中党建引领力的构成及其提升路径——从基层组织能力视角分析

基层治理中的基层组织能力是其“三阶”能力或“两层”能力的集合。从基层组织能力视角来看,基层治理能力来源于基层组织能力,由各基层组织治理能力整合而成。各基层组织在治理中职责与能力的差异形成了基层治理能力的同心圆结构。其中,基层党组织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方式履行职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能力即基层党建引领力,是基层治理能力的核心,是基层治理中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关键。基于新时代党建六方面要求,基层党建引领力包含六个维度的引领,其功能各异,但相辅相成。为化解当前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面临的问题,各地基层党组织可根据基层党建引领力评估指标的设计指南,因地制宜制定具体评估指标体系,重点推进、协同推进、整体推进,提升基层党建引领力,从而促进基层治理能力的提高,将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成基层治理效能。     

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基层治理困境及出路探讨

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不仅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着公共权力作为唯一的治理空间塑造力量的局面。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基层社会的开放性进一步加强,增强基层治理能力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面对基层治理面临的困境与挑战,加快基层治理转型与变革,构建现代化的基层治理机制与路径,是解决困境、应对挑战,促进基层治理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