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正义的实现:从“排斥冶走向“包容性政策冶

我国社会政策经历过一个建构与重构的过程,但排斥性是一以贯之的主基调.随着人类从工业社会逐步迈入后工业社会,基于差异承认与平等实现而形成的二维正义观登场.而现行社会政策既无法体现对差异的尊重,也无法保证平等实现,从而呈现出对正义的偏离.只有建立起包容性社会政策,尊重个体差异,同时保证多元主体享有共同福利的机会和水平,才能实现正义.     

从政策问题建构权看社会治理体系的演变

近代以来,社会治理体系的发展可以在政策问题建构权的转移过程中加以认识,在三权分立的框架中,政策问题建构权掌握在立法部门。立法部门从事政策问题建构和制定政策,行政部门只负责政策执行。19世纪的"党争"破坏了三权分立的政体框架,以至于在民主政体的重建中发展出政治—行政二分原则,使行政被当作一个相对独立的部门来加以建构,并规定政治部门是决策部门,掌握政策问题建构权,而行政部门则是执行部门。随着行政部门的发展以及社会问题的复杂化,出现了政策问题建构权向行政部门转移的趋势,并形成了"行政国家"。其中,"新政"时期是行政部门攫取政策问题建构权最为关键的阶段,自此,行政部门独大的局面一直没有改变。伴随着这一现象的发生,出现了民主政治的衰落和宪政体制的解体。     

代议制形成中的政策问题建构权

在代议制生成的过程中,政策问题建构主体经历了与代议制框架相适应的重建过程。但是,代议制使政策问题建构出现了双重分化:第一,代议制赖以建立的代表与被代表关系造成了政策建构主体的分化,虽然公民还是政策问题建构权的拥有者,但是,当公民转化为被代表者的时候,实际上是把政策问题建构权委托给了他们所选举的代表了。第二,代表从选民那里获取的政策问题建构权在进入议会的时候,是以提案权的形式出现的,表现出了与立法权的不同,从而在政策问题建构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权力。由于政策问题建构中出现了这两重分化,引发了政策问题建构权的异化,也同时开始走向与启蒙时期民主理想背离的方向。     

论当代地方政策移植:内涵、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政策移植是在一定政策环境下产生的政策知识、价值、理念向另一政策环境迁移并使其产生效用的过程。地方政策移植的行为主体是地方政府,其所主导的政策移植活动包括地方→地方、国家→地方、区域组织→地方或者国际性组织→地方的政策要素的流动与移植。当代中国政策供给的不均衡、地方政策供给能力的局限性、后发优势所产生的巨大政策需求与政策吸纳性以及地区之间合作与竞争的日益拓展,都使得地方政策移植成为地方政策供给的重要途径。公共政策自身的特性以及我国转型时期地方的各种现实条件,使地方政策移植具备充分的可行性。     

培养良好习惯 提高个体素质

学习过程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培养良好的习惯。培养良好习惯提高个体素质要正面引导讲明道理 ,创造机会强化训练 ,树立榜样模仿学习 ,严格要求督促检查 ,组织活动锻炼意志 ,讲究方法因材施教 ,家校合作共同培养。     

任务型组织的合法性分析

当人类从工业社会走向后工业社会,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环境更为复杂多变,对以官僚制组织为代表的常规组织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任务型组织便是对这一挑战的回应。组织合法性指关于一个组织的结构被认可的程度,对于一个组织的存在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组织合法性可以从组织文化、组织制度与组织绩效三个维度来衡量,任务型组织在后工业社会具有合法性基础,但其合法性存在也面临着一些挑战,需要进一步对其理论与实践加以完善。     

论政府危机管理中的公共政策制定

在全球化进程中,危机管理是各国政府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鉴于政府的行政管理活动大多由公共政策来推动,所以就有必要研究危机管理中公共政策的制定。作者界定了危机和危机管理及其特性,分析了处理危机时现行政策制定系统的不足,探讨了危机状态下政策制定系统的优化。     

危机管理中政策滞后分析

完善危机管理中政策需求的输入机制;提高危机管理中政策供给能力;逐渐实现政策系统的开放化与民主化;非正式制度的创新对于矫正政策滞后具有重要意义,要注重培育风险社会中积极合作的非正式制度。